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伟大革命家理想与情怀的喷薄抒发》

　　毛泽东诗词《伟大革命家理想与情怀的喷薄抒发》
　　人们常说，哲学家是怀着淡淡的哀愁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代先哲的毛泽东，其诗词就是他精神的寄托，但是毛泽东诗词中没有哀愁，也极少有失落感，他在人民那里找到了归宿和希望，在斗争中获得了欢乐和充实。在他用质朴的语言构筑的瑰丽诗国中，你除了可以看到“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烈场景，听到“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雄壮声音，你还能感受到诗人阔大而豪迈的胸襟和气魄，领略他那壮丽而热烈的浪漫感怀和情思。这是翻腾涌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壮丽画卷后面的诗人神圣而又复杂的感情世界。
　　“诗缘情而绮靡”。作为抒情艺术的最高形式，诗不能没有感情。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原诗》）诗人只有忠于自己的感受才能写出感人的诗篇。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兼诗人，使毛泽东对他参与和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崇高性和正义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饱满的热情，言出肺腑，自然能产生壮丽而刚健的感人诗篇。毛泽东不像一般诗人特别是他同时代的某些现代诗人那样，沉溺在自己狭小的感情世界，追逐个人小小的悲欢。相反，那种狭隘的“表现自我”遭到了毛泽东激烈的反对。他所表现的大多是革命斗争的集体生活，抒发的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阶级感情，是人民群众和时代的感情。即使在那些描写个人的感怀作品中也是如此，如《沁园春长沙》、《贺新郎（挥手从兹去）》，《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毛泽东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维系在中国革命的集体事业上，但他并没有因此失掉自己的个性，相反这使诗人的个性变得更为突出，更加充实，更富有伟大的魅力。毛泽东生长在有发达成熟的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楚湘文化地区，少年时深受古典文学的教益和熏陶，这使他本质上更像一位诗人。他那济世救国的雄心壮志和雄才大略；他那纵身大风大浪、搏击人生的奋发意志；他那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他那大敌当前，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儒帅风度；他那对传统势力激烈抗争，对丑恶世界冷眼相向爱憎分明的思想情操；他那对社会人生的一往情深和对人民命运、民族前途的深切关顾和热情执着，尤其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自信和豪迈追求，无不包含着鲜明的情感个性，洋溢浓郁的理想色彩。文如其人，正是这些丰富细腻且充满魅力的情感个性深深融入毛泽东诗词，成为毛泽东诗词情感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诗词的情感内容是他精神哲学的体现，是个人情志的抒发。它是普通人的情感，又高于普通的人的情感。“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豪迈的情怀像天空高悬的明月照耀着诗人的温暖记忆，又如磅礴的风雷震撼大地人寰。三十八年九死一生锤炼成的豪迈情怀恒久地积淀在诗人的诗词中，成为毛泽东诗词的情感基调。在毛泽东诗词中不仅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书生的豪迈，也有高唱“万水千山只等闲”以鼓舞土气的红军统帅的豪迈；有傲然独立、不屈不挠“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政治家的豪迈，也有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豪迈；更有对中国革命成就感到自豪，对中国革命力量充满自信“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革命领袖的豪迈。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能像毛泽东这样从青年到老年始终地拥有这一强者气魄。豪迈的情怀是诗人不可抑止的生命和意志的冲力，是诗人对现实世界及其运动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横渡长江已经是卓尔不凡的壮举，但诗人仍要超越“风吹浪打”的艰难，视之为“闲庭信步”来感受搏击中的舒畅。在这种展现体力也是展现意志的过程中，诗人获得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的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它不无浪漫地表现了诗人宏大的气魄。这是诗人的豪情抒发之一斑。
　　豪迈的气魄决定了毛泽东诗词不同于古代诗人那种从狭小视界来吐纳客体世界的模式，如从帘、栏、门、窗之间来映衬折射自然景物，反映个人生活和心灵感受。毛泽东诗词很少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样小中见大的精巧诗句。他总是俯对大荒，直视万象，从大处落墨，直接以大对大，以高制高，以空凌空，通过对事态情境的全局把握、全景描绘和全程辐射，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势。它所形成的博大浩瀚的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是毛泽东豪迈情感的具体表现。他或登高远望，将天边的高原和万里长江尽收眼底；或突兀猛现，将横空欲飞的崇山峻岭置之于足下；他的思绪可以飞出地球，跟随地球旋转巡视太空；他的情怀可以视地球为梯米，可将小小寰球纳入肺腑。更不要说把绵绵青山看作泥丸细浪。他对中国革命现实斗争的全景式描绘，构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同样也体现了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的博大个性情怀。