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的母亲》原文及赏析

　　我的母亲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呢？是小名么？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
　　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
　　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
　　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
　　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他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湖桑。
　　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地金字：“松贞柏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和子，一个叫小和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归除”“斤求两，两求斤”。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
　　我的继母归宁，也到她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
　　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
　　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
　　她今年八十六岁。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
　　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作家》
　　【导读】
　　不忘养育之恩
　　母爱是中国文学的母题。好多名家都写过《我的母亲》，如丰子恺、胡适、老舍等。汪曾祺《我的母亲》一文写三位母亲的还真罕见。汪曾祺的这篇散文与《我的父亲》写于同一年，都在1992年。在这篇回忆性的散文中，汪曾祺饱含深情地叙写了三位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怀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汪先生说自己有三位母亲，第一位是生母，第二位是继母，第三位还是继母。汪先生的笔墨多写两位继母的哺育之恩。汪先生真是个孝子，也许他们家的继母真是视他如己出。汪先生说生母的名字至今仍是个谜，因为在他三岁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我的生母姓杨。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他还说生母生病的时候是不让他接近那间养病的房子的。“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后来的汪先生只能望着画像想象生母的模样。“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在这看似凌乱的叙述中母亲的形象愈见分明，母爱的深沉和母亲的修养清晰可感。长大以后，汪先生曾多次随继母走进那间房子。汪先生写道：“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虽然都是简单的描述，没有太多的感叹和抒发，但读者反复地咀嚼着这些文字，就会觉得情深似海，味浓如醇。
　　在汪先生的笔下，继母如同生母。正是因为写了继母，读者就会时时感觉到他是在遥想生母，是在体会一个人有生母是怎样的感觉。这是一种怎样的人子情怀啊！我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是指子女们想对父母尽孝道而父母已然离去的一种无奈的感叹。但是一个三岁的孩童长大以后，即便使了全身的本事去努力追寻曾经的记忆，最终也只能是徒劳。这虽是写作上的小技巧，但却显示了为文中的大手笔，没有多年的功力是不行的。
　　汪先生笔下的继母，也是非常仁慈的。汪先生的第一个继母身体不好，常吃药，衣装也很少。我的继母“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有一次“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一个仁爱善良的继母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上对继母的偏见。汪先生的“第二个继母姓任”，对他也很好。汪先生在《我的母亲》里写道：“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口叫我‘曾祺’。”汪先生的弟弟汪曾庆曾回忆说汪曾祺解放后三次回乡，进老屋时都对任氏娘跪拜。可见汪曾祺是非常珍视这段母子之情的。
　　汪曾祺的文章就是这样，你需要细细地读，慢慢地品，只有静下心来才能享受绝美。这是一种人间至爱至情的感悟，让人每每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