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毙十与天罡”琐谈周作人》原文及鉴赏

　　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是济南“第一师范”的一个初级学生。学校负责人王祝晨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我们的学校，也就成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同学们自己办了“书报介绍社”，里边的图书就是拿到目前的市场上，还有被“没收”的可能。许多新杂志，几乎是人各一份，而周作人办的《语丝》，是我们黑夜里的明星，给我们以反抗的动力与勇气。那时候，整个北方在军阀的淫威下，刺刀就是真理。济南，是张宗昌的势力中心，天天看到抱着“大令”的巡逻队，皮鞋鞳鞳作响，刀光冷亮，直提个人头！天天看到杀人，天天有命令向我们学校当局要人，而甚至包围了房子。
　　反动激起了反反动，全校的同学几乎全成了革命党国民党，共产党。我们进入工厂，走向街头。压力虽重，但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孤单，周作人的《语丝》，是支持我们战斗的力量之一。
　　教育厅长是个老翰林，招生的国文题目，等于八股的科场取士。我写了一封信投到《语丝》社去，当然是讥嘲与惯怒的报导。开头四个字是“岂明先生”。
　　不久，那个信在《语丝》发表了出来，周作人还复了一个信，一并刊出，他加了一个题目：《毙十与天罡》。意思是说，军阀现时得意，好似拿了“天罡”牌，而我们小民百姓，却吃了“毙十”。这是正面文章，反过来说，就是等到“小民百姓”拿到“天罡”时候的话以下便不言而喻了。
　　读到了这个回信，我很高兴。一则是抒了愤懑，再则觉得我们有了领导作战的大将，还怕什么呢？的确，那时候的《语丝》是反军阀、反封建的重要阵地。你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大声呼唤。
　　勇敢反抗
　　周作人一位众人眼中的伟大战士。
　　周作人从广大的中国，缩进了“苦雨斋”，由讲战斗，讲学术，一变而“谈龙”，“谈虎”；由“浮爆凌厉”而升华冲淡，而“看云”，而“听谈鬼”，“学画蛇”了。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不要读他的五十自寿诗，单看《人间世》上那一张照片，就叫人恍然若在古荒的庙中，碰到了一个和尚。
　　为何今在家？古庙太清苦。
　　身在人世之间，享世俗之福；心在俗世之外，免得尘俗纷扰。
　　这是彻底的自私，彻底的个人主义。
　　由此而进，文化战士汉奸，这是不足怪的。
　　时代推倒旧的，也捧出新的。
　　你拿的是“天罡”呢，还是“毙十”？
　　今天我们试问周作人。
　　（1946年8月10日《文汇报笔会》第25期）
　　赏析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复杂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卓有贡献，被公认为着名的散文家、文学翻译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敌，堕落成国民共讨的汉奸文人。《毙十与天罡》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前期的进步活动，又尖锐揭露出他后来媚外事敌的可耻行径。文风犀利，正气凛然，爱憎分明，褒贬恰当，颇能启人深思。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来写周作人由进步到反动的巨大变化。周作人早期在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抨击封建道德、张扬个性解放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但作者抛开别的不谈，只写自己经历过的而又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绘声绘色，形象宛然。作者还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接受了新思想，投入反军阀、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因而被反动势力列入“过激党”的黑名单。他感到苦闷、压抑，便投书《语丝》，控诉军阀张宗昌的倒行逆施。担任《语丝》编辑的周作人立即给以公开支持，使学生们觉得“有了领导作战的大将”。待到后来，周作人一步步走向反面，也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文章写来，言之凿凿有据，讽之句句在理，显得格外真实可信、亲切可感，具有很强的雄辩力和说服力。
　　采用对比手法，是这篇杂文的另一写作特点。文章写出了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对比：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教育家王祝晨与进步学生热爱新文化、寻找新思想；另一方面是教育厅长老翰林等鼓吹尊孔读经、推行封建教育新与旧界线清晰。文章又写了革命与反动的对比：革命师生追求真理、反抗黑暗；封建军阀则镇压学生、屠杀人民。然而，“反动激起了反反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壁垒森然。文章还写了周作人作为“文化战士”与文化“汉奸”的对比：他始而参加主办进步文化刊物《语丝》，支持学生运动，抗议军阀凶残；继而“缩进了‘苦雨斋’”，“一变而‘谈龙’，‘谈虎’”了，直至最后附逆，成为民族罪人善与恶泾谓分明。过去他拿“毙十与天罡”来讥讽黑暗势力；后来他屈膝投敌，变成了自己先前与之斗争的黑暗势力。作者以他嘲弄敌人的话反过来挖苦他，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恰如其分，入木三分。由于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的抑扬褒贬与爱憎感情表达得异常鲜明突出。而且，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更使读者对是非一目了然，因而有所借镜，知所趋避，收到了杂文讽世警人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