博大的空间感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感情。它是诗人对未来世界的热情渴望和追求，是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关顾，是对敌人的深恶痛绝，是对革命力量的自豪，是对困难的蔑视。一个人把自己摆在宇宙空间何等位置，或者说人对空间的感知程度，最能展示一个人的个性，体现着他的力量和气魄。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空间的感知首先是超越高远，无限空间为他所用，为他自由驱使。诗人在空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坚强主体，无论怎样强大的对象均在他掌玩之中。《念奴娇昆仑》最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自古以来，没有谁能把昆仑山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更没有谁能有气魄对昆仑山自由地评论和裁决。但诗人却以一种超迈历史、气吞山河的气魄，直接用一种不容违抗的强制性口吻对昆仑山发号施令，随意驱使。“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它所显示的博大空间感，它所表现的巨大体魄力量和精神力量，体现着诗人对自我本体的自信和张扬，体现着诗人内心的激情，是诗人主宰世界和未来的象征。
　　毛泽东的豪迈情怀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巨大的历史主体力量。体现在诗人的自我抒怀的诗词中，如上文的《念奴娇昆仑》，《西江月秋收起义》以及那些描写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斗争的诗篇中。毛泽东并不否认个人的力量，但他欣赏、强调的却是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依靠的是人民大众而不是某一个人。群体巨大的力量与毛泽东的豪迈情怀产生了共鸣，也充实了毛泽东的豪迈。“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诗人感受和体验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并以气势磅礴的诗句表达出来。诗人不一定每首诗都要写自己，但每一首诗却都是由诗人自己来写的。在这气势磅礴的诗句中也溶入了作为红军统帅的诗人豪情。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诗人亲身实践使诗人的豪迈突破了诗人个人的主观限制，获得了顽强的、永远的生命力。自宋代以来，词中便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一派，其中不乏“大江东去”那样的杰作，但是这种难以付诸实践的主观精神的豪放不能不受到个人际遇与环境变迁的限制。因此，古代词人纵然有“醉里挑灯看剑”那样冲天豪气，但最终免不了“可怜白发生”的悲吟。而集战略家、军事家、革命领袖和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把个人的豪情与群体力量结合起来，使自我主体力量进一步得到扩张，从而避免了苏轼、辛弃疾那样悲剧性的结局。
　　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它又以重点反映人的生活中的精神哲学为其主要内容。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的精神寄托。它首先表现为充盈其间的远大理想和崇高抱负，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理想者，事实之母也。”（《讲堂录》）毛泽东说，“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伦理学原理批语》）这是毛泽东对理想的理解。理想不可达到并不意味放弃理想，相反他把对无止境的理想追求本身作为目的，这是毛泽东思想中重要内容之一，反映在毛泽东诗词中是毛泽东的理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深重的灾难中。《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瓜分之危险》两本小册子又使他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而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也使他感到不平，特别是1910年长沙暴动的饥民被清政府肆意屠杀这一事件更在毛泽东心灵中留下沉痛的记忆。他强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诗人痛恨丑恶的现实，也不愿像名世诸公那样平庸无能。诗人用有驾驭宇宙之力的鲲鹏自喻，以睥睨千古的口气表达了自己积极入世、搏击人生、去创造一番大事业的热情和渴望。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的召唤激起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恃者惟我。”（《讲堂录》）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交织在诗人的内心，驱动着诗人去主宰历史的命运，去拯救多灾多难的民族，去解放任人宰割的劳苦大众。毛泽东诗词中充满了打破不平世界、建立新秩序的抱负和追求。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寄托在当权者重用自己的机会上。他要依靠自身的实践，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造中国、改造社会。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宏大事业。因此他无法也不可能踏着前人走过的道路前进。历史把无产阶级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毛泽东经过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的理想和抱负也付诸现实，变得更加沉实和高远。通过前面提到的那首《念奴娇昆仑》一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诗人举重若轻、玩昆仑于股掌之间的豪迈气概中，奔腾着诗人藐视古今的远大抱负和改天换地的雄心。“环球同此凉热”，诗人热切地向往着世界大同的社会，并表明实现这种美好社会的坚强决心。诗人的理想和抱负也不再是对世事的风俗和权贵的平庸的否定，而是执着于对强大世界的征服。