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德杜金采夫《穿白衣的人们》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见“不单为了面包”条。
　　内容概要1948年秋天，32岁的青年植物学家奉命前往他的母校、外省的一所农学院检查工作。临行前，李森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里亚德诺院士要他注意，那个学院有一个以“无轨电车”为首的摩尔根学派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来到学院后，他发现，所谓地下组织的活动，是一批科学家为培育土豆新品种而背着里亚德诺院士和该院院长瓦里切夫所搞的科学实验。领导科学实践的是副院长波索什科夫院士、遗传与育种教研室主任赫依费茨教授和外号为“无轨电车”的实验室主任斯特里加列夫副教授。里亚德诺曾经窃取了斯特里加列夫研究的土豆新品种“五月花”，探听到副教授又在研究一个更好的土豆新品种，大为恼火，决心要整掉这个试验小组。杰日金虽然被任命为教研室和实验室代主任，但他以自己的坦诚和正直赢得了斯特里加列夫等人的信任。斯特里加列夫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育种工作，并希望他保护和继续改良新培育的土豆新品种，为社会进步服务，而不能落入里亚德诺之手，成为他沽名钓誉的资本。1949年5月，院长宣布，克格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赫依费茨、斯特里加列夫和其他一些集团成员都被捕了。第二天，杰日金潜入已被查封的斯特里加列夫的秘密试验地，取出了他的土豆种和切片机，并从里亚德诺那里得知斯特里加列夫并没有被抓获。斯特里加列夫偷偷来到杰日金的宿舍呆了两天，写下了有关土豆育种工作的所有数据，离去后不幸被克格勃逮捕。杰日金明白，现在只有拿出土豆新品种，让全世界知道斯特里加列夫的成就，才能拯救被捕的人们。但是，他也知道无知的长官们并不理解真正科学家的学说和成就，他们只相信里亚德诺之流的伪科学。《植物学问题》第8期刊登了杰日金的老师、摩尔根遗传学派权威波索什科夫院士化名萨马林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了里亚德诺的学说，指出里亚德诺引为得意的论据、长黑赤杨叶的桦树枝并不能说明一种植物上会长出另一种植物，那只不过是一种菌的孢子引起的桦树叶的病变。但很快杂志编辑部被改组。这个月，劫后余生的斯特里加列夫培育的十八株土豆新品种获得了成熟的块茎，杰日金用斯特里加列夫多年研究的结晶把南美野生土豆与家土豆杂交的品种也有三朵成功地结出了果实，他意识到，这是有世界意义的成果，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人为保护这一成果仍在担着风险，他决心继续把先行者的研究继续下去。过了十月革命节，农学院在小会议厅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里亚德诺的助手布鲁扎克从莫斯科赶来督阵。波索什科夫院士的文章受到了批判，杰日金据理反驳，认为遗传学理论是尊重客观的、是正确的；波索什科夫院士的文章，是物质在用事实反驳里亚德诺学派。布鲁扎克气急败坏地把波索什科夫院士称做“隐藏的、还在活动的摩尔根遗传学分子”，骂杰日金是“法西斯思想的宣传者”。当晚，波索什科夫给杰日金打电话，要杰日金晚些时候到他家去。当杰日金赶到时，老人已经服毒自杀。老人把一笔巨款留给杰日金，希望他继续未竞的事业。老人还留了一封信给科学院院部的信，信中责备院士们当初把里亚德诺这个只会整人、阻碍科学发展的庸人选为院士，也为自己终于能够站出来揭露他们而自豪。他所以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同志们”的折磨。杰日金被开除出农学院，罪名是“积极参与反对先进的米丘林学说，宣传魏斯曼和摩尔根的反动思想”，并受到克格勃的传讯。在克格勃一位上校和群众的帮助下，杰日金带上培育的土豆和种籽以滑雪作掩护逃出了农学院，躲过了“滑雪者”对他的追捕，搭乘一辆汽车，来到离农学院很远的一个火车站，在那里乘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几天后，一辆急救车把杰日金从莫斯科车站直接送进了医院。他发着高烧，昏迷中还紧紧抓着那个宝贵的背囊。杰日金病愈后，找到了被解职的茨维亚赫教授。为了给秘密的土豆育种工作创造条件，茨维亚赫自愿到一个远离铁路线的农场担任场长。杰日金在那里隐姓埋名勤勉工作，几年的时间内，新品种土豆田已发展到一公顷。他欣慰地想到，他总算把斯特里加列夫的“产儿”抚育成“人”了。这时，他记起刚到农学院时与茨维亚赫讨论善与恶的情景。他说，“善行中是没有利己主义的。”茨维亚赫回忆说，他父亲生前也喜欢议论善与恶，并常常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来赞美舍己为人的人：“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他们是为体验巨大的痛苦而来的。”他发现，近几年来，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穿白衣的人。”是啊，人在艰苦奋斗时，怎么会去想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呢？60年代初，里亚德诺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人们都不愿接近他。斯大林逝世后，他曾向新领导人许诺，四年内拿出小麦新品种，在这一许诺落空后，新领导人对他失去了兴趣。他只有在午餐时，纠缠着食堂里的邻坐，发泄他的牢骚。他向别人吹嘘说，“将来我的学说还将复兴。”令他不解的是；“他们当年有多少人啊！成千上万。可是我只是单枪匹马。他们为什么向我投降？而今天为什么我却失败了？”茨维亚赫解释里亚德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一生只是在追逐幸福，在为自己而努力。幸福不喜欢这种努力，避开这种努力。幸福在你本身，你用自己的身体供养亲人，你流淌着鲜血，历尽苦海，奄奄一息地爬上海岸，那时，幸福自己就会找到你，虽说你并没有想到幸福。”
