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金河原名徐鸿章，汉族。1943年3月23日生于内蒙古敖汉旗南部山区农村。自幼家境贫寒，1955年高小毕业回乡务农。1957年到敖汉旗新惠中学读书。1963年中学毕业，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读大学期间怀着善良的愿望参加“文革”，却被视作“保守派”受到攻击。1968年12月大学毕业，穿上军装到部队接受“再教育”。1970年3月分配到赤峰市做新闻报导工作。1971年开始学习小说创作，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被派到当时的赤峰市医院，任院长、党支部书记。1978年调到辽宁省作家协会，任《鸭绿江》文学月刊小说编辑。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重逢》引起广泛讨论，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历史之章》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短篇小说《不仅仅是留恋》、《打鱼的和钓鱼的》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有小说集《金河短篇小说选》、《不仅仅是留恋》、《白色的诱惑》等。他的作品往往能把积极干预生活、深刻的思想性、对社会心理内容的广泛揭示和完整的艺术世界有机地统一起来。
　　内容概要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预审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清查打、砸、抢分子运动中，为了抓几个典型案例，地委副书记朱春信亲自到公安局参加对犯罪分子的预审。预审科李科长递过一本案卷，案卷提要中介绍了罪犯叶辉的犯罪事实：“叶辉，男，28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在1967年9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李科长告诉朱春信，叶辉本是北宁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后来下乡，1972年被招工来到地区发电厂。朱春信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1967年他正在北宁市被群众揪斗。叶辉被带上来了。这是个健壮又漂亮的小伙子，戴着手铐，却自信地微笑着。虽然他不承认自己用过其他名字，但朱春信还是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叶卫革，并不由得回忆起10年前的一段经历。1967年秋天，北宁市的群众组织分化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叫“东方红”总部，一派叫“红联”总部。《人民日报》号召领导干部不要做革命运动的旁观者，要站出来亮相。身为北宁市委副书记的朱春信在分析了两派的观点、力量和社会影响等因素之后，宣布站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一边。这样一来他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同时也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了更猛烈的打倒声和更残酷的揪斗。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和犯人一样惶惶不可终日。9月的一个夜晚，经过辗转迁徙，他悄悄住进一座办公楼二楼背街一面的一间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凤翔陪着他。“东方红”指挥总部派三支队的10多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来保卫他，支队长就是叶卫革。朱春信担心他们人少敌不住“红联”那么多人，叶卫革说只要有三支队在，朱春信的安全就不成问题，有了紧急情况总部还会派人来支援。他宣誓一样对朱春信说：“您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天亮的时候，掌握了朱春信行踪的“红联”队伍包围了办公楼，与叶卫革的三支队开始了武斗。看到已经出现的流血场面，朱春信心中充满矛盾和痛苦。但想起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又坚定了决心。贪生怕死的林凤翔已经独自溜走，他走出房间到走廊里给三支队的红卫兵递砖头。从楼梯进攻的人刚被打退，朱春信发现楼后面有人攀着梯子往上爬，不由得惊叫起来。叶卫革握着长矛提着三块砖头冲进房间。“红联”的一位叫石志红的学生已站到窗台上，投匕首伤了叶卫革的头。叶卫革用长矛还击，刺中石志红的肩膀，石志红摔了下去，叶卫革又往窗外扔了几块砖头。这时“东方红”大队赶到，“红联”仓惶撤走。朱春信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李科长告诉他审讯已结束，叶辉对犯罪事实基本承认，但不愿说出他保护过的那位领导的名字，不承认自己是追随“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朱春信坐着汽车回到家里，心烦意乱。革命小将、恩人、罪犯、领导干部、法律许多奇怪的概念浮现在他的脑海。他品味着10年之后与叶卫革重逢的含意，考虑自己应采取的态度，午饭也没吃就躺到了床上。这时专程从北宁市赶来的叶辉妈妈登门求见。这位快到退休年龄的朴实女工讲了儿子的往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叶辉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反对同学们揪校长、斗老师，被看作是“保皇派”赶出串连队伍。他自己偷偷去了北京，回来后说是受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大最大的教育。他把过去得到的“三好学生”奖状全撕了，发誓不再当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又组织起战斗队。朱春信听着，觉得自己的良心正在被告席上接受审讯。最后叶辉妈妈告诉他，叶辉父亲3年前去世了，叶辉结婚不到1年，媳妇快要生孩子了。她听儿子说起过朱春信，所以特地来反映一点情况，证明儿子本质是好的。朱春信一听，额角上冒出汗来。他本以为在上午的审讯中叶辉没认出他，没想到叶辉什么都记得。下午，朱春信心情沉重地来到地区公安局，和叶辉单独交谈。叶辉仍然自信地微笑着，他告诉朱春信，那次武斗受伤由于治疗不及时，他差点死掉，养了几个月的病之后两派联合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朱春信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少人，包括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但叶辉打断了他的话，说：“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朱春信表示愿意站出来承担1967年9月那场武斗的责任，但叶辉坦然地说：“承担不承担随您的便，反正我要承担我的罪责。