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日喻》原文及鉴赏

　　〔北宋〕苏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
　　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注释〕生而眇（mio）者：先天的瞎子。眇，瞎一只眼，此泛指瞎子。扪：摸。揣龠（yu）：摸着一支笛状的乐器。龠，有三孔、六孔或七孔的管乐器。道：道理，真理。此指儒家的学术思想而言。转而相之：辗转相比。既：尽。意之：臆测它。致：导致，自然而然地得到。求：指强求。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语出《孙子谋攻篇》，意谓善战者能使敌人就我，我不为敌所诱。致：招致。以上几句语出《论语子张》，意谓工匠居住在作坊中，长期实践，故能精通其专业；君子若能勤学，则也能获得其道。子夏：孔子的弟子。没人：能潜水的人。水之道：指水性。这两句说北宋前期承袭唐五代科举法，以诗赋（注重声律）取士，其流弊是使学者只注重声律等杂学而无明道的更高要求。这两句话是说自神宗熙宁四年（1071）、亦即王安石当政以来，改以经术取士，其流弊又使学者只重空谈义理而不注重实学。渤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阳信县。求举于礼部：指应礼部考试（进士考试）。
　　〔赏析〕本篇作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时作者任徐州知府。从本文结尾一段中所说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作《日喻》以告之”来看，苏轼此文，显然带有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做法的不满与批评之意在内在苏轼看来，北宋前期以“声律（诗赋）取士”的做法固然有导致士人“不志于道”的弊病，而自王安石变法、改为以“经术取士”的做法以后，却又导致了另一种空谈仁义之道而不讲求实际学问，亦即“不务学”的弊病。因而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要纠正后一种“不学而务求道”的倾向。
　　对于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这种不同见解，由于时代久远，且两人对“道”的理解也并不尽同，所以我们已没有必要去作历史的、学术的评判。引起我们兴趣的倒是作者在本文中通过“盲人识日”与“北人学没”两个譬喻所表达的有益的思想论题。
　　盲人不识日。有人告之日之状如铜盘和日之光如烛，盲人就误以与铜盘之声相似的钟和与烛形相似的龠为日。这个比喻有点儿与人们熟知的“盲人摸象”相似，都是由于缺乏全面的认识而引出了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结论。这个“盲人识日”的譬喻就启示人们：看问题切忌片面、切忌主观臆测，而要力求全面、力求符合实际。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片面性与主观臆测的毛病呢？作者又用了“北人学没”的譬喻来强调实践躬行的重要性。南方人由于“日与水居”，自小游水，所以虽少年即能谙熟水性；而北方人由于“生不识水”，光想凭书本知识（即“问于没人”）而欲求游泳的真正本领，则“未有不溺者也”。这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就明白地揭示了实践躬行的必要。
　　所以，不管苏轼本人的“道”该作如何理解，也不论此文所包含的批评王安石新法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篇说理文章来看，它是相当成功地说清了作者的见解的。我们之所以欣赏它，第一是由于它所表达的论题中含有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启迪（力避片面性，力避主观臆测，而要力求全面、重视实践），第二又是因着它的巧妙设喻，善于把抽象的道理表述得具体而生动。“深入”而能“浅出”，化“抽象”而为“形象”，这便可称是本文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