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黑市与光明》原文及鉴赏

　　在报纸的角落里，我看见这样的一则新闻：
　　桂林火柴经常缺货，市民在黑市中摸索惯了，倒也不再大惊小怪，上月杪随专卖司长朱偰莅桂视察，大批火柴竟也应时出现，全市居民除了每户摊得三小盒外，又于报上大登广告：“四元一盒，欢迎购买。”市民无不笑逐颜开，赞叹不已。惟自朱司长离桂后，火柴也跟着失踪。有人作咏火柴诗曰：
　　火柴已随司长去，
　　此地空余黑暗城；
　　司长一去不复返，
　　市民灶内冷清清。
　　（四月二十三日《东南日报》）
　　这则新闻够有趣，也很幽默。希腊神话里，有取火者的故事，莫非我们这位专卖司司长朱楔先生的前身，是希腊神话里取火者的普洛密修士；他一到了人间，就把天上的火柴，也带到了人间，使桂林这个黑市，变成光明的城市了吗？
　　自然，这不过也是笑话，聪明的读者，早就晓得这只是中国传统的所谓“人存政举”的怪相的流露；真是要使人“慨乎言之”的一回事。
　　中国现在，正在高喊着宪政与宪法，也在讨论着人治与法治，如果这事实真是如此，我想，“慨乎言之”的事，也不必“慨乎言之”，人治与法治，也不必怎样讨论了。譬如以火柴的例子来说，桂林一市，老是住着那么一位司长，全国的各大城市，甚至极其渺小的乡村小镇，都住着，而且是永久的住着，一位如同从孙悟空身上的毫毛所分化出来的司长，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推而广之，一切事业，都可作如是观，作如是办，岂不天下永久太平，光明常驻大地？
　　所最可惜的如今的专卖司长却只有一个！
　　不过，聪明的读者，也许又会怀疑，朱司长是一严明的人，他要到处视察，体贴下情，如果在他走后，晓得了那些市侩的措施，非但是对于市民开些玩笑，而对于自己也有颇大的侮谩时，他又将怎样的感想呢；那个时候，司长忽然发起威风来，说“你们这批家伙，你把我当什么人，你们以为我是这样颟顸，这样的可以受你们蒙蔽的吗？你们这些狗，我非严办不可！”这批蒙混上司的市侩们又将怎么办呢？可是，聪明的读者，这一点，你们就过于操心。作兴，司长要名誉，当自己在的时候，大家把你当菩萨请，看你的神色，依你的意志办，这面子也够大，也够光荣了的。自己走了以后，还不开只眼闭只眼，让他们捞几个吗？作兴呢，司长的精明，也未免受些蒙蔽，袁世凯要做皇帝，报纸可以另印；司长的左右随员，如果把有挑剔字眼的报纸，压他那么一压，或是简直给他撕去了。这不很直截了当吗？
　　我们就假定天下的大官都是些好人，每个都是精明能干，都想做些事情，为民众谋幸福，为国家民族开前途；无奈大人者，“有大人之事”，他可不能把细微屈折、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注意得到；他不得不要左右帮助，因此，也就不得不以左右之耳目为耳目。说一句笑话，举一个实例，听说，在重庆，因为的雷厉风行，主张抑平市价，调济民生。重庆的鸡蛋，他老人家所知道的，还不过是高到四毛钱一个呢！
　　这种情形叫做“隔”；而“隔”却由于“蔽”。至于如何方能去了这个“蔽”，如何才能上下相通，丝毫不“隔”却是个问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关心民瘼”者，也可以说说这样的古训，聊以表白自己的身份与高洁；但在被关心的民瘼，如果别人不视你民视，不听你民听，又将如何呢？别人也视了你的民视，听了你的民听，但却有所蔽，有所隔，视也视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则又何如呢？
　　我想到这些，我觉得，我们这些话都是多说了的。
　　一九四三年
　　（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许杰散文选集》）
　　赏析进行社会批评，是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杂文长
　　于撷取瞬间的所见所闻，略加点染，便涉笔成趣。它可以将捕捉到的个别事件，或作为现实的世态、世相，或作为施政者的政策、措施，予以分析、概括，使之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本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文章从报纸上偶然看到的一则有关火柴的新闻谈起，借题发挥，讽刺和抨击了“人存政举”的怪相，暴露了官僚政体的窳败，启示大众自己去寻求光明。
　　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一段新闻，象是信手拈来，作者的议论也象是讲笑话，然而却在随意而谈中将问题提出来，让读者去思考：为什么只有专卖司长莅桂视察，百姓才有火柴买，才使黑市变成光明的城市？虽然作者指出“这只是中国传统的所谓‘人存政举，的怪相的流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人存政举”，恰恰与中国当时施政者高喊的宪政与宪法相悖。
　　民主政治与法治，是保障利民政策实施的政治体制，作者将当时呼声颇高的宪政与宪法，作为议论的前提，寓意深沉。但作者仅是一提，不再理论，反而又以假定与否定的方法，议论如何使黑市变光明。作者借助百姓熟悉的孙悟空将毫毛变成无数自己替身的传说，假设全国各大小城市都住着那么一个如同从孙悟空毫毛中分化出来的司长，光明便可常驻大地。但作者随之又对此假设加以否定，慨叹司长只有一个，并无孙悟空的分身法！继而又假设朱司长不赞同下司的市侩行为，要予严办。随后又将这一假设再次否定。文章就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假设、议论、否定，层层深入地将国民党大小官吏的官僚性、市侩性揭示了出来。
　　文章写到关键处，仍用假设。如假设天下所有的官都是好人，进而又以实例为证，说明好官如得不到好吏的帮助，连“人存政举”也做不到。于是，将矛头引向国民党的官僚政体，唤起读者对问题的深层思考。
　　到这里，作者才指出：“这种情形叫做‘隔’；而‘隔’却由于‘蔽’。”但如何解决呢？作者并不作答，只引用古训，并从百姓的角度提出最后假设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如果“不视你民视，不听你民听，又将如何呢？”另一个是别人也视了你民视，“但却有所蔽，有所隔则又如何呢？”结尾时作者却以“我觉得，我们这些话都是多说了的”收束全文，其寓意是很深刻的。作者虽未回答该如何，但聪明的读者会引发出正确的答案，即光明不能靠官赐予，只能靠民众自己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