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原文欣赏

　　再论所谓“国医”
　　8月5日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国医’”，引起了一群“所谓‘国医’”的攻击，并有几个南京的记者，在那里胡言乱道一阵，肆力作个人攻击。和国医谈科学，和如此一流的记者谈伦理，皆所谓对驴弹琴，白费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报》上的两篇宣扬国医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说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犹未尽之意，亦应再补充说几句。
　　前文中最使所谓“国医”们反感者，在乎我说“国医”中无病理、缺诊断，而与近代科学根本不相容。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人人共见的，不待辩论，也不容辩论。其要强作辩论者，只得将病理诊断作一曲的界说，或根本不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所谓诊断者，除脉搏、呼吸、温度、血压、大小便、血液、内脏声音，各种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详细诊断方法，而微菌之检查，尤为全部传染性病之最紧要的诊断。诊断的器具本为国医大系中所无，而这些诊断的经程，除脉搏外，又皆国医所不知，或不确知。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国医先生，如投函《大公报》的赵寒松先生，硬说这不是国医诊断的重要方法，则试问国医舍此诊断柱石以外，还有什么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诊断方法？更试统计一下子，现在开业的国医是不是还是人人用此为第一法？事实俱在，不容讳饰。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传染性的病，不能验微菌，且不知何所谓微菌的人，如何去诊断？呜呼，国医的诊断！近代医药之四大柱石，一解割，二生理，三微菌学，四实验药物学（依发达之次序），而手术之能，用具之精，尤为旁面的要件。病理学非他，即此等基础学问之总汇，尤以生理知识最为基本。近代病理学之中央思想，乃谓人体既由细胞组成，而各部细胞相维，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细胞起变化，无论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与其他部分不能相维时，则成疾病。此即所谓细胞论的病理学，此本是生理学进步之结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说总是由试验而成，历多年的求证反证，而得最后之结果。到了现代，病理学已是一个有系统的训练，并不是些零碎不相关的知识；已是一个实验的科学，并不是些遗传的说话；已是全世界有训练的医生所共同贡献者（凭各种医学杂志以传达，以改进），并不是一类一方的卖药之人所凭以混生活之利器。至于们贵国的传统医学还不曾进化到哈微氏（WilliamHarvey，15781658）发现血液循环的地步，遑论近代的生理学、微菌学、药物化学等所开的境界。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哪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枝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此中辩论，白费精神！国医先生若要护法，请他拿出来给人看看。
　　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之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
　　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者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
　　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辩证的。
　　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独立的科学事实。
　　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是容纳幻论与空语（Verbalism）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习医者即以此等学问为医预科，到医本科时，所受训练，即是此等基础科学使用在医学各门之上者。本科完后，继以病床实习，又是医学各门之实地经验。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学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所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近代医学的系统是明摆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学。若“国医”则试问它的系统是些什么？它的解剖是什么？犹不知神经系。它的生理是什么？犹不知血液循环。它的病理是什么？犹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么？阴阳、五行、六气！如此的一个系统放宽来说，假如此地可用系统两个字连玄学的系统也谈不到，因为玄学的系统，也有严整的训练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认如此的一个系统之有存在于科学的世间之价值，无异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等等发生怀疑，而此等科学之立场之不容怀疑，乃是文明人类数千年慢慢进化。三百余年急剧进化之结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国人抹杀之也。