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确实犯了罪。这种处罚是我长知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对您，我有批评，但也有喜欢：您能够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您是诚实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听了这些话，朱春信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问叶辉上午为什么不承认用过别的名字，叶辉说：“‘叶卫革’这个名字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愿改的，这是一个幼稚和耻辱的标记，我愿永远抛弃它！”这时公安局领导和李科长走进来，请朱春信到会客室休息。李科长命令看守“把罪犯带下去”，“罪犯”两个字使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脸色煞白。
　　作品鉴赏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创作和发表的特殊背景“伤痕文学”的兴起。那时，“文革”结束和“四人帮”被打倒时间不长，人们刚刚从十年动乱的恶梦中醒来，许多取材于十年动乱中个人悲惨遭遇的作品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式：造反分子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四人帮”被打倒后，邪恶受审判，正义得到申张，老干部扬眉吐气，回到领导岗位。毫无疑问，这个模式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与合理性。一方面，它真实地概括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现象。另一方面，长期遭受压抑和摧残的人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与痛苦，唤回自己的尊严。“伤痕文学”的兴起是人们肯定自我、回到自我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文学中也显然流露出一种简单化、非理性的倾向：造反派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而被迫害者绝对正确。受迫害甚至成了一种光荣的标记。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它容易使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认识流于简单化和主观主义，使控诉者仅仅满足于控诉别人而失去对自我进行全面认识的自觉性。这又是人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而《重逢》正反此道而行之。它表现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共同表现的那种生活，但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给当时的文坛以有力的冲击。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老干部朱春信，还是造反派叶辉，都有其两面性：朱春信在“文革”中曾经受迫害，但也曾不自觉地站出来亮相，给“小将”们递砖头，客观上加剧了当时的混乱；叶辉曾积极参与武斗，但他本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参加“文革”是怀着“不愿看到党和国家变修”的善良愿望。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物不仅能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反省。朱春信并没有一味控诉别人，或者沉浸在曾经受迫害的“光荣”之中，相反，他虽然被“解放”了，坐到了审判席上，但他心中仍然有矛盾和痛苦。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犯过错误，愿意站出来承担1967年9月那场武斗的责任。叶辉受到了审判，但并没有只为自己辩解，而是愿意接受处罚，并要把这处罚作为长知识的代价。《重逢》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肯定了认识生活与历史的科学态度，而且提供了一种具有哲学意识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是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因此它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将永远有意义特别是对于那种具有传统性和民族性、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来说。作者在当时举国上下声讨造反派的情况下能这样写，一方面体现了他认识生活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同时也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从艺术上看这篇小说也很成功。首先是构思的巧妙：把富于戏剧性而又意味深长的“重逢”作为故事的主体。10年前朱春信和叶辉并肩战斗，而10年之后，他们一个成了庄严的审判者，另一个戴着手铐接受审判，同一件事对于两个人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这种构思一方面强化了朱春信和叶辉不同命运的对比，引起人们的思索，另一方面又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扩大了小说的容量，在有限的篇幅内把10年前的故事和10年后的故事交织起来叙述。其次是叙事角度的独特。这集中体现在对叶辉故事的叙述上。作家不是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从“全知”角度（即作家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无所不知）来叙述，而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或“道具”来叙述：通过案卷“提要”对叶辉的案情作简要介绍；通过朱春信的回忆写10年前的那场武斗，再通过李科长的审讯叙述武斗中人员伤亡的真实情况，最后通过叶辉妈妈的口叙述叶辉如何由好学生变成造反派。在这种叙述中，作家本人已经隐去了。按叙述学的观点，这都属于“次知”角度的叙述。这种叙述角度一方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一方面使故事被呈现出来的过程富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