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老婆舌头”的书？

　　还脂砚斋的真面目兼论《红楼梦》的女性化成因
　　红楼文化
　　一、似乎有女性参与了《红楼梦》创作
　　从《红楼梦》问世之初，清代学者就指出：这是一部“扯老婆舌头”的书！何谓“扯老婆舌头”？就是写的是女人事，说的是女人话，总之，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
　　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其实，好多《红楼梦》研究者乃至红谜，读了何止五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从脂批“这方是正文开始处”以后的文字，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行为，女性的矛盾，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欢乐，女性的忏悔，女性的迷茫，女性的希冀，女性的绝望，无不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金瓶梅》和《红楼梦》。细读之下，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金瓶梅》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而《红楼梦》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看家庭，看社会！
　　《红楼梦》开篇曾明确交代过，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当日的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为了使“闺阁昭传”。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熟悉女性心理，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似乎很难产生。即使是像《红楼梦》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及至年长，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所以，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直接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红楼梦》的作者，肯定是男性无疑。在这个作者身边，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与作者一道构思、写作、修改、评点。
　　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
　　二、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是新红学三个“死结”之一。这个脂砚斋，对《红楼梦》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他的批语，被红学界称为“脂批”，载有脂批的《红楼梦》手抄本，被称为“脂本”。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研究是如此重要，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
　　在脂本《红楼梦》中，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综合这些批语，人们不难发现，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金圣叹的批语不同，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作者经过了五次“批阅增删”，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他经常在批语中说“有是人，有是事，嫡真实事，非假拟妄拥”，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他又经常感慨“作者犹记金魁星事”、“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等，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如“麝月闲闲无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平心而论，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一是其生也晚，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在乾隆九年《红楼梦》动笔时，他都只有二十来岁；创作《红楼梦》，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二是缺乏生活基础，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从小就过着“茅檐蓬窗、瓦灶绳床”的生活，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三是性格不合，“美国的煤油大王，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其性格与《红楼梦》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淌过女人河”的生活阅历。
　　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红楼梦》的，有人干脆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从脂批的内容看，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但显然是从《红楼梦》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三、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兆页，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理由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常常“命”曹雪芹做这个那个，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
　　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四、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升！
　　五、《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
　　六、三脂本的干支纪年应是康熙纪年而非乾隆纪年