从思想内涵上说，它已从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升华到自觉的共产主义精神，并成为诗人终生的追求。在建国以后的诗词中，诗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显得更为坚定和迫切。诗人歌颂新中国“换了人间”的巨大变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但并没有满足于此。“更立西江石壁”使神女为之而惊，诗人浪漫的想象正是对美好明天的热烈向往，特别是那些不无乌托邦色彩的诗句更体现出诗人努力加快速度，争取早日到达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在那些反对新霸权主义的诗篇中，诗人鲜明地表达了与“环球同此凉热”一脉相承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人的抱负绝不只是报春，而更在于全人类都能彻底解放的山花烂漫的大同世界。
　　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是毛泽东不断向未来前进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未来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有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又一贯坚持“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讲堂录》）坚决反对空谈未来。他把理想和抱负的立足点定在“行”字上，以自身行动即以进行斗争、改造对象为依据来把理想和抱负变为现实。这种执着于实践、投身于斗争的现实品格在毛泽东诗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毛泽东抱定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坚强决心，唤起工农参加斗争。没有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他的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就只能走入改良主义迷途。“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他以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斗争的方式投身实践，以他独特的政治行为实现着自己要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并推而广之，在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艰苦奋斗中，又以激烈的实践即斗争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冲突。毛泽东的实践概念和行动意义几乎等同于“斗争”。他的每一首诗词都要写到斗争，甚至可以说都是以斗争为中心内容。他描写革命人民与敌人斗争，表现工农红军与险恶环境斗争，直至写到人民群众与大自然斗争来改造自然。他热情赞美斗争，并自己融入人民群众的群体之中，自觉地与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相结合，用自己的智慧来启发民众起来斗争并改造世界，斗争是他踏着人生社会实际所说的话。“梅花欢喜漫天雪”，“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由衷地向往追求着斗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更代表着他的个性，决定于他投身实践的现实品格。在“妖为鬼蜮必成灾”的年代，诗人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这种以激烈斗争为核心的现实品格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那种自主抗争、英勇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一生似乎从未对任何东西表示过畏惧。五四时期，他就说过：“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转引自李锐《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1959年他特别指示有关部门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并亲自修改该书序言。他说：“难道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了，春暖花开了吗？”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在《杂言诗八连颂》中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深刻含义。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强大的敌人对弱小的革命力量形成严重的威胁，但诗中却没丝毫的畏惧和害怕。毛泽东诗词中的主人公（包括抒情主人公诗人自己）永远不会倾倒在强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渺小，而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力对强者进行反抗和超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正是这些置于“伟大之上更伟大者”的崇高精神，使他们成为国难当头时的民族砥柱：“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依靠和发挥自身的力量与外部环境和丑恶势力作斗争，正是毛泽东少年就养成的性格。在“山”这一抗争的外在形象中，蕴含着人这一坚强抗争的内在信念，这也正是诗人要竭力表达的情感。共工和孙悟空都是中国神话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蔑视一切权威进行不屈不挠反抗的典型形象。它们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虽不是诗人的自喻，但不能说不是诗人情感意志的形象化身。
