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祖籍山东，1953年生于南京一个军人家庭，不久随家迁居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当农工，不久又到湖南当兵，1971年退伍回到北京在医院里当了5年护士，以后又当专职共青团干部。“文革”动乱结束后，升学和创作这两个愿望深深地吸引着她，同时刚开始不久的婚姻生活遇到了危机，最后她不得不与丈夫分离。这一生活波折对她以后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加强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意志和毅力，而且渗入到她的作品的题材、主题、氛围中。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考取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其间发表了《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而蜚声文坛，同时也成为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并一度影响到她的毕业分配和作品的发表及出版。1984年她与桑晔合作开始了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的创作，1985年初同时在五个文学期刊推出，她再次成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这部作品使她在国外赢得了很大的文学声誉，外文译本多达8种。而且，自《北京人》问世后，中国文坛逐渐兴起了有增无减的纪实文学热。1985年她被分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导演，依然致力于小说和散文创作。《北京人》前后的创作曾一度打破自我感受的直接表露和抒发，在选择主题和表现题材上采取将自身置于作品之外的创作方法，但不久又推出像中篇小说《这次你演哪一半》（1988年）这样刻画女性自身矛盾心理和追寻生存方式的作品。1988年10月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当访问学者，其中有一时期在佐治亚大学学习和写作。
　　内容概要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曾到边远地区插队和劳动，受了不少磨难。“他”一度在车站卖苦力，扛大件，做过“无业游民”；“她”也曾干过许多繁重的农活，当过工人。1976年以后，他们回到了城市，并结了婚。“他”希望“她”是个温顺、体贴的妻子，然而“她”却难以“驯化”，既要练习写作，又想升学继续读书，因此夫妇间不断发生争执和不快。婚后一年“她”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为了能专心上学她独自决定做了人工流产，导致了丈夫出走，夫妻分居。他们在一次次争执之后到街道办事处登记离婚。“他”是一个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画家，曾为养家糊口，为找到一个得以为社会贡献自己才能的位置，历尽坎坷，饱尝辛酸，即使后来小有名气，但为维持“生活位置”，也仍不得不继续以沉重的生活作为代价。“他”整天奔波于调京工作、出版画册、不失时机地画出各种迎合艺术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画。“她”常常在夫妇发生争执后、自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感叹丈夫对自己的爱太少，然而又不愿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型的贤妻。“她”与“他”一样，面临着事业成败的挑战，在这种疲惫紧张的境遇里“她”又与“他”一样时常会在内心升起对爱情的渴望。他们是在云南坝子的竹楼里相识并相爱的，“她”由朋友乔亚光引着去看“他”的画，乔亚光那时已在省级报刊发表小说，“她”每篇都读，只觉得他能发表很不错。而在“他”的画里“她”却尝到了一种挑战的意味，“她”被吸引住了。“她”马上要到电影学院上学了，当“她”告别旧居时前来送“她”的不是自己的丈夫，倒是“能体贴人”的乔亚光。此时“他”正在出版社主编楚风之家中“聊画”，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应”楚风之与“他”不仅在画的鉴赏方面颇具共识，而且很欣赏“他”的画。当“他”顺利而归时，忽然发现这是一个中秋节，心中顿时涌出无限的孤独，往昔小家庭生活似乎是一种束缚，可眼下却觉得这种束缚也是一种需要似的。“他”在商店里买完月饼出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扣，与人打了一架，月饼也散落了。“他”走进剧场后台去看来京演出的、往昔的女友文倩，然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妻子，“她”在事业上与自己的沟通。于是，“他”又不由自主地来到电影学院“她”的宿舍里，“她”心中顿生暖意。可当听说“他”为自己画册要“她”帮着弄一份文字时，“她”又深感失望，他们不欢而散。“她”觉得他们之间实在是无法挽回了，倒是独自一人能想清许多事情，反省自己，于是“她”写下自己所想到的，“她”坦率地说出自己常常会有一股无着落的惶恐感，也许这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变态心理。”最后，“她”想到“他”要忙自己的事，不会有工夫来理解这些，便没将此给“他”看。一个清晨，“他”来到动物园狮虎山写生，遇到了一只新近放进来的孟加拉虎，“他”劲头十足地画下了一叠写生。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出版社，不料得到消息，出版社将压缩出版计划，“他”的画册也在压缩之列。他当机立断准备拿出自己画得最出色的虎送楚风之。游手好闲的楚风之女儿、爱慕“他”的楚云云来找“他”，俩人谈得全然不投机，一气之下“他”将那张画撕了。又是一阵奔波，总算将画册的印刷日期定下来了，然后又立即启程去西双版纳写生。乔光亚得知“她”将离婚很是关心，然而当“她”发现亚光眼中流露出职业性兴趣的眼光时，便消失了倾吐自己痛苦的愿望，反过来“她”问了亚光与他“小朋友”的摩擦。亚光抱怨他的“小朋友”经常为一些无缘无故的事与他闹别扭，这使“她”想起自己新婚时第一次闹别扭的微小原因只是想让“他”亲自己一下。“她”想起这些不足挂齿的事现在已积累成夫妇间深厚的隔阂不由得十分自悔。然而乔亚光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她”自己曾向“他”工作的单位了解“他”的表现，人们反映说“他”不择手段，作风不好，闹离婚，与别的女人来往等等。