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为什么是金庸最好的小说？

　　《鹿鼎记》是最好的小说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部小说，代表了金庸先生从之前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想世界，回到了最终的现实世界。
　　《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松散甚至慵懒，毫无上进心，没有廉耻观，总之，这是一个平常最被忽视最被看不起的一群人。可是，就是韦小宝这样的人，见证的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迁，接触了最复杂的人性，最肮脏的权谋和最辉煌的经历。
　　关于《鹿鼎记》的部分主题，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已经有过。只不过，《桃花扇》是正面描述，而《鹿鼎记》却反其道地呈现出最灿烂的人生，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以大家看《鹿鼎记》，几乎很少描述血淋淋的场面，主人公韦小宝见过的场面不比萧峰差，但都被韦小宝用喜剧的方式拆解。历史本来何其严肃，但相似的人心一直没变。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成为主角，与其说在嘲弄历史，不如说是金庸在还原人性。
　　《鹿鼎记》里的除了韦小宝，都不是当初自己想活成的样子。
　　正如一句话说的，所有伟大喜剧的内核，其实都是悲剧。
　　《鹿鼎记》好在哪里
　　反清复明对于陈近南而言是人生崇高的奋斗目标，对于韦小宝而言却是一场儿戏。事实就是如此，陈近南为了反清复明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死在了自己主子的剑下；韦小宝儿戏一般地反清复明，却是风光无限，不但青木堂香主的位子越来越稳固，而且成为总舵主、甚至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都说从郭靖到韦小宝，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在逐渐地消失，事实上，江湖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没有了江湖，侠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事实却是英雄中的英雄没有一个普通的小混混吃香，因为江湖已经没有英雄容身之地，或者说，江湖已经面目全非，似是而非。
　　遥想当年，丘处机和江南七怪可以用十八年的生命固执地遵守一个彼此的约定，千金一诺，间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钦，那时的江湖是一个道义的江湖，而襄阳城则是那个道义江湖的中心。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道义的江湖就会有道义的大侠，就会有道义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抵御摧枯拉朽的蒙古大军，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间。江湖道义在消退，杀人如麻、一身血债的谢逊当然很难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张三丰百岁寿宴之际云集武当山口口声声要向谢逊讨回公道的众多名门正派中人又有几个是正人君子？就算是情同手足的武当七侠，其中也是暗流涌动，否则怎么会有宋青书弑叔的惨剧？
　　所谓“世上之事，难说得很。亲如父子兄弟，也有信不过的时候。”历经腥风血雨、世道沧桑的谢逊一语道破人在江湖的辛酸和苦涩。“北乔峰，南慕容”的江湖传奇又是什么东东？从乔峰到萧峰，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是从堂堂汉人到契丹胡虏的人生剧变，而这场人生剧变的幕后推手竟然是一个人尽可夫的淫娃荡妇。其实，从契丹胡虏到堂堂汉人又何尝不是另一场人生剧变，一个孤苦伶仃的婴儿逐渐长大沦为误信人言、颜面无存的江湖首脑挽回面子的杀人工具，汪剑通等人留乔峰而不杀不可能是因为什么觉得愧对萧远山夫妇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原因，而是想把身为契丹人的乔峰训练成屠杀契丹人的杀人工具，从而报萧远山雁门关血洗之仇。从胡到汉，再从汉到胡，就像是雁门关外临死之际北向狼嗥一般高声叫号的契丹老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萧峰感受到得也是彻骨的无助和悲凉，于是就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人生转折地雁门关外的漫漫黄沙之中。对于慕容复而言，因为世世代代传承的鲜卑血统和五胡残梦，烟雨朦胧的江南和风霜苦寒的塞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甚至连整个江湖都可以是纵横驰骋的沙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姑苏慕容的独门武功到底是优雅还是狠毒见仁见智，但是，自从姑苏慕容崛起江湖，原本就是充满刀光剑影的江湖又出现了诡异的政治气息。