　　所谓国医与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样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学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校中的生物是进化论立点上之动物学、植物学，并不是《本草》。学校中的知识训练，是应依逻辑的要求，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知识。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之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借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的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松懈敷衍不着实际生活之教育，制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识于日常生活上的学生！故今日“国医”犹有如许大之势力！“国医”之有势力，实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败之象征也。
　　《大公报》所载的两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赵寒松君的《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这是一篇主张国医改良论者。又有8月18日陈泽东君代表中医公会之投书，这真是“儒医”的正统观了。现在把陈君之文全抄在下边，请读者开开眼界。
　　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中医公会之投书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谬指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强权，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异哉！傅孟真之痛骂国医也。
　　当傅君投稿《大公报》，于8月5日披露之时，敝会全体激愤，即会拟一稿，亦以痛骂之辞驳之，除在敝会刊行《国医正言医报》第四期登载外，仍投函《大公报》，请予秉公登载。而《大公报》因敝稿以痛骂驳痛骂，辞涉激愤，未予登载。而敝会之公愤，又不能钳口使平，敝会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学理辩论，以作缓沖之意，庶可达两全之谊焉。
　　溯吾国医药之学，创始于神农，大成于岐黄，又有秦张诸圣继起，调摄护卫民生，以至于今，已将及六千年之久。吾国人数之蕃庶，甲于环球者，皆吾国医药维护之力也。神农以天地气化所生之药物，以补救人身感受天地气化之偏弊，乃尝药辨性，竟尝至鸩毒而殁，其救世之热诚，亦良苦矣。神农殁，其子孙继位，传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术，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国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黄帝为西域诸侯，起兵救民，灭蚩尤，臣民推戴为帝，榆罔遂逊位焉。岐伯乃黄帝之师而臣者也，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著，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借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借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然有主客之别，主运主气，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运客气，随岁建干支为转移。所以预测气候，与时令疾病者也。
　　敝会同人，向本此法为治疗之秘诀，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诀者，所治多死，西医不知，故治瘟疫、伤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儿惊风、大人半身不遂等病，举手便错，此皆不知气化之故也。况医家治病以治疗痊愈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强诬为非是，不得实效之信仰，而运动伟人，反压迫以强权，西医之能力，亦不过如是。气化之秘诀，概不知也，如无气化，则万物皆不生，何况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气之说，姑举其大略之纲领而言耳，其详细之法，尚非简文所能罄，至六气之作用，经赵寒松先生，于8月13日登载《大公报》，兹不多赘。至本文所言吾国医药历史之说，皆典籍所较，凿凿有据。较之傅君所云，在唐时受印度中亚（中亚究是何处）的影响，在宋时又受阿拉伯的影响等等神经错乱无据之言，不可同年语矣。且医圣之道，是济世之真法，凡吾国人，无论为医与否，皆当努力保护之，以期吾族人共享寿康之乐，乃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残铲除者，是废毁圣道，与吾族人为敌也。吁！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东门内中医公会陈泽东稿，8月18日
　　读妙文至此，真叹观止矣。我觉此文之立场远比赵君文为妥当，因为赵君作中医、西医之截搭八股，强合不可合者，实不能自完其说。此文赤裸裸地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陈公也。我于此仅有两句话，其一，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其二，陈先生问中亚究是何处，敢敬告之曰，中亚者，东亚之西，西亚之东，南亚之北，北亚之南也。若问其地当国粹地理上东胜神州、西牛贺洲之何地，只好请善于沟通西学国粹之赵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赵君的改良派文章分做三段，第三段是对我作个人攻击的，此等语调，值不得讨论。第一点是支持五行、六气论，第二点是说“国医”也有病理学。请先谈第一点，赵君说，“金、木、水、火、土只不过是代表心、肝、脾、肾五脏的一种符号而已”。这真是掩耳盗铃之欺人语！试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医书，每谈到五行，还不是在那里高论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虽以五行配五脏，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词用来？至于赵君论六气，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戏，先把六气的名称写在上边，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医学名词注在下边，更把桂枝汤、茯苓汤等等《汤头歌诀》加在底下。这个三段组织，全是不相衔接的。敢告赵君，近代解剖学是一个系统的学问，近代生理学也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其中的单个名词，若赵君所用之“神经”、“汗腺”、“动脉”、“贫血”等，若一旦为国医剽窃，离开它们的科学系统实无何等意义。