　　三脂本分别标明甲戌、己卯、庚辰等干支纪年，这些纪年不是抄成的时间，而是脂砚斋“抄阅再评”的时间。如果三脂本抄成的年代是乾隆中后期，所依据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脂砚斋“抄阅再评”的年代，只能是康熙甲戌（1694）、己卯（1699）、庚辰（1700），而决不会是乾隆甲戌（1754）、己卯（1759）、庚辰（1760），整整早了一个甲子。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1762）或癸未（1763），从曹雪芹死亡到怡亲王府抄录己卯本，其中间绝对不会出现“蒸锅铺本”。另外，以曹家同王府的关系，王爷也似乎不必依据“蒸锅铺本”转抄！康熙朝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份，与脂批透漏的洪升批阅《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否吻合呢？吕熊作《女仙外史》的时间是康熙辛巳（1701）到甲申（1704），洪升死于康熙甲申（1704），可推断批阅时间为壬午或癸未（17021703），与三脂本出笼时间基本吻合。须知，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批注一次，需要几年工夫，甲戌本只能说明起批的时间是甲戌，而不是说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在同一年，庚辰、己卯本亦然。《红楼梦》“披阅增删”的时间是“十载”，从甲戌到甲申，恰好是十年时间。这十年中，作者曾评点过《女仙外史》，两书的批阅时间段基本吻合即可证明，不必拘泥于纪年吻合。
　　洪升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遭遇了“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下狱、革去功名的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在盘山“逃禅”期间，开始酝酿以自己的“家难”为题材，创作《红楼梦》；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结束了二十年寄居京师的困苦生活，携家眷返回杭州故乡，正式开始了《红楼梦》创作；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拿出《洪上舍传奇》给朱彝尊看，朱有诗记载此事，同年为吕熊评点《女仙外史》；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在江宁织造府观演《长生殿》，把自己的“行卷”交给曹寅，曹寅有诗为证。归家途中，酒后登舟坠水亡故，时为六月一日夜，一个月黑风高的时刻，正所谓“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此刻也正是他心爱的《长生殿》主人公杨玉环的生日，还是李隆基在长生殿上演奏新曲的日子，可谓巧合！
　　从康熙三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三年，掐头去尾，正好十年时间，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完全吻合，并且，甲戌、己卯、庚辰三个年份，又恰恰在这十年当中，这却是用巧合难以解释的！《红楼梦》曾经历十载批阅，五次增删，如果把三脂本的最初稿本，当作作者五次披阅增删中的三次，不是极为恰当么？！
　　七、脂砚斋的真实身份应该就是洪升的妻子黄兰次
　　洪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与洪升同是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初一生，夫妻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又是一个巧合。洪升的母亲是黄蕙的亲姑姑，二人是嫡亲的表兄妹。黄蕙的祖父也就是洪升的外祖父黄几，有当朝宰相的身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富贵已极。黄蕙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精通乐理。从《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升有两个亲妹妹，她们十分聪明美丽，与哥哥洪升、嫂嫂黄蕙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小经常在一起酬唱玩耍。兄嫂逃离家庭后，妹妹相继出嫁，由于婚姻的不幸，又相继年轻轻地惨死，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令洪升夫妇终生都十分悲伤。创作《红楼梦》为自己家的“闺阁昭传”，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洪家的“家难”，是洪升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升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洪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升夫妇也象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是两个人，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自”字，只有夫妻关系，才能如此表述。这个“客”字，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脂批中多次出现有“客”阻批的情况，二人之间时有争论，防止了脂砚斋“点金成铁”。这些“客”，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茜纱公子”。
　　由此不难看出，洪升夫妇是一起进行《红楼梦》创作的。一边写，一边批，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洪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这正是《红楼梦》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客”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洪升友人的诗中，曾说他在出狱后，“坐对孺人理典册”，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根本原因似乎是，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脂妻砚夫，共用书斋，署名脂砚斋，再恰当不过了。
　　八、脂批提示的《红楼梦》对“一芹一脂”夫妻生活的记载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脂砚斋批语中透漏的《红楼梦》隐情，实际上就是洪升夫妻遭逢“家难”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由于脂批数量很大，透露的内容颇多，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