当这样的政治气息逐渐浓厚而且弥漫整个江湖的时候，江湖道义几乎荡然无存，于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左冷禅，深藏不露、深谋远虑的岳不群，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任我行，韬光养晦、谋定后动的东方不败，绵里藏针、上下周旋的向问天，等等等等的江湖枭雄一一粉墨登场，在争权夺利的江湖大秀场上使劲浑身解数，尽情地玩弄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厚黑权谋，披着仁义道德的光鲜外衣戕害生命、践踏尊严、扭曲人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害，怎么下流怎么来。五岳剑派并派与反并派，日月神教篡权与复辟，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宏图霸业归于尘土，空旷的江湖上空飘荡的是《笑傲江湖》孤独的旋律。
　　但是无论怎样，就算是道义不存的江湖总还是江湖，江湖本身还是能够保持独立性，换句话说，江湖与朝廷之间还是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刘正风如果退隐江湖就会成为朝廷参将，令狐冲只是穿上泉州参将的官服就让江湖中人不敢轻举妄动。江湖能够影响朝廷，丐帮几乎能够和杨家将并肩作战，抗击契丹。江湖甚至可以凌驾于朝廷之上，朱元璋出身明教，襄阳城关系大宋的安危，郭靖关系襄阳城的安危。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江湖已经不是江湖，江湖成了一口烹煮麋鹿的政治鼎锅。遥想当年襄阳城的英雄大会，郭靖的镇定自若，黄蓉的运筹帷幄，杨过的举重若轻，甚至是郭襄的一往情深，黄药师的惊鸿乍现，当真是风云际会襄阳城，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反观河间府的什么“杀龟大会”，一大帮声嘶力竭地嚷嚷着要杀吴三桂的所谓江湖人士又有几个是真正配得上“忠义”二字的，操完吴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之后又把陈圆圆卖到妓院，喝着酒，嚼着肉，啃着面饼，满嘴酒气，唾沫横飞，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话说得一个比一个狠，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在一片乡人赶集、赛会、做社戏所在的平地，这帮人拿着反清复明的幌子大秀忠义无非是为了给自己捞点政治资本，加点政治分，从而在所谓的江湖上更混得开，仅此而已，舍此无他。粗犷的外表掩盖的是猥琐的内心，如果撕掉仁义道德的虚伪画皮，这帮人甚至还不如韦小宝可爱，充其量就是躲在阴暗角落放冷箭的可怜虫。顾炎武早就看清楚了这帮人的无聊嘴脸，所以能做的就是把“杀龟盟”改成“锄奸盟”，再象征性地推举所谓的各省“锄奸盟”盟主和总军师，从而让“杀龟大会”多少还像个样子。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江湖。反清复明几乎成了江湖象征性存在的唯一理由，更可笑的是吴三桂竟然是这个理由能够延续的基础。徐天川与白寒松、白寒枫兄弟可以为了莫名其妙的唐王、桂王的正统而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可见反清复明本身也就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所谓的反清复明义士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反清复明之后的利益，哪怕这样的利益在当时是那样的遥不可及。要命的是偏偏当时清朝的康熙比所谓的唐王、桂王等等更加的“鸟生鱼汤”，而所谓的国姓爷台湾延平郡王家里却是后院起火，由来已久的家族丑闻在权力的作用下逐渐发酵，在所谓的江湖上八面威风的陈近南实际扮演的却是频繁救火的消防队长的角色，甚至还会不时地引火烧身，于是，时间一长，反清复明的理由也逐渐地引人怀疑。“总舵主，咱们秦桧固然不做，却也不做岳飞。”玄贞道人之言与当年郭靖所言“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已经难以相提并论，但凭心而论也是话糙理不糙。当然其中的道理陈近南又何尝不知，从“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地，旁人要说短长，也只好由他。”到“大业艰难，也不过做到如何便如何罢。”陈近南越来越意兴索然，英雄气短。如果说陈近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尚不失悲壮风骨的话，那么，茅十八固执地坚守已经逝去的江湖英雄情结就很滑稽了。实际上，茅十八是一个纯粹的江湖侠客，因为江湖已经不存在，所以，茅十八的身影总是那么狼狈、尴尬。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千古南朝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在狂风暴雨的柳江上吴六奇、陈近南纵情高唱的是江湖的挽歌，也是英雄的悲歌。
　　从郭靖到韦小宝，金庸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