敢问赵君，改良的中医是否预备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备全部接受，而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词与“哲理”合作？或者中医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经典一般。若果然，中医之为物更不必谈了。赵君又为六气作一洋八股的解释，杂汇新旧名词。然试以物理学的极浅常识论此6字，则知其并不成六个独立的物理质体，寒暑是温度，湿燥是湿度（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风是因气压差异所生之空气流动。人的身体当然受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然此等及于身体之影响不是可以囫囵吞枣，东拉西扯讲的。中医用此6字，并不是专来考察温度湿度对人身体之变化，而是将此六字偶定为六体，与身体上机关相配，布成《河图》、《洛书》一般的阵势。至于内因的六气，尤为不通生理荒谬绝伦之谈，结果说上些“内因的风，为神经发病的变态”、“寒为贫血的现症”等等怪话，不知习过生理学的人看过这样的生理名词，如何发噱。现在把他最短的两段抄在下面：
　　火为极热，几至于燃烧之谓。例如汤火灼伤（按此是用火的本义）或气候奇热，温度特高，触动人体内部的热，致生燥扰狂越的症候（按此处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为贫血的现症，以神经沉滞，动脉血行迟缓，全体微血管发生贫血，必致恶寒，全部贫血则通体恶寒，局部贫血则一部恶寒，是谓虚寒。
　　其余内外10段都是同类的话。这样的把比喻与本体合为一谈，而胡乱用近代科学上的名词，恐怕只是脑筋中的一阵大混乱而已。这样的立场，还不如那位中医学会的论文，那些虽是神话，却是一派，这里的赵君是胡扯着说梦话。至于赵君的病理论尤其高妙了！他说：
　　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医则除花柳、瘟疫、喉痧、白喉、霍乱、痢疾、鼠疫等病确有病菌的存在与传染而外，其余的外感时病与内伤杂病，则认定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其致病的原因。
　　此处赵君所谓“西医认病菌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语中，致字下，病字上，应加传染性三字，否则根本无此“西医”。赵君所举花柳等病之“确有病菌”，不知中医向谁得此知识？此本小事，可以不论，论其大义。此处所举各种病症以外之病之有无病菌，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想象的语言，而是显微镜下，肉眼亲切看见的东西。到了今天，眼见的东西还成辩论，不正合我前一篇文为中华民族羞愧的感慨么？记得巴斯得的一个传记上说，好些科学家在那里论发酵作用，一个说由于甲，一个说由于乙。巴斯得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为然。他引这些人到他的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看，辩论就此结束了。不过巴氏持论于微菌学未成立之先，中国人怀疑于微菌学在开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学向之后！此外赵君之说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历史的兴趣”耳。近代的病理学是以生理学的中央思想为骨干，组合而成的一切系统知识，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一束，赵君既以为中医有病理学，复不能举其要义，只乞灵于书名，则亦不须辩解了。
　　最后赵君出一下策，引了一个日本人汤本求真的两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两段议论，是出于曾经毕业于西医专门学校，并且曾经供职于医院自设诊所的西医”。须知天下妄人，何国蔑有。若此言出于一个在医学界有大威权的人，犹可重视，今乃出于一个失职的普通医生。其自叙曰“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按，颇有自知之明），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铁椎》（按，可见此君之汉医迷仍得之于汉医，非得之于近代医学），始发愤学汉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国医学者乞灵于此，适见其学问上穷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师，固是说他是白脸浅发的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他剃发为秃便说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说不出道理来，而壮胆乞灵于古书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学之前驱，斥此为“剧场偶像”！
　　其实与“国医”辩论“国医”，既动了他们的“职业心座”（ProfessionalComplex），又无法折中于逻辑，诉之于近代科学，本是极无聊的事，我也就此为止，且待申说较重要的几个意思。
　　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
　　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医学的“治愈”一概念是个统计学的名词。所谓治愈者，第一要问受治者在受此药治疗时已入于此病之第几阶段。第二要问自受此药治疗后治疗的过程如何，用药之继续如何增减，效果之表现如何形态。第三要问痊愈在何时，愈后是否过些时日又出现。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治不愈人之身体情形。至于在易生枝节的大病，应统计的事实更复杂。以上还单就病治疗之本身论，其实一个受治疗人之一般的身体情形及其家庭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尤与一病之治愈与否有关系。有如此之复杂情形，“治愈”两个字不是简单容易说的，而医院对于治疗的效验不是可以不分析作报告的。所以现在大规模的医院在医学组织，每每有统计专家在内，至于中央及地方的卫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统计，更是一个不待说的事实。“治愈”两个字，在科学的分解之下，说来甚难；在妄人，说来却极容易。
