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大功劳越大越容易遭祸？

　　摆资格的老奴主人嫌
　　红楼人物
　　七年前，笔者供职于一个大衙门，当时正是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流域滔天的洪水过后，在英明神武的核心领导下，军民团结如一人，取得了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照国朝惯例，胜利之余各行各业必定要大力表彰一批先进典型。本人所在的那个系统也组织了一个报告团，一批在抗洪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到全国巡回演讲。演讲内容大伙儿都能猜到，无非是“政策英明、领导重视、组织得力、干部积极、群众拥护”之类的，只有东北某监狱的一位监狱长讲述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
　　那个监狱是在嫩江流域的大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水位暴涨，监狱犯人必须马上迁走，监狱四周已是一片汪洋，只有一条大堤通向安全地带。监狱长最后一批撤离，身边只有狱政科长和一位犯人陪伴。走了一天后，监狱长足疾发作，不能预期达到目的地，而必须通知前方，交通通讯又完全中断。他只能命令狱政科长快步前行去找营救人员。自己和犯人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当时犯人完全自由，但他没想到逃跑，也许一个人逃跑凶多吉少。在大自然灾难面前，平时正常社会秩序下地位天壤之别的两人，有了最大限度的平等。说他们“并肩作战”毫不为过。后来两人得救了，这个犯人因此立功减刑也是可以预料的。但是回到正常社会后，这个犯人如果以自己有功于监狱长，而忘了自己犯人的身份，他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
　　奴才对主人，和犯人对警察一样，是不能主动邀功的。能否论功行赏，完全在于主人心中一念而已。若忘了奴才的本分，论功劳、摆资格，便会自取其祸。
　　上面的那个故事使我想到了焦大。焦大在贾府中，是功劳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奴才，多次跟随主子出去打仗，在死人堆中把主子背了出来。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子吃，剩下的半碗水全让主人喝了，自己靠马尿解渴。这些功劳连荣国公的子孙都承认。但他的结局最惨，不要说和赖大这样儿子被主人保出来做官的奴才比，就连以色事人的袭人这种丫环都比不上。因为酒后失言，被捆了起来灌了一嘴马粪。
　　按理说，救命之恩高于一切，没有焦大提着脑袋救了贾府太爷，哪有后来的封官拜爵、开府建牙的荣耀。马尿之功招致了马粪之辱，二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可这二者又有必然的联系，马尿之功是奴才多年自傲的资本，更是主子安享富贵时最大的阴影。如果奴才调整不好心态，功劳越大越容易遭祸。焦大没活明白的是，他一直以为贾府这份家业他有份，是他帮着老主人打出来的。子孙糟蹋老主人的家业就等于糟蹋自己的，看着心痛。因此想起来去家庙里对着国公爷的牌位痛哭，控诉这些不肖子孙。
　　“哭庙”、“哭灵”是中国历史中下对上、弱对强、奴仆对少主、臣子对皇上一种很有特色的反击武器，极有杀伤力。中国人一向强调以德治国，以德治家，而孝道是最大的“德”。从帝制时代的“克绍箕裘”到后来的“继承革命光荣传统”，意思差不多，子孙肖与不肖，往往看他是否有乃祖之风，祖先的模范行为是子孙最大参照系。哭庙、哭灵就是用死人压活人，凭借祖宗的威望给当今主子莫大的舆论、道德压力。京剧名曲目《叹皇陵》说的就是这样一段故事：明穆宗驾崩，李后抱着年幼的万历帝即位。大臣杨波、徐延昭（开国元勋徐达后裔）二人认为李后的父亲李良心怀不轨，有效仿王莽的危险，入宫谏李后，李后不听，徐延昭深夜去哭先帝陵。后来李后逐渐明白自己父亲有不轨之心，认识到杨、徐才是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肱骨之臣。清代的金圣叹也演了这么一曲，可演砸了，戳到了皇帝最大的一块伤疤。因为科场舞弊案他纠集一帮士子去哭孔庙，这孔子可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死人。尤其是满清以蛮夷而入主中原，孔子成为清朝皇帝最大的统战工具，你去哭孔庙不是质疑清室没资格统领九州亿兆之民么？这能不被杀头么？
　　焦大认为自己和老主子一起出生入死，有着鲜血凝成的情谊，因此有资格去“哭庙”。这是给贾府子孙最大的难堪，也是他本人最大的不智。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奴才给主子牺牲再多，出力再大也是应该的，主仆名分是不能改变的。过去一帮兄弟大乱中起事，本来并无主仆之分，等到大业成功后，要想稳定权力结构，必须搞君君臣臣，分清楚主仆关系。朱元璋当年和徐达、周德兴、汤和等一帮放牛伙伴一起造反，产业做大了，当年的大哥成了吴国公后，一次汤和治军上偶有失误，遭到了朱元璋严厉的训斥，汤和这一下明白了，昔日兄弟关系不存，现在只有主仆关系了，他即时调整心态，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主公，朱元璋早期的战斗伙伴中，只有汤和得以善终。而六百年后，也有位早年随主公攻城躲地，有保驾之功的大将军，打下江山后，还不将自己和老大的关系调整为主仆关系，别的兄弟都改口叫职位了，他还按老家的规矩叫人家“老某”，周末主公找一些文工团员陪着跳跳舞而已，竟然直斥搞“三宫六院”。这样的人，下场早就注定。
　　大局未定，大业未成之时，老大哥褒奖得力兄弟，如“甘苦来时须共尝”、“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焦大背主子死里逃生的那一刻，主子肯定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焦大和主子的关系与朱元璋、汤和之间还不一样。焦大随主子出兵，是满清八旗兵制，有部落国家的残留。国家不养常备军，战时贵族自备战马武器，带领家臣随主公出征，西欧的中世纪各地封建主也是这样。朱元璋、汤和这种原来的兄弟关系都要变更为主仆关系，何况焦大这奴仆的名分早就有了呢？主公要想头把交椅坐得稳，必须想方设法将主仆君臣关系固定下来，汉代叔孙通制礼仪如此，后世通过延安整风，让红太阳升起来亦是如此。
　　自古皇帝定鼎之后，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安置那些战功赫赫的宿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一种办法，但更多的是朱洪武“狡兔死猎狗烹”的办法。自己在位时，仗着老大的威望、手段，还能镇住那些老臣。如果有一天自己魂归道山，那些功臣还活得好好的，继位的年轻皇帝更难对付这些大臣了。他不能像父皇那样随便训斥老臣，这些身经百战的老臣要是不如意，去太庙哭一下先帝，你如何面对天下子民？袁世凯没有摆平老臣之前，就贸然登基，搞得冯国璋、段琪瑞这些旧部心里很是不痛快。冯国璋就说过，项城老大在时，还能君臣相处，将来如何对待那个瘸腿的东宫太子袁克定？所以，朱元璋在自己死之前，想着法子将老臣们杀个精光，免得给子孙留下焦大这样不服管教的老奴。
　　要说贾府待焦大不薄，让他随便喝酒睡觉。他酗酒罢工胡说，主子也只是给他喂马粪，想发配他去某个庄园养老。要是在朝廷，开国功臣能被谪贬到边疆某个州县，得以善终，便是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