王文兴《家变》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王文兴，福建省福州市人。1939年生。他入学较晚，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他从高中三年级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曾在亚洲杂志举办的学生组小说比赛中得到第三名。台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1960年和同班同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早期的《现代文学》编辑事务多由他负责。台湾大学毕业后，他去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从事研究，并获硕士学位。返回台湾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并担任中文系的课程。他专心教书和写作，极少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但1978年台湾乡土文学大论战时，他却多次表态，对台湾的乡土文学持否定态度。他的作品不多，但大都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主人公或为背景，以儿童的悲伤和恐惧刻画人生。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题是：命运。著有短篇小说集《龙天楼》、《玩具手枪》，长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
　　内容概要故事是讲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一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这个老人是范晔的父亲范闽贤，因不堪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在自己晚年时所加的诸般虐待而离家出走的。范晔在报上登了寻人广告，两年后他父亲仍没回来。故事情节在两条依年代顺序发展的平行线上进行：一条是现在，以英文字母分段，叙述父亲之离家出走，主人公范晔的寻父经过；一条是过去，以阿拉伯数字编排，叙述范晔的成长过程。在这两条以父亲出走为衔接点，分别在不同时空向前发展的平行线之间，不断出现的寻父启事，有如诗歌中的重复句，作为连接两条叙述线的转折，推动了故事的进展。启事刊登的频繁性，也与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从以数字为序的情节线上，我们得知，父亲范闽贤原来是来自厦门的大陆去台人员。主人公范晔的祖父曾任清朝巡抚，叔祖是福建道台，外祖也做过广东知县，父亲还去法国留过学；他们是这代才从福州迁居到厦门的。主人公范晔的童年便是在厦门度过的。从学龄前的5岁写到上小学，也写尽了父母对他的钟爱。后来，他随父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渡海去了台湾。他们开始住在南部，但他父亲混得并不怎么好，于是又去台北找他的老首长谋差，于是他们全家又搬到了台北。他父亲在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他原先任秘书，后却降为辅导，工资平空降低两百多元，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愈来愈差，入不敷出，靠借贷度日。他逐渐长大后，对自家家境的贫穷，很感到羞耻，他都不好意思请自己的朋友到家中来。即使他们来找他，他也都把他们阻拦在墙外谈话，不让他们进屋。他也憎恶他家周遭的环境，为此，他不肯去公用自来水龙头那里去给家中运水。他对自身贫穷的耻辱感还胜过于他对父母的孝心，宁可叫父母二老去运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家用的是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以及他家没有浴室，只能在厨房用大盆洗澡，而且他的父母在冬季很少洗澡，也使他不堪忍受。一日，他的父亲兴奋地回来对家人说，他偶然见到一个大陆时期的老朋友陈伯启，陈伯启说他认识一个华侨，最近要来台湾做生意，要他在台湾当经理，目下他正寻觅人手帮忙，问他父亲愿不愿意帮他忙，每月薪金最少也有三千元。全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尤其是范晔，他梦想从此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贫穷的家境。他为此骑车走在街上都心旷神怡，觉得天空比平常蓝，云朵也比平常更白。他甚至比他父亲还要急，每隔些时日便催他父亲去一次陈伯启处。但他父亲每次回来都有推词。有一天，他父亲突然接到一封素白丧帖。原来那陈伯启突然患心脏病逝世了。范晔的父亲去参加陈伯启的葬礼，还从微薄的薪金中拿出二百元作为奠金。经过这一次的波折起伏之后，范晔就改以卑夷的眼光去看他父亲。范晔的同父异母哥哥终于要结婚了。他回家来，要求父亲给他主持婚礼，因为女家不答应对方家长不同意的婚事。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哥哥宣称：父亲不同意，是因为对方是台湾本省人，曾经做过酒家女，云云。但哥哥指摘父亲偏狭的地域观念顽固、腐朽、荒谬，远不如对方台湾人；她做酒女完全是为了帮助生病的父亲，她不惜牺牲自己养活别人，比起他父亲滥意破坏儿子的终身幸福，也比不上她。父亲认为儿子是“反了”，哥哥抓起墙上挂的一把铁鎯头，挥划着说：“父都不贤，难怪子不孝嘞！”眼看一幕溅血弑父惨剧就要发生，在母亲高声喝喊之后，哥哥才把铁鎯掷下，离开了家。事后，范晔对父亲说：“假定那时二哥要真地动手的话，那我就一定拿刀子刺了他。”范晔19岁时考取了大学的历史系。范晔蓦然发现他父亲原来是个个子奇矮的矮个子，并且他一生以来首次查觉他的父亲原来是个拐了只脚的残疾人。他惊讶于自己竟然这么久没有发现。他还发现他的两个双亲许多过失和缺点。他甚至怀疑过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生下的。因为许多人都说他长得不像他们。不久，他的父亲忽然被单位的某一个人告密了，那人控告他一年来虚报一名三轮车夫的名额，侵吞了这个三轮车夫的饷额。他父亲很不善于处理这件事。