“她”立即赶到出版社，找编辑和楚风之为“他”申辩，又赶到车站为“他”送行并予以告诫，“他”因为“她”对自己的事大加干涉而愤慨，他们再次不欢而散。“他”到西双版纳后跟着一帮哈尼族猎手进入丛林追踪孟加拉虎，在大雨倾倒的山涧不慎摔伤。“她”听说后焦急地赶往医院，而“他”却头缠绷带在宿舍里起草画册的前言，“他”见了“她”极冷淡，“她”却放声大哭。“她”开始帮助“他”起草前言，“她”被“他”心中的虎吸引了、感动了。“他”告诉“她”，虎本来是不见得都吃人的，除了受伤的或年老的虎，当虎不能正常猎食其它野兽时只能铤而走险，攻击的结果往往使虎发现，猎人比猎食别的动物更容易。“谈虎色变”的人们是把改变了它的天性的虎作为虎的整个象征。“他”喜欢画孟加拉虎是因为孟加拉虎在大自然中有强劲的对手，为了应付对手它不能不变得更加机警、灵活、勇敢和残忍，从上世纪末以来，它狩猎一直居于世界狩猎运动中的王座。夫妇俩在谈虎中找到了许多共同的感受以及温情、依恋，“她”用自己“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理解了“他”。“他”向出版社交出了自己的画稿，满心轻松地来到冬日温暖的大街上，想起曾经向妻子许愿外出游玩，决定在这凛冽的冬末“去寻找一片绿叶”。不料，此时街道办事处来通知要他们去办离婚手续，尽管他们各自心中都很复杂、犹豫，但表面上都做出顺其自然的姿态。小说在他们去办理手续之前到餐馆吃饭时戛然而止，意味深长。
　　作品鉴赏这部小说的社会心理内容极其丰富，它在很多敏感的弦索上拨响了读者心灵的颤鸣，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承受着旧和新的社会心理压力、经历着爱情和婚姻迷惘的现代女性要求理解的呼唤。这迫切和惶惑的呼唤激动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小说题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可以说是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进发出的呼唤，这是聚集了小说内在意蕴的一个思想焦点，也是作者对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解释：在现存的生存环境中女人和男人面临的社会压力是一样的，面对的是同一个生存竞争的世界。女主人公是一个在婚姻和爱情生活中得而复失的女性。她有不屈不挠的进取心，还有一份对自己与男性处于“同一地平线上”的生存处境的清醒和透彻。她不愿俯从丈夫的要求，她也要独立地闯世界，她也要从这同一地平线上飞向辽阔的苍穹。就这样，两人的性格冲突和彼此各自的内心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劳燕分飞。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一呼喊开始于她对丈夫讥讽和轻视她的事业心的一种怨恨，尔后却发展为她对丈夫所作所为的一种体谅。虽然男女主人公最后走向离异，然而在互相了解彼此的处境苦恼方面，两颗心却靠近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曾被评论界誉为“以一种逼人的气势、百折不回的韧性、与众不同的行操和心理，奏着苦斗着独特的乐章，给读者心灵以如此剧烈的振荡。”作品中回旋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低吟浅唱，融贯着严肃的自我审察、剖析乃至苦斗中的心灵悸动。作者不是孤立地赞美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奋斗精神，而是把人物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内心矛盾之中去表现，因而显得很真实而丰富，产生了荡气回肠的感染力。这篇小说侧重于人物的主观感受和心理跨度，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袒露出他们最隐秘和细微的部分，按照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进行结构，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心理轨迹的穿插和组合构成，达到了两心呼应、默契却又矛盾、冲突的效应。这部小说刺激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是它所表达的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念。这不但表现在男主人公的形象上，而且也表现在整部小说的生活氛围里。作品发表时，文艺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还处于社会价值、人生价值观念大变动的前夜，对人的种种美好的想象和设计，对人的强烈鲜明的善恶判断，还支配着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人们还不太习惯面对人的现实，不习惯用对人性的理解来补充甚至代替对人性的伦理判断，因此小说那种直率而强悍的对现代人处境和心态的描写，就变得惊世骇俗、不可想象了。刘俊民《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得与失》一文认为，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用细腻而生动的篇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自私、冷酷，像孟加拉虎一样只有兽性、不通人性的个人奋斗狂“他”！朱晶《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一文认为，这部作品孤立地强调个人苦斗决定一切，赤裸裸地宣扬主人公的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唐挚《是强者还是懦夫》一文认为，小说在总体构思上倾向性是有缺憾，存在某种思想上的混乱。作品以个人主义利害为指归的思想倾向，使作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当前社会作了非常主观而荒谬的评断。总之，有不少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思想倾向”有“严重失误”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文章赞扬这部小说。关于这部小说的激烈争论，几乎都置小说女主人公要求被理解的女性呼吁于不顾，而固执地在男主人公形象的道德评价上做文章。那场讨论几乎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生价值观念的论战。小说的客观价值已超越了婚姻和爱情的范围，它成了一部最早触及中国社会心理面貌、人生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