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人身自由何在？》原文及鉴赏

　　正当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领袖在重庆“折冲樽俎”，雍容揖让，协商团结建国、民主和平大计的时候，甚至在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发表之后，政府方面指出协商成果已有百分之七十的时候，国内各地却先先后后发生了许多使人愤慨，恰好和两党商谈的成果相抵触的事实。漂亮的言辞以至文字，和这些事实逐一对照，真使人啼笑皆非，真使人普遍领会“好话说尽了没有？”的真实涵义。
　　第一个例子是本月九日上午十时，昆明《新华日报》发报员王健民，在正义路街头突遭便衣特务所率领的士兵拘捕，到今天还没有释放。
　　第二个例子是国共谈判的主角，中共代表周恩来的通讯员陈振举，在本月十七日下午三时被特务非法逮捕，交侦缉队殴打拘押，达三日之久。
　　第三个例子是重庆的失业行伍军官代表方子清等五人，突遭宪兵扣押，开会不许，举出的代表索性也押起来了。
　　一二两个例子，说明了即使是正在和国民党谈判，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报纸，是国民政府所许可出版的，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由国民党所邀请的，两党谈判的唯一成就，是保证人民的一切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他们的报纸发报员，他们的代表的通讯员，也还是得不到自由的保障！
　　第三个例子是曾为民族流血的行伍军官，苦战了八年，胜利了以后，鸟尽弓藏，无法维持生活，遵照法令向政府请求救济和职业。然而，他们的代表，还是被非法拘捕！
　　人身自由何在？
　　次之，几年来全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释放政治犯，在国共商谈纪要中的纪录是“政府准备自动办理”。如今离开签字那一天已经两个星期了，被拘囚了几年以至十几年的多少万壮年青年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到今天还不见有一个被释放，他们被摈斥于胜利果实之外，被拘囚于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潮流中。
　　人身自由何在？
　　次之，八年来被敌伪所拘囚的祖国的子弟，在南京受降以前，还偶尔被人提起，说是原则上是要释放的，不过要等司法机关到京后，再照法律手续开释。如今，隔了两个半月了，司法机关该已复员到南京了吧？在报纸上却还没有任何开释被敌伪所拘囚的政治犯的线索，胜利遗弃了他们，解放也忘记了他们。
　　人身自由何在？
　　我们过去被许诺的自由太多了，十几年的文告以至最近三月一日的文件，都充满了这一名词。即使是在国共会谈纪要的第四条，也还是白纸上写着黑字说：“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八月八日日本投降以后，战事结束，这两个半月以来已经是平时了。然而，我们的自由呢？政府的保证呢？
　　到底是一贯的言辞比行动漂亮呢？还是留几句好话，让行动比言辞以至文字更漂亮呢？
　　人民已被训练得足够管理自己的事情了，再多说好话，
　　甚至再写出一万部百万字给予自由的书都是不中用的，人民的要求是：“拿保证来！”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吴晗杂文选》）
　　赏析本文写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之后，作者以鲜明的态度表示了对于国民党当局肆意摧残人身自由，破坏国共会谈纪要行为的愤慨与不满。
　　讽刺性杂文在内容上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以驳斥被讽刺对象的某一论点为主；一类则以揭露被讽刺对象的某种行为为主。本文属于后者。揭露须立足于事实，事实材料的选取要求具有代表性。本文在切入正题之后，接连举出三个例子，都是当局亲手制造的有意侵犯人身自由的事件。这些事件均发生在眼前，铁案如山，不容置辩。然而作者言犹未尽，于是又将镜头拉远，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进一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质问。这些事实材料的使用，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值得称道的是，在列举这些事实材料时，文章毫无堆砌与罗列之嫌。究其原因，一则是事实的有力，再则和“人身自由何在”这一诘问的穿插有关。尤其是后者，在本文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首先，在情感表达方面起了强化作用。面对民众无故被拘捕以及为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所谓“政治犯”得不到释放的事实，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慨之情，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快。一句“人身自由何在”，不仅有力地痛斥了敌人，渲泄了作者的愤懑，同时也能唤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其次，在结构上起了串线和照应的作用。本文开始举了3个例子，后来又讲了两类事实，在千余字的短文中使用如此众多的材料，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形成零乱与散漫。正是“人身自由何在”的3次重复，如锦线串珠，将材料联贯为一个严谨的整体，使材料与题目有了呼应，也使文章的层次明晰可辨。杂文篇幅短，框架小，在结构处理上，尤应讲究艺术，多用心思。结构之道，唯在变化，不能死守一种格式。有的杂文，纵意走笔，在纷纭错杂中求得“形散神不散”的效果。有的杂文则不枝不蔓，章法严谨，层次清楚。本文的结构属于后一种方式，这是视情感表达的需要而选取的，它同样可以显现出作者的艺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