　　毛泽东以坚强奋争的意志、热情无畏的精神投入实践，他在斗争中始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乐观主义精神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情感内容。他的乐观精神不仅是在与“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抗争中，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时局发展，而且是在“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斗争中，拥有“全无敌”的胜利信念。他总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去迎接明天，“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战无不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毛泽东豪迈气概的具体表现。它是诗人对革命规律深刻把握、对革命力量深刻认识的结果，也是诗人革命的人生观的必然选择。因此，在毛泽东诗词中，没有个人悲伤的表白，也没有前途渺茫的悲观。
　　宇宙永恒，人生短暂，这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使古今无数诗人为之困惑痛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连一代英豪曹操也发出这样无可奈何的人生感慨，它又代表了多少中国文人对生命流逝所感到的悲凉！人生如梦和悲秋伤亡的主题在古典诗词中是常见不衰的主题。但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乐观情怀完全取代了这一切。“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诗人意识到人的生命逝去是自然规律，它不可抗拒。但是，由于人生观不同，所以诗人的看法也不同。在大彻大悟之后，诗人回到现实，感受到与古人截然相反的人生意义，“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革命战争胜利的欢欣绝对地压倒了个人生命流逝的痛苦。在持有革命人生观的诗人看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能充实人的生命，使生命的价值得到实现。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的人生观，诗人才在“一年一度秋风劲”中，看到“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美好的秋景，看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看到“万木霜天红烂漫”。也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的人生观，诗人才超脱了个人的悲伤，以为革命献身的妻子感到光荣和自豪。“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诗人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奋争精神使生命有所作为，使逝去的青春得到补偿。这样，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就成为毛泽东乐观精神的主调。生命的意义不再以时间长短来衡量，而以人的作为大小来估价。“踏遍青山人未老”集中地体现了诗人的乐观精神，它一扫古典诗词中“行遍天涯真老矣”的悲哀，代之以革命者青春永在的歌唱。它不仅是浪漫主义的想象，更是建立在现实革命斗争基础之上的革命豪情的抒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开阔的胸襟使诗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从未感情冲动失去理智，从未低沉颓废过。他对于一切总是看得开，望得远，从不把眼光局限在个人的得失和眼前的利益上。事事从大处远处着想，从人民集体出发，这是伟人的品格，也正是毛泽东诗词中乐观精神的心理基础。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着一种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现在我们就集中地来谈谈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的实质是自由美。诗歌要达到这种“自由美”的境界就要达到像庄子所说的那样“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艺术境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诗词的浪漫精神首先表现为这种由强大力量带来的“物我相忘”的境界。诗人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为吻合了客观规律和时代潮流，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和自己的意志相一致，使诗人仿佛感受到社会的发展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人在积极的行动的意义上与自然同一，自然与人相互贯通，所以狂飙为人而不是由物理作用而落下，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它存在于诗人的浪漫想象中，它是艺术的真实。诗人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精神鼓舞从而超越了自身现实，我们可以随他一起上天，用万丈长缨把鲲鹏缚，也可以随他一起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这些浪漫主义的想象是诗人心灵激情的外现与物化，无不体现着人的崇高和伟大。
