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浙成、温小钰《土壤》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汪浙成，浙江奉化人，1936年出生于杭州。奉化中学毕业，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便发表过诗歌、评论和剧本。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工学院任教。1960年任《草原》月刊社编辑、编辑组长。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5月调入作协内蒙古分会搞专业创作。1986年和爱人温小钰调回浙江。温小钰，1938年生于杭州。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发表处女作独幕剧《异路人》。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任教。1961年开始写小说和文学创作。单独创作的短篇小说《宝贝》和评论《灿烂天幕上闪光的星》，分别获《草原》杂志小说创作一等奖和内蒙古索龙成文学评论奖。曾任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现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1962年，汪浙成、温小钰开始合作发表作品。处女作《小站》，此后还创作了《土壤》、《苦夏》、《别了，蒺藜》、《春夜，凝视的眼睛》、《积蓄》等中、短篇小说多篇。其中《土壤》和《苦夏》分别获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合作出版的作品集有散文小说集《第三碗奶酒》，中短篇小说集《别了，蒺藜》和散文集《草原密》等。
　　内容概要他们三个人站在春天的土地上，都已是40开外的人了：魁梧壮实的国营农场场长魏大雄，修长精瘦的农场技术员辛启明，和仍然显得娇小玲珑的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黎珍。这三个当年大学时代的同窗，经过这些年难忘的、惊心动魄的岁月，都懂得对任何事不轻易表态的重要性，都学会了控制自己和故作镇静。谁也看不出这是一次思绪万千、狂飚骤起的意外重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些难忘的往事，那些复杂的感情纠纷，那么不同的命运和那么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黎珍这次是代表部里进一步考察东风农场做为国家商品粮基地所需具备的条件是否属实。她的到来使魏大雄和辛启明都忆起了20年前的往事。那是1959年，魏大雄是班长，他们处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当时党内正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因为辛启明针对魏大雄所做的农村劳动总结中的不实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提出农村的深翻地不科学以及干部们为了升官不惜虚报产量，害得百姓闹饥荒的不良行为。没想到竟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魏大雄出于个人的利益，出于校党委副书记的压力，尽管他认为辛启明不是右倾，还是顺应了潮流，带头批判辛启明，给他上“敌我”的纲，为那场运动找出了一个需要成为右倾的牺牲者。当时黎珍正热恋着辛启明，而魏大雄则暗恋着黎珍。当辛启明和黎珍的关系公开化以后，魏大雄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仿佛辛启明是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抢走了他的心上人，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中造成了误解。黎珍爱的不是辛启明的外表，他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是他内在的热情，他的认真与真诚，他的才能和理想还有他细心和体贴都吸引了黎珍，也包括他的一点孤僻、忧郁和矜持。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河中，一场大祸却从天而降。为了那份微不足道、谁也不感兴趣的“破总结”，几句直言，酿成了终身大祸。开始启明在党内受批判，后来扩大到团内。当黎珍坐在那里，听魏大雄那冷静的、振振有词的分析和推理，正把启明的言行导向一个危险的结论。黎珍浑身发出阵阵寒颤，她忽然醒悟到：原来这些平日同坐一张课桌，一起在红旗下长大的同学之间，不仅有友谊与学习，球赛与跳舞，劳动与幻想，还有一些别的、隐蔽的、强烈的带着某种血腥味的东西！黎珍苦劝辛启明认个错，写个检讨，她天真的以为上边说的认识了错误就不再追究的话是会兑现的，这样就可以摆脱启明目前这种死不认错被死盯住不放的局面。启明为了心爱的人，违心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想到不久之后宣布对启明的处理决定却是：开除党籍，但考虑到最后一阶段认罪态度比以前有所进步，不戴帽子，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启明被送到遥远的西北沙漠中一个军垦农场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去了。黎珍和启明都以为这是暂时的分别，可他们哪里想到，启明一去就是20年。学校没有给启明分配工作，让他留在大西北就地工作，黎珍留在了北京，魏大雄因为反右倾有功也留在了北京。启明在老场长吴根荣的劝导和鼓励下，承受了这一沉重的打击，留在了这个需要他，了解他的地方，留在农场的改良土壤实验站。但他不愿意让黎珍这个温室里长大的花朵也经受命运的折磨，不愿她一辈子受他的牵连，毅然断绝了书信来往，放弃了心爱的人，为了黎珍一生的幸福，他愿忍受一生的痛苦。黎珍接到启明最后一封告别的信后，大病了一场。她手中只有一个邮箱的号码，只知启明在大西北的一片沙漠里，她把自己关在房里。魏大雄常来看她，还有一个人默默的用同情的沉默陪伴她。他是黎珍哥哥的老同学刘子磐，从黎珍小时就常来她家，待她像个小妹妹。他学的是法语，在黎珍眼里，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大哥哥。当黎珍这样痛苦的时候，只有子磐能理解她。在子磐即将到驻法使馆工作之前，向黎珍提出结婚的愿望。黎珍考虑了两天，为了父母全家，为了子磐的感情，为了躲开魏大雄或其他人的纠缠，也为了他对启明和自己这段感情的了解而答应了这桩婚姻。婚后的生活颇为美满，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子磐没受到什么冲击。但后来一位法国朋友寄给他一份法文剪报，上面在新闻人物栏中，介绍了当时正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那位女“首长”的现在和过去，其中还包含着某些丑闻。子磐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对外宣传中采取一些措施。