范晔出面帮助父亲处理，到头来还是被父亲搞砸了。父亲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对他们一家的经济影响很大。幸好范晔这时已经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业余还搞些翻译和写些稿，以贴补家用。自从父亲退休以后，父子更加多了在家相聚的时间，也因此使范晔更加看见他父亲的种种可恼、可憎、可恨复可笑的言谈举止。这时，范晔又发现父亲许多不可原谅的生活习惯，两代人的消费观念也相差甚远。范晔买来一台电扇，父亲却舍不得用，怕费电。他独自读书时，父亲经常发出各种声音侵害他。父亲还经常说谎，平日喜欢夸大，做势扮演的戏剧化。父子两人互相扭打成一团。父亲甚至亮出来雪亮的小刀，并掼过一只酒瓶，正好砸中击碎在他的脸上。父亲说：“我生了你，养了你，我就有权可以毁掉你。”警方闻讯赶来，警察没有发现什么，随即离去。范晔则抓起地上那把钢刀，向他父亲刺去。父亲沥血闯起来狂奔。一天晚上，在他和父亲争吵完了之后，却在日记上愤怒地写道：“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的一种组织！为什么要有家庭制？这个制度最初到底是谁无端端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每当宁静的夜晚，他有时又感到极度的懊悔，自己实实对不起父亲，他对待父亲未免太凶暴了一点。他反问自己：我自己真地不爱我的父亲吗？我其实是于心里面深深地爱着他的。如此想着时，他感到轻松，便会安详甘美地落入梦乡。这一天，父亲过生日，由于父亲在饭桌上有些不雅的表现，范晔便申斥父亲，甚而不顾母亲说情而喝令父亲不许吃饭：“你马上给我下去！”又有一次，他父亲给他一位侨居美国的远房姑姑偷偷写信诉苦，向人家要钱，那位几十年与他家没有联系的远房姑姑居然汇一笔钱来。范晔认为父亲犯了大错给他家丢人了。于是，他严严地、重重地惩罚了父亲：禁闭三天。接着，父亲偶感风寒，病了几天。又过了没两天，父亲就神秘地，任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离开家门出走了。时间过去了两年，父亲仍然没有回来。关于继续寻找父亲的安排和计划，范晔也几乎可以说都要忘记掉了。现在，家中只有母亲和他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仿佛比过去还要愉快一些。
　　作品鉴赏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写了7年之久。1972年在《中外文学》发表之后，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情节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在台湾文坛立即引起轰动，为这部作品，开了多次座谈会、发表过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本书主人公范晔和他父亲之间的问题，绝非恋母恨父的心理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代沟”问题，而是真实地反映了60年代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的一个缩影。旅居美国的一位台湾评论家认为：“王文兴的《家变》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崩溃的象征，礼运大同理想的破灭。‘固有文化’若能维系人心，就不可能有范晔式的家变出现。因为即使他对这位养育他长大成人的老人深恶痛绝，他也该想到这是他的父亲，五伦之一。王文兴面对人心真相之勇气，为二十年来台湾文学之仅见。这种‘真相’，生活在我们这个仍在表面上讲究传统道德的社会的人，是不敢也不忍迫视的。台湾和香港相信有不少做儿子的，在他们的浮光掠影中，也许会有过范晔的想法，但未必敢有他的做法。《家变》使我们害怕，不敢一读再读，理由可能是这本书揭发了不少做人儿子的连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隐私。《家变》的内容既是离经叛道，那么文字之乖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写喜剧有喜剧的文字，抒情有抒情的文字，讽刺小说有讽刺小说的文字。王文兴处理一个令人看了会感到不快的题材，因此他创造了一种与此配合得令人看了不起快感之文字。《家变》文字读来有点诘屈赘牙，如果我猜想得不错，可能是这个题目，连王文兴写起来都觉得有点寒心，因此嗫嚅起来。”（刘绍铭：《十年来台湾小说》）在台湾，有人说：“我认为《家变》在文字之创新，临即感之强劲，人情刻画之真实，细节抉择之精审，笔触之细腻含蓄等方面，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小说少数的杰作之一。总而言之，最后一句话：《家变》，就是‘真’。”（颜元叔：《苦读细品谈《家变》）台湾另一位作家认为：“如果说读《家变》不习惯，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读者应该试着去习惯王文兴，而不应该要求王文兴来习惯读者。”（朱西宁：在《家变》座谈会上的发言》）欧阳子在《论〈家变〉之结构形式与文字句法》中则说：“王文兴重组范晔童年时，很成功地钻入幼童之意识逼真动人，使读者隐约忆起早已忘怀、但确曾有过的某些类似之童年经验。”台湾著名诗人罗门也说：“采取近乎电影的写实镜头，灵活，精致，而真挚，有时更美得迷人，且能引起那种潜向内心的感动结构形态新颖，精巧，优美，《家变》确是一部对现代美学与现代精神有所探索与发现的小说。”（在《家变》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旅美的著名台湾小说家张系国说：“这一部小说在我自己感觉中有其象征的价值，写出年青一代对老一辈的心理变化，较同类型的小说来得深刻得多”。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文学。两岸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对汉语的运用能具有开拓性的创新，都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王文兴在《家变》中对汉语语言文字的创造性的运用，应给予鼓励，也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