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于连的人物形象分析于连是个怎样的人？

　　《红与黑》于连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分析
　　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在文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英雄。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为止短短5年间的生活历程。
　　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
　　18岁时，于连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而市长只将他看成拿工钱的奴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
　　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投奔了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学院，于连只得随彼拉来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和善于谄媚，得到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于连为此获得一个骑士称号、一份田产和一个骠骑兵中尉的军衔。此时的于连又开始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他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忠实奴仆，在保皇党策划的政治阴谋中为主子效力，冒着生命危险为侯爵传递情报。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与反动教会狼狈为奸，诱使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致使侯爵取消他与玛特儿的婚约。于连美梦破灭，盛怒之下枪伤了德瑞那夫人，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于连终于明白：像他这样出身卑贱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过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他拒绝上诉，坦然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使得老奸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
　　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
　　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