　　作品鉴赏也许读者不太喜欢文学作品过多地与政治问题挂钩，但对于苏联文学来说，关注民生与社会，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恰恰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许多作家即使在被冷落歧视、甚至遭批判迫害中仍然默默地笔耕。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依然恪守不渝，而不幸的遭遇又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历史，得以窥见历史的真面目。杜金采夫50年代因《不单为了面包》遭批判后，30年来看似再没有发表过什么大部头的有影响的作品，他的名字几乎已从苏联文坛消失。但《穿白衣的人们》的问世，使人们认识到30年来处在逆境中的作家把自心的全部的思索、追求、心血和对人民的爱浇铸在这部作品之中。与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相比，《穿白衣的人们》虽然继续着《不单为了面包》的主题，但是由于所描写的已经不单是围绕一个中学教员的发明而展开的斗争，而是苏联生物学界一场充满血腥味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尽管作品中所塑造的以波索什科夫院士、斯特里加列夫教授和青年科学家杰日金为代表的三代苏联正直生物学家的形象，以及里亚德诺、布鲁扎克等靠窃取他人成果，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学术权威”是虚构的，但熟悉和了解苏联历史的读者立刻就会在斯特里加列夫等人的形象中，看到被迫害致死的苏联著名生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质；而在里亚德诺身上，则可以看到李森科之流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社会历史的思考角度和他所使用的价值尺度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深化。以往，在涉及知识分子题材时，苏联作家包括杜金采夫本人的视点通常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对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在政治、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从而展开对官僚主义、市侩心理的批判。如今，《穿白衣的人们》把主人公的命运放在李森科之流给苏联社会和生物界造成的巨大灾害这种大背景上，明确地把波索什科夫、斯特里加列夫、杰日金等人当作苏联生物科学的精英和举足轻重的人材来对待。这样，他们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恶是非之争，而是发生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民主与专制的抗争。与其说作者在为某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申张正义，毋宁说他是在为历史上无法弥补的失误和苏联科学事业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而大声疾呼，为社会改革和体制的完善在大声疾呼。作者通过里亚德诺本人之口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的人向我投降？又通过杰日金向波索什科夫的小儿子安德留沙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但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刚刚度过了好人可能不被理解的时代。当时，有些人大喊大叫，说他是个很坏的人。他们是因为害怕而喊叫，而不是因为真是这样。还经常有一些真正的坏人，他们要求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坏。谁能装样子，他们就把他叫作好人。”作者借用《圣经》的典故，把波索什科夫、斯特里加列夫、杰日金等人称作“穿白衣的人”，赞颂他们为人民和祖国的利益、为真理和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在历史的某些反常时期，在错误路线下，往往是这些人会失去民主的权利，受到限制、迫害、甚至被自己的“同志”处死。为了艺术地揭示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根源，作者不仅用跌宕起伏的情节、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揭露了极左路线给苏联社会和科学造成的危害，而且加强对正反两面各式人物的细致的心理描写，一方面再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和道德精神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对深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追名逐利、嫉贤妒能的卑劣心理进行了猛烈的鞭笞。当读者怀着无法排解的忧虑和痛苦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无疑将对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的客观规律和珍惜人才，特别是珍惜那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卓越人才，有着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