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散论“悲愤出诗人”》原文及鉴赏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这段话，大家是很熟悉的。“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径十二丈，方径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于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干年。”便将“身前身后事”，姑且“记去作奇传”。这便是作者所说这部书的由来。作者在讲这部书的由来时，也透露了自己创作此书的原因和自己的身世。
　　据周汝昌等专家们考证，曹雪芹是魏武帝曹操的后裔。到了雪芹的高祖时，即清太祖天聪八年（1634年）就沦为清室的奴仆了。而他曾祖曹玺的夫人孙氏，被选为顺治皇帝三儿子玄烨的保姆。玄烨视孙夫人情同慈母，与孙夫人之子，即雪芹的祖父曹寅“明是君臣，暗如兄弟”。及至玄烨及位，成为康熙帝，曹家便大沾其光，从曹寅以下三代，皆被差往江南做织造监督。曹寅又兼任了两淮巡盐御史，常驻扬州，红极一时。但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反复，雪芹的父亲获罪落职，家遭巨变。雪芹竟落得“环堵存身，蓬蒿没径，”坎艰辛，流离放浪，甚至沦为佣保，身着短裈，躬亲涤器，卖酒当垆。他曾住到北京郊外偏僻山村，野水临门，薜萝满巷，无法生活，便“卖画贳酒，食粥餐霞”，还常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挈妻扶幼，忧伤煎迫，不得已去做大僚的幕宾，以至投亲靠友，寄食朱门。他怀才不遇，半世潦倒，胸中块垒，傲骨嶙峋，万苦备尝，白眼阅世，就象青埂峰下那块顽石一样，“自经锻炼”，“灵性已通”，独具慧眼，看穿了社会的腐朽，才终于听了友人的劝告，“莫弹食客铗”，“莫叩富儿门”，而愤发图文，默默“着书黄叶村”，把“一生心血结成字”，成就了《石头记》这部奇丽深雅，石破天惊的伟着绝构。假使他被选去“补天”，飞黄腾达，是不会写出这部作品的，恐怕连这个念头也不会产生。
　　古人说：“悲愤出诗人”。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它寥寥数字，点破了作家的成就和身世之间的某种关系，告诉了我们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道理。我们几乎无须用力回忆，就可以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诗人和作家，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有一段不幸甚至悲惨的遭遇，正是在这种遭遇之后，而不是之前，才愤发图文，产生了伟大不朽的作品。
　　司马迁曾深为感慨地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卓越豪迈）非常之人称也。盖文王拘而作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尽管对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史学家尚有异议，但国语、兵法等着作，大都是“圣人贤士”们发愤写出来的。这一点，却毫无疑问。
　　伟大诗人屈原，是楚怀王的三闾大夫。他一心为国为民，却被别人说了坏话，被迫离开朝廷，忧悲愁思，痛君不明，忠诚之情，怀不能已，于是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不难设想，他如果一直称心如意地坐着官儿，恐怕是很难写出这种动人的作品的。
　　至于世界上一些着名的作家，象普希金、高尔基等，大家知道，他们也大都是受损害受屈辱的人。
　　为什么悲伤的遭遇能促使这些作家在创作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呢？
　　这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
　　悲愤出志气。正如古人所说：“自古英雄不遇时，大都无大志。”（袁枚）而“伤心人别有怀抱”，“贫贱足以立志而睿慧”（郑板桥）。周文王、孔丘、左丘明、孙膑、韩非等人就是在他们遭遇不幸之后，产生了创作的钢铁般的意志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决心和惊人毅力的。司马迁被判处了宫刑。这不仅终身残废，而且是很丢脸的事情。本来他宁愿自杀也不会接受这个刑罚。但他没有这样作。他要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着作。他把这种悲愤化为创作的惊人的意志力和伟大力量。
　　悲愤出感情。不幸的遭遇往往可以使作家接近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疾苦，甚至同人民同甘苦共呼吸，增强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产生热爱人民的火一般的热情，不把这种热情抒发出来，便食不知味，夜不入寐，象丧魄失魂似的，惶惶不可终日。诗人杜甫的一生，就是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一生。所以，他深知人民的疾苦，能够吟咏出人民的心声，留下了“千古绝唱”。