　　脂砚斋先后三次，在批语中向“石头”发问：“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青埂峰”出家的讽刺语。康熙二十九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刚刚出狱的洪升，怀着满腔悲愤，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丈夫欲出家，妻子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洪升后来由于“妻儿待米”终于没有出家，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红楼梦》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未晤”，“将来必无关系”，“一世跳不出”，与脂砚斋以上批语，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
　　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前，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看到这里，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是不会如此评点《红楼梦》的。洪升夫妇当年，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王善保家的”一类人的挑拨，不容于父母，被迫逃出家庭，发生天伦之变的，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不能释怀。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这些都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在“现成文字”处作此激愤批语，不是十分自然的么？
　　脂砚斋对“西”字十分敏感，看到书中有“西”字，就“恐先生坠泪”。为什么呢？恐怕与洪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洪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见了“西”字，如何能不落泪？批语中的“西堂故事”、“矮幽舫”故事等，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如何能不感慨系之！脂砚斋对“三十年前”的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批语中多次指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三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正是洪家发生“天伦之变”的家难时间。洪家“家难”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这个在她身“侧”的“皓首驼腰”者，应该就是她的丈夫，《红楼梦》的作者洪升。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都中望族”，但自己却没有依恃，“父死母孀”的窘境，令自己“肠断心摧”。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黄蕙的父亲黄彦博，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曾官居庶吉士，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死的时间是“夏秋之交”。《红楼梦》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九月初三”，正是江南的“夏秋之交”。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母亲薛姨妈“孀居”。联想到“钗黛合一”，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脂砚斋批书时，回忆“父死母孀”，正是“三十年前”事。
　　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其实康熙六次南巡，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洪升没有接过驾，但洪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山庄”，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竹窗”。西溪正是洪升的故居所在地，高士奇接驾时，洪升也在杭州，对此当耳熟能详。联想到《红楼梦》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洪升逝世前康熙南巡只发生了四次，所以书中所写“甄家接驾四次”，这个甄家不一定就是特指曹家。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葫芦庙失火”，原因是那些和尚“炸供不小心”所致时，脂砚斋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其实，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葫芦庙炸供”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洪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丧”期间非时演戏，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北党”，“皆因朋党怒，岂在伶人戏？”当时的朋友就为洪升指出了这一点。洪升得罪“北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洪升在南京期间，曾经用“北党”领袖之一、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此事对洪升是美谈，对余国柱却是丑闻，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宫廷国丧不正是“胡虏庙炸供”么？洪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是北党领袖在暗中操纵。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因为洪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作此书”了呢？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妻妾即批书人，也有一肚皮话要说，所以有此举动。其实，不是妻妾怂恿，洪升也要写小说的。在洪升晚年，他与《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来往十分密切，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很可能洪升传奇作了，小说也写了。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洪赏舍传奇》，大概就是与小说《红楼梦》相同题材的传奇。《红楼梦》中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
