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说真话之四》原文及鉴赏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这样。我只能讲我自己。在我知道话有真假之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私塾老师、对父母不说真话。对父母我讲假话不多，因为他们不大管我，更难得打我。我父亲从未打过我，所以我常说他们对我是“无为而治”。他们对我亲切、关心而且信任。我至今还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不久，我和几个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师提前两天放年假，老师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告诉母亲，母亲就说：“老四不会在里头”。我刚刚走进房间，听见这句话连忙转身溜走了。母亲去世时我不满十岁，这是十岁以前的事。几十年来我经常想起它，这是对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强得多：不辜负别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
　　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你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编造假话容易讨老师喜欢，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剧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关于这个我也有个人的见闻。我六七岁时我父亲在广元县做县官，他在二堂审案，我有空就跑去“旁听”。我不站在显着的地方，他也不来干涉。他和戏里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宽窄两种，称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亲还用过一种刑罚，叫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盘铁链，两手给拉直伸进两个平时放抬杆的洞里。这刑罚比打小板子厉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杀猪似地叫起来。我不曾见父亲审过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样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唯恐学得不象，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象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1982年4月2日
　　（《真话集》）
　　赏析巴金的《随想录》五卷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作者在书中渲泄爱憎、鞭挞丑恶、赞美理想，旗帜鲜明，直言不讳，而书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忏悔意识和对十年浩劫穷究不已的深刻的反思精神，更是令人敬佩。本文就是这样一篇敢于讲真话、以真诚的感情力量打动读者的好文章。
　　从写法上看，作者从何谓讲真话写起，从自己幼时的经历和自我感觉入笔，在肯定了说真话的必要性后，首先回忆了封建时代用酷刑、压迫逼人招供的令人“厌恶”的做法，然后笔锋一转，将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与封建官僚的滥施酷刑两相对照，将自己幼年的个人经验与十年浩劫中讲假话的遭遇两相对照，追根溯源，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意识对于真善美的扼杀与摧残，和禽兽行径得以横行无忌的原因。
　　深刻的忏悔意识是文章打动人心的主要原因。作者毫无遮拦地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幼年时代近乎天真的说假话，到十年浩劫中靠编织假话度日，作者无情地解剖着自己，但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决不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实际上，作者一方面是以这种形式启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追究这场灾难的成因，并对灾难的制造者，进行满腔悲愤的控诉。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勾连，作者深深感到，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同封建官僚相比“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在这里，作者挖掘出了那场历史灾难的罪魁祸首封建主义的幽灵，更有甚者，这些封建主义的幽灵总是扮以“左”的面目出现，这就使认真肃清封建余毒、使丑恶历史不再重演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本文保持着巴金的“把心交给读者”和“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的鲜明写作个性，它直抒胸臆而饱含情思，出自真诚而无需掩饰，显示出极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