　　悲愤出时间。一个人身居高位，荣显富贵，八方拥戴，门庭若市，在学问上下工夫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加上“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贷寻愁之事。哪里有工夫看那道理之书”，作那“尘俗之文”呢！而在被社会遗弃，门庭冷落，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倒能摆脱“花花世界”的种种干扰，有充分的时间，坐下来安静地学习，冷静的思考，精力集中，目标专一，一心图文，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用心血浇灌文苑的花朵。正象曹雪芹谈到《红楼梦》时所说：“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种“不寻常”的“辛苦”，同他“不寻常”的身世与经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是符合唯物论的。不幸的遭遇往往成为许多作家取得成就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也是我们应当承认的辩证法。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着名诗人裴多菲在题给某诗人夫人照片时写道：“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唱出甜美的歌来。”
　　多么幽默诙谐呵！在这幽默诙谐里却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某些道理。
　　当然，“悲愤出诗人”这个话，只反映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并非绝对真理。不能绝对地说没有悲惨的遭遇就一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来。也不能认为作家悲惨到根本没有创作条件时，也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同时，也不能把个人的私愤当作创作的唯一动力。有些伟大的作家恰恰伟大在不以个人恩怨为转移，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对人民和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尽管他们个人没有遭到什么大的不幸，相反地位和生活很优越，却仍然能为“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虽然面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景象，心中还是忧虑无穷。个人虽“居庙堂之高”，仍会“忧虑其民”。因而为人民产生伟大的悲愤之情。这种崇高的悲愤之情，不更可以出伟大的诗人吗？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满腔热情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作家也应当同人民一样满腔热情地去参予和歌颂这种新生活，写出反映这个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的好作品。决不能说只有苦恼才是“艺术的渊源”，只有抒发愁苦之言的“苦恼的夜莺”，才能唱出甜美的歌来。相反，同人民唱反调，在那里“凄凄惨惨戚戚”，一味抒发个人的悲愤，那才是艺术的绝症哩！
　　（山西人民出版社《美的哲学》）
　　赏析人生是一种际遇。然而，“命运的建筑师那就是你自己”。由于不幸而发愤图强干出一番伟业的人，古今中外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本文的特点在于：
　　一、不仅用令人信服的事例说明，“悲愤”确实锻造了许多文化巨匠，而且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会是如此。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试想：没有鸿鹄之志，没有创造热情，或者虽有创作愿望和冲动，但时间却被追逐功名利禄占去，哪里还谈得上写诗作文，哪里还谈得上出“人”、成“家”！
　　二、悲愤固然可以激励人们立志、创业，然而，为什么而悲、而愤、而作，其思想境界，创造成果，却是有差别的。悲个人之不幸，愤个人之不得，由是而惨淡经营，固然也会有上乘之作，但象《离骚》、《天问》、《国殇》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却只能出自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之爱、忧患之情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之手。本文没有停止于单纯论证悲愤出诗人一个侧面上，而是进一步阐述，即便没有什么个人不幸，只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同样也可以有传世之作的。相反，“一味抒发个人的悲愤，那才是艺术的绝症哩！”
　　杂文、短文也可以避免片面性，本文可以算得上一个范例。同时，本文妙语联珠，铿锵有力，韵味无穷，表现了作者在文字上的功力。
　　当然，本文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作者在文尾把社会主义社会想象得过于美好，似乎只要“满腔热情”去“歌颂”就行了，不应再有什么悲愤意识，否则便会有“同人民唱反调”之嫌。这大约也是受“左”的禁锢太久，“心有余悸”的一种反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