　　九、畸笏叟、杏斋、棠村等人又是谁？
　　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漏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家经常出现“大妇调冰弦，小妇展歌喉”的美妙景象，就是洪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多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唯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唯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杏斋的批语不多，也无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从“杏”字看，似是晚辈女性的署名。洪升有个女儿洪之则，是个才女，曾为吴吴山三妇评点的《牡丹亭》作序。序言中说她已是未亡人，就是死了丈夫的女人。这位才女在父母的书上，评点几句话，是自然的事情。但对父母的经历，不便置评，故批语不多，也不痛不痒，自是情理之中。
　　脂批中透漏的棠村，红学界一般都认为是曹雪芹的弟弟，因为有“其弟”棠村为《风月宝鉴》作序的批语为证。这是靠不住的。考有清一代，号“棠村”的只有一个名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棠村首相”梁清标！“棠村首相”与洪升的关系可谓密切，《长生殿》问世后，他曾称赞为“闹热的《牡丹亭》”，洪升引以为荣，被写入序言中。洪升聚演《长生殿》致祸，他也是主要参与者。《长生殿》被时人称为“风月宝鉴”，脂批指的似乎是这个“旧有”的书，而不是《红楼梦》；《红楼梦》中保留“风月宝鉴”名称，是批书人“故仍因之”，否则“因之”一词是难以解释的。东鲁孔梅溪隐指的是康熙朝大文人、诗坛领袖王渔洋，他用棠村首相对《长生殿》的评价题名《红楼梦》，自是十分贴切。至于“其弟”二字，怀疑是“真定”二字的误抄，梁清标是真定人，生前经常以“真定棠村”署名。十、康熙年间的《红楼梦》作者“雪芹”并非乾隆年间的曹雪芹笔者曾经怀疑过，曹雪芹与祖父曹雪樵同用雪字，似乎不合规矩，因此，推测曹雪芹就是曹雪樵。洪升临死前确实把《红楼梦》稿本交给了曹雪樵，曹雪樵也确实没有为洪升的手稿“问世传奇”，稿本传到了曹家后人手里。但断定曹雪樵曾经“批阅三栽，增删五次”，现在看似乎没有道理，也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从脂批中可以看出，《红楼梦》是洪升与妻子、小妾，也许还有女儿，一起创作的，当然洪升是执笔者，但多数素材、包括书中所载姐妹们的诗词，都是妻妾提供的；书中对女人语言心理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也应是按照妻妾们的口述，照葫芦画瓢写成的“老婆舌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洪升交给曹雪樵的稿本，应该就是有脂批的本子。稿本中的多数批语，是洪升与妻妾们在创作中同时完成的。当然也有后人窜入的伪批，如“乾隆二十一年”字样的批语便是，清代文人笔下纪年，均使用干支纪年，不会用年号加数字纪年，这是常识。
　　脂批中虽大量出现“雪芹”、“芹溪”字样，但绝无“曹雪芹”、“曹芹溪”字样，说明这个曹字，是后人伪造窜入的。洪升有没有可能署名“雪芹”或“芹溪”呢？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也并非无迹可寻。黄蕙戏称自己为“脂砚先生”，戏称丈夫为“茜纱公子”，茜字上草头下西字，以芹代草，以溪代西，加之洪升号稗畦，稗乃杂草，畦芹音相近，可以指代，因此戏称丈夫为“芹溪”，应是合理推断。畸笏叟名“雪儿”，丈夫又有“芹溪”噱称，合两名的首字，自然就是“雪芹”了。因为《红楼梦》确实是夫妻共同创作评点的，所以，批书过程中，用夫妻各自的署名，合成新的署名，既是“故弄狡狯”的需要，也是夫妻间的乐趣，自然就有以上奇奇怪怪之举了。
　　有人会说：脂批中明确记载，“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洪升死于甲申年六月初一，怎么会是这个“芹”呢？对此要做科学缜密的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畸笏叟这条批语写于“甲申八月”，如果这个“芹”死于“壬午除夕”，那么死后两年多她方才开始“哭芹”？早干什么去了？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这条批语说的“壬午”，并非指年份，而是指月份，“除夕”并非指大年初一，而是指当月晦日，即没有月亮的夜晚。“太真生共可怜宵”，洪升的忌辰正是杨玉环的生辰，也就是康熙“甲申年壬午月晦日”。丈夫死后两个月，忙完丧事，畸笏叟重新拿起《红楼梦》书稿，睹物思人，批下“泪笔”文字，这个推断不是最合理么？其实用这条批语去证明红学界公认的那个曹雪芹，却是不近情理的，曹雪芹不论死于乾隆壬午还是癸未，畸笏叟在乾隆甲申八月批写“泪笔”，都是不可思议的行为。
　　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作者署名的习惯，《红楼梦》中出现的“石兄”、“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都是隐去了真名后杜撰的假属名，何以唯有“曹雪芹”明晃晃地把真名写在书上？难道不害怕文字狱么？难道把“故弄狡狯”的创作手法忘了么？看了以下分析，你就会了然不惑了。
　　如前所述，洪升临死前把《红楼梦》手稿的抄本交给了曹雪樵，手稿却仍然留在家中，由雪儿保管并批阅。由此可以断定，《红楼梦》有两个源头，两个源头在传抄中必然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修正，至于具体如何互相渗透，由于传抄过程极为复杂，就无从考究了。
　　曹家的抄本传到了曹雪樵的孙子曹沾（有雨头），这位曹家后人拜读之后，引起强烈共鸣，并对作者雪芹佩服得五体投地。古人依照自己崇拜的人的名号为自己取号，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曹沾仿照脂批，为自己取号雪芹或芹溪，并在《红楼梦》书稿开篇雪芹名字前添上一个曹字，自是情理中事。这个曹雪芹把祖传的《红楼梦》书稿，拿给别人看，别人就误以为他就是作者曹雪芹了。曹沾传播《红楼梦》有功，但这种做法，有欺世盗名之嫌。我们还是不苛求古人吧。
　　其实，《红楼梦》流传初期，就有人记载，作者是京师某府西宾、江南出身的孝廉，洪升在京师期间，确实当过吏部尚书李天馥家的西宾，身份为国子监生，也确实是所谓孝廉身份。裕瑞的《枣窗闲笔》中也明确记载，《红楼梦》是曹家先人留下的书稿，不知作者是谁，是曹雪芹在前人基础上修改抄录后传出去的。笔者怀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就是曹寅的孙子曹沾（曹雪芹）。程高本问世前，就有百二十回“全璧本”出现，说明并非高鹗续书。续书中结尾处，大写空空道人与曹雪芹对话，把书前的曹雪芹由虚坐实，如果不是曹雪芹本人，其他人大概不会有此兴趣。
　　此雪芹非彼雪芹，前后正差一甲子时间，这场历史的巧合，造成二百年红学史上天大的误会，可谓悲剧，也是闹剧。
　　2004年4月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