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造反世家》原文及鉴赏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嵇康，说：“他的态度是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我当年初读时，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一段空对空的问答，会成为杀身的祸根呢？
　　经过多年的阅历，再翻读史书原文，才有所领悟。《晋书嵇康传》是这样说的：“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如故。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谮于文帝（司马昭），杀之。”这就可以看出，钟会那次“造焉”，不是一般的访问，是有“故”的，是有意去摸摸嵇康的思想情况，了解“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的。这一段对话，其实也不是空泛的隽语，如果译成白话，大概是：“你听到过什么有关我的流言了，你查看出了什么没有？”答话是：“我是听到一些流言来的，该了解的我都了解了。”针锋相对，彼此切齿之声可闻。那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钟会这个人，是造反世家。他父亲钟繇，是有名的书法家，因为忠于曹操，帮曹丕造了汉朝的反，被封为太傅。钟会成为“贵公子”，也很有“才华”，“文武兼资”。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他和邓艾一起带兵去伐蜀，实际是受了司马昭的密旨，暗中监视邓艾的。等到邓艾打入成都，活捉了刘阿斗，他就诬告邓艾谋反，把邓杀害了。可见，他已是司马氏造反的心腹英雄了。
　　而且，他还是一位专门做“思想工作”的能手。《晋书阮籍传》里有一段说：“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以看出他是常常找人谈话的，而且往往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回答的话，不论“可”“否”，他都可以“致之罪”。“否”，不赞成，有保留意见，自然是异己分子；“可”，赞成、拥护，也可说你是别有用心，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一样可以“致之罪”。被访的人，反正逃不出他预设的罗网。
　　好在阮籍这个人，“口不臧否人物”，而且一醉几天不醒，因而获免了。你刚想问他什么，他已呼呼大睡，不省人事了。
　　在邓艾被冤死的次年，钟会就因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又想造司马氏的反，因而被诛杀了。可见这类“可爱”的人，立场并不是那么坚定的。
　　（1982年第3期《民主与法制》）
　　赏析十年浩劫带给徐老的创伤实在太深了。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没有特殊感受的人，便听不出嵇康、钟会对话中的切齿之声，也就写不出《造反世家》这样的杂文。
　　首先勾勒形象，使这篇佳作具有生动感人，发人深思的艺术概括力。造反世家钟会，有才华，“文武兼备”，自然和那些粗莽的、只知大打出手的造反派不同。你看，他去摸嵇康的“思想情况”，窥探“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也是那么文诌诌的，“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他曾暗中监视邓艾，但致邓艾死地绝不亲自出马，而是暗中诬告，借刀杀人；他预织罗网，给阮籍做“思想工作”采取的是“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的阴谋手段；最后，野心不足蛇吞象，落了个被诛杀的下场。作者一笔一笔，将个“文明”造反派的形象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跟整人的造反派相映衬的是，另一种正直的、挨整的知识分子形象。嵇康面对钟会的监察，取的是嗤之以鼻、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而阮籍则以佯装酣醉、“口不臧否人物”相应付。所有这些形象，虽然“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给读者的印象是清晰的。这种寓理于象，寓理于情的手法，不仅意趣横生，而且说理深刻。
　　再者，这篇杂文还具有时新性。写杂文经常要运用历史故实，但有的却一味老生常谈，不断的炒冷饭，时新性不强，不可取；有的程式化，刻板化，先取一段历史故事，再联系一下现实，最后发几句议论，虽然时新性有，但未免太直太露，让人一览无余，也不够味。在这方面，徐老确是行家里手。《造反世家》全篇谈的都是历史故实，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字里行间都是在写现实。钟会的行径，和“十年浩劫”中某些造反派的伎俩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有多少人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而监视起来；多少人陷入他们预设的“思想工作”的罗网而遭罪；又有多少人被诬为叛徒、特务而致死呢！上面说过，徐老的老辣之处就在于谈现实不是直接叙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历史故实的咀嚼而体味出来的，这便有了一种回甘的余味，愈嚼便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