　　和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坚信自己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可以通过实践即斗争不断地对象化，不断地以现实的感性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借以达于理想的事”。他那神圣的崇高的追求一旦实现哪怕是极少的一点，也会使他产生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些由自己发动的奔腾咆哮的群众斗争，那些按照他的思想而出现的各种现实如人民公社、女民兵、好八连都使他感受了一种美和欣悦。“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毛泽东诗词中那些神奇的想象，多变的画面充分显示着诗人在成功面前的高速旋转的内心世界，显示着诗人激越雄奇的浪漫情操，一位外国作家曾这样评说过毛泽东：“如果他不置一切不顾，去吟上几句诗以表达令人振奋的斗争激情，描绘中国山河的壮丽，就难以结束一场战争。”（〔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诗人的浪漫情怀无处不在：在红军作战的阵地，他感受到战地黄花格外芬香；在革命胜利的战场，他看见累累弹痕，亲切地感到它“今朝更好看”；甚至曾经战斗过的偏僻山区，在他笔下也变成了美丽的仙境：“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为了寄托浪漫情怀，毛泽东以他那渊博的学识在诗词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和传说，来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或编织个人的绵绵情思。那些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增添了毛泽东诗词的浪漫情调。他使共工复活来赞美红军是胜利的英雄，他洗去巫山神女的色情趣味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最精巧绝妙的是他用嫦娥奔月和湘妃斑竹的神话故事来表达他对亡妻的怀念。毛泽东是一位感情丰富真挚的诗人。早年写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词，是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诗词。它描写了毛泽东与新婚妻子杨开慧离别的情景。通过横塘凄清、繁霜满地的气氛，诗人抒发了夫妻依依难舍的深厚情意。因为情深意笃，所以离别才格外痛苦。“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环宇”。豪迈的诗人为了革命事业毅然战胜了个人的感情。“重比翼，和云翥”，“革命第一”的思想使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深沉伟大。杨开慧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他最挚爱的女性，为了革命的事业也为了毛泽东，杨开慧年仅30岁就被敌人杀害了。在漫长的繁忙生涯中，毛泽东时常怀念着杨开慧。在诗人的心目中，她既朦胧又具体，既遥远又亲切。我国民间常用“天姿国色”“仙女下凡”来形容美丽的女子，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就继承了这一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化传统。在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悼亡词中，诗人以少有的轻柔笔调描写了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位烈士升飞月宫，又用热烈的笔调写他们受到诚挚隆重的欢迎。诗人深情地赞美了两位烈士对待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从表面上看，这里没有感伤，也没有一般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阶级的感情、同志的感情。但是“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毕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诗人是在和爱妻久别！从那杨花轻飘的画面中，我们仿佛看见诗人独立寒秋，站在橘子洲头，目送杨花到天空的尽头。一丝柔情，一缕爱意，使诗人多么希望骄杨不要“直上”重霄九，而是停下来让诗人看看清楚，诗人又是多么想再对骄杨耳语：“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诗人不忍杨花离去，期待着她早日能重新归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湖南同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故乡。诗人把故乡美丽的传说与对亡妻的怀念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诗人色彩最绚丽的浪漫主义佳作《七律答友人》。毛泽东对人说过：“《七律答友人》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年第二期第79页）诗人在温馨的气氛中，想象霞姑乘风归来，所以诗人要急于梦回故乡，所以诗人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浪漫的想象使天上与人间、死者与生者的隔阂完全消失了，诗人收敛了他那一贯的倚天抽宝剑的豪放雄威，在乡情、友情和亲情的温暖怀抱中含蓄地倾诉着自己的衷曲。这种情感在毛泽东诗词中是极为难得的，它犹如诗人歌咏的黄花格外芳香。
　　在毛泽东诗词这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中，给人感受最深的是诗人对革命事业特别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的忠诚，是诗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深情信任和关怀，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也正是毛泽东诗词的灵魂。
　　诚然，作为人而不是神的毛泽东，也有他个人的精神痛苦和心灵悲伤。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诗词中有所流露。他建国后的诗词尤是如此。日理万机的诗人在经过“抗争”才得来的横渡长江的“宽馀”中，感悟到生命如水流逝，一去不复返，难言的失落感也会从诗人的心头轻轻掠过，在他的诗中也就留下痕迹；无私奉献的诗人对战友的“忠魂”深情颂赞，无意中也流露了一种隐秘的孤独感，他意识到某种对于过去的背叛正在滋生；豪迈的诗人从来都是以激昂慷慨的歌声结束他的诗篇，然而在《七律吊罗荣桓将军》中的结尾却是那样悲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国家对个人的伤感交织在一起，给诗人的心灵留下了沉重的问号但毛泽东没有沉溺、放纵自己的痛苦而不可自拔，他总是在对革命的历史的温暖回忆中获得些许安慰，总是在投入现实的斗争中超越了自身的痛苦。所以，尽管他对人生命运有过深沉的思索，在无际的宇宙、无极的时间中产生过苍凉感，但低沉却从未成为毛泽东诗词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