　　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哪里呢？记得阇仿斯的科学原理上引一段笑话，大致如下：一个教士引一个怀疑论者到教堂中看题名录，指着一部的题名录说，“这都是在大海中遇大风因祈祷而得救的”。怀疑论者反问道，“那些个曾祈祷而不曾得救的又在哪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
　　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繁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时已经提明它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繁殖满亚、欧、非洲了。诚然，中国人之不能无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内乱、外患、经济的制限，等等，然而国医何曾减少了中国人的死亡率？试一比较日本人在用汉医时代之死亡率和现在之死亡率，此中消息可自己明现了。
　　谈到“治愈”问题，又有一个自然事实，易为庸医所窃用此却不分中医、西医就是自身治愈之力量。人的身体自己治病的本领是很大的，越年少，这力量越大，所以许多疾病关于自身之机体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术医药治愈，而是靠营养调护得宜，自己的身体把他治愈。不特机体病每每自愈，即传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护持不靠医药。例如肠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简单有效的治疗药，得此病者总是靠护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医术之显真本事者，第一是手术，第二是杀菌，第三是对付传染病。一般内科症候之关于机体失常者，现在虽机体有明了的诊断，却并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疗。近代医学是不欺人的，它不自诩天下的病它都能治。不若《伤寒论证》、《外台秘要》等等诞妄书，说得像是无病无药者然。此虽可适应愚夫、愚妇之心理，却不成其为实在的知识。
　　以上论中医之所谓把病治好，以下论中医之所谓改良。
　　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它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它的病理论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记得蒋梦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学时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个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紊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这固然是极端的例，然一个人剽窃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正如请不知电流为何事的人来家安置墙上电网一般，其危险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赵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气论，略解物理、化学、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来病床实验，可就万分危险了。
　　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之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林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
　　其实改良中医的口号还不是那些替中医担忧的人所发？行医的中医在哪里改良过？近代医学的训练每每要八九年的工夫（医预科四年，医本科四年，或五年），读上几部《内经》、《本草》陈修图书便开方子的中医，哪有闲工夫受近代医学的训练？近代医学并不曾学到一些，他更哪能取以改良中医？“改良中医”四个字简直没有逻辑的意义。
　　还有待申明的一义。有人常说，汉医的经验方剂中，也许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医学知识。这是当然，不过这又不是中医所能办。即如提净的麻黄，这在“西医”中算是时髦的药了。但麻黄之提净不是中医能办的，是陈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应用，是各医院试验经验得来的，远不如中国医书上所说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疬，在中国医书上发见甚早，在西洋甚后（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疬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纯碘，海藻无须用了。这样进步又不是不解化学的中医所能办的。研究中药，第一，要由胡先骕先生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准了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了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取出一种药草之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试之于动物，试之于病床。传统中医之经验方剂中，若可增益近代医学知识者，所需手续当是如此的，这是全不与活着赚钱的“国医家”相干的。
　　以上但说中医消极的无用，还未曾说到它的积极的害事。其实责备中医或西医把人治死，都是过分看重医生的话。一个人是不容易治死的，无论根据西洋医方或遵古炮制。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维他们了，他们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耽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刘半农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我所要谈的是政府的责任问题。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
　　（原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一一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