他把这份剪报连同朋友的信按组织系统进行了汇报。谁想到一个多月以后，子磐被叫走，说是“中央首长”要接见，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黎珍经多方打听，才知子磐被以“间谍罪”逮捕，后被迫害致死。从此，噩运降临在黎珍和孩子的头上，黎珍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小军被送到伊赫沙漠的军垦农场来了。黎珍这次来农场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办理小军的调转手续。魏大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时要求回到西北家乡的。开始只在一个农专教书，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认识了地委书记吴根荣的女儿，很快就成了这位前东风农场的老场长的女婿，工作也调到地委农林局当秘书。但文革开始后，魏大雄借以飞黄腾达的梯子倒下了，岳父被批斗。魏大雄又一次站出来划清界线，写大字报支持革命群众，打倒吴根荣。他被吸收进革委会工作。后来他为了摆脱掉和地委内一些老干部和群众的矛盾纠葛，要求到东风农场当场长。来到这里三年，搞了一些“假、大、空”的名堂，虚报产量，过了“纲要”。被树立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而实际上却暗中又种了一万亩的“帮产田”，来补这个窟窿。由于这样做法，使沙漠的土壤得不到休息，地力逐年下降，土壤板结，也种下了危险的祸根。为此，辛启明同魏大雄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分歧。辛启明劝魏大雄要长远考虑，不能靠说假话来取得上级的信任。而魏大雄深知某些领导就喜欢这一套，并答应搞好这个典型之后，作为回报，将魏大雄调到农管局当局长，让辛启明代理场长的职务。辛启明没有听黎珍好心的劝告，毅然接下了魏大雄扔下的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决定向上级组织说明真实情况，实打实地从头做起，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改造农场的措施和计划。他的决心和对土壤的热爱感动了黎珍，他20年如一日始终爱着黎珍，至今仍未成家的真情打动了黎珍的心。在这片沙原上，黎珍又找到了她心目中的启明星，她决定留在这里和辛启明共同从事他们热爱的土壤研究工作。
　　作品鉴赏汪浙成、温小钰创作的这部中篇小说《土壤》，以其生活容量大，反映社会问题深刻、刻画人物复杂形象的成功而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的时间跨度较长，选取了中国历史上较为曲折、复杂的年代背景，1959年至1979年。从三个大学生不同的命运和经历，展示了我国数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形象地阐释了不仅自然的土壤需要艰苦的努力进行改造，而社会的土壤更需要改造，使其去除有害物质，保存良田沃土。作品的创作手法也较为新颖，让三个人物分别以“我”字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和回忆，使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的更加复杂，而且由于去掉了作者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使作品中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实，更富有说服力。魏大雄这个形象，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反面人物。但在小说里，你却看不到公式化的反面人物特征。他是一班之长，平日里给人印象是马大哈式的憨厚人物。他头脑并非十分聪明，却肯笨鸟先飞，学习上肯下功夫。他的愿望是留在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娶一个他心爱的姑娘。他以他的豪爽和憨直的外表掩藏了内心深处的自私和狭隘的一面，颇能蛊惑人心。当反右倾需要一个靶子时，他心里明知辛启明实在不是个右倾分子，却受不住压力和诱惑，怕人家说他是温情主义，怕失去留城的机会。那么冷静地有条理地把辛启明逼到了一个危险的结论上去，这其中是否有报辛启明夺爱之仇的成份？作者没明说。而且根本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却偏偏造成了受害者的假象。他的第二次“反戈”也是非常的令他的妻子和家人震惊。正当他努力的借岳父的地位向上爬时，正当他享受一些人看在其岳父的面子上给他的好处时，文革将这一切都摧毁了。他权衡利弊，大义灭亲，坚决划清界线，又一次走出低谷。当他到东风农场任场长时，他把此地看做是东山再起的跳板，手中有权、有粮，有让那些上面人满意的贵宾餐厅、鱼场和沙漠围猎场，什么事都好办。谁还去查亩产究竟过没过“纲要”？既然上边一心想要个学大寨的典型，不咬着牙挺过去行吗？他又荣升了。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写出了他的双重、复杂、多面的性格。他明了权术之道，但他是凭兢兢业业的实干博得政治优势。他城府很深，外表上却又宽宏大度。他是一个多面体，具备了适应这个社会的多种功能，懂得利用各种机会为自己铺就一条升迁之路。与此相比，辛启明所欠缺的正是这一些。辛启明实在太认真，太诚实也太天真。他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有一分立志改造土壤的志向。在他的眼中，容不得任何虚伪、浮夸的现象，他认为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仍然要说真话，仍然不能容忍魏大雄的伪善。在辛启明的身上，凝聚了50年代知识分子中善良、正直、高尚的品德，国家因为有了他们这批人做栋梁，才不致于在政治风浪的冲击下，使国民经济解体。他们那种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坚定不移，只求贡献、不谋私利的信念和精神，正反衬出魏大雄这一类人的卑劣和肮脏的内心。作者对黎珍这人物充满了同情。如果说魏大雄是丑恶的基调，辛启明是忠诚的基调，黎珍则是善良的基调。经过政治风暴的洗礼，经过20多年生活的锤炼，黎珍已由一个天真、柔弱的少女，长成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正像这一代人一样，他们变深沉了，唯一没变的是对事业的追求，依旧那么认真执着。作者在辛启明和黎珍身上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他们的感情悲剧给人以极深的感慨，而当20年后，他们终于又走到一起，继续为着共同的事业并肩奋斗时，又让读者感到由衷的欣慰。毕竟，土壤似的结构是复杂的，就像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群。但只要我们有信心去改造它，就一定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团粒结构”，成为适于播种和收获的良田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