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第二卷2。3一物一物》原文欣赏

　　《借我一生第二卷2。3一物一物》原文欣赏
　　一物一物
　　一
　　我一直担心被关押的爸爸会不会精神失常，但终于奇怪地发现，他在度过最初一年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倒是越来越镇定了。他以前在家里过于严肃，现在每次见到去探望他的家人，却满眼亲切。他渐渐已经不太在乎“阶级异己分子”这顶帽子，却在努力避免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相反，精神失常的是批判他的那些人，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学院也是同样，被打倒的老师痛苦过一阵也就认命了，而造反派学生却越来越举止混乱，后来全乱到了自己头上。
　　由此我明白，失去行为权利的人很难大幅度疯狂，真正疯狂的，只能是那些自认为拥有无限行为自由的人。
　　学院的造反派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全面发疯，竟然要把“造反派”改成“狂妄派”。
　　后来，又说“狂妄派”是造反派中的先锋队，并自命为全国狂妄派的创始者，在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上插上一面面小旗，挂在路口，展示全国“狂妄运动”的蔓延规模。
　　不久，高音喇叭在宣布，“全国狂代会”即将在我们学院召开。
　　校园里一下子挤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群。青年为主，也有不少中年，男女几乎各半，大多是身材瘦削、眼睛发亮、脚步匆忙。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神态却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吕兆康同学碰了一下我的手，轻轻说：“原来看到那么多狂兄、狂嫂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狂叔、狂婶。”
　　我说：“你看那儿，还有狂公、狂婆呢。这正叫，狂妄不分老少，发疯不分男女。”
　　正说着，高音喇叭突然震响，兴奋的声音劈头盖脑：“全国狂代会即将召开，革命人民欣喜若狂”还没说完，嘭，高音喇叭被砸了。
　　广播室就在路口。这个广播员本来就够激进的，得知高音喇叭被砸便蓦然站起身来，准备去与阶级敌人搏斗，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北方口音的大汉冲了进来，“你们敢说欣喜若狂？”
　　“为什么不能说欣喜若狂？”广播员口气很硬。
　　“欣喜若狂的‘若’字是什么意思？”一个大汉问。
　　“‘若’是‘好像’的意思，怎么啦？”广播员反问。
　　“若狂，也就是好像狂，我们狂妄派是真狂，你们才是若狂！”大汉说。
　　几个人应和道：“若狂是假狂，假狂就是假革命，假革命就是反革命！”
　　很快响起了口号：“打倒欣喜若狂！我们都是真狂！”
　　到这时广播员才知道，自己的狂妄劲头，已经落后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大汉们呼啸着走了，广播员关掉机器，闭着眼睛想了一想。他一时还想不明白，疯狂是一场比赛，永远没有止境。昨天的疯狂拿到今天一比，变成了小疯假狂，那明天怎么办？难怪交通大学的造反派起了一个名字叫“反到底”。但这个“反”字现在又没有味道了，看来要改成“狂到底”、“疯到底”。
　　他睁开眼睛看到正在窗口伸头探脑的我和吕兆康。对我这么个人，他出于造反派的坚定立场还不想搭理，便对吕兆康说：“你们是戏剧文学系的，请问这欣喜若狂的成语”
　　我们笑一笑就离开了。
　　二
　　“狂妄派”与一般的造反派区别在哪里？
　　对此，我冷眼旁观，作了一番比较。
　　“狂妄派”相当于造反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本来，造反派都是“奉命造反”，目标空洞，后来看到中央在号召夺权，也就轻而易举地夺了权，掌了权。掌了权做什么呢？他们就不知道了。毕竟是学生，考虑到今后的前途，有的人开始了悄悄的专业自习，并与老师接近。另一些学生，则当起了“逍遥派”，甚至谈起了恋爱。这些现象引起了一些激进造反派的警觉，认为这是革命步伐的倒退、革命意志的衰败，因此要用极端主义的方式来重振雄风，这便是“狂妄派”的出现。
　　能打倒的都已打倒，那么如何来确定新的革命对象呢？“狂妄派”的目光，从政治领域转向专业领域，从头面人物转向中间人物。
　　在“狂妄派”看来，一切专业活动都必须否定，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把它们一一批臭、碾碎；同时，一切中间人物都必须鞭笞，用极端主义的政治标准将他们一一侮辱、威胁。
　　用“狂妄派”的话来说，已经打倒的一切都是“死老虎”，而大量没有打倒的普通教师、一般职员，则是隐藏起来的“活老虎”。理由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去刺杀日本兵，竟然苟活了下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奔赴延安，竟然留在了上海；他们在民不聊生的时代还在学校里领薪水，而没有把薪水捐献给贫苦大众；他们在解放之后分不清两条路线，没有与刘少奇、邓小平展开斗争
　　“狂妄派”绝不认为除了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别的社会生活，除了政治身份还有别的个人身份。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一般的造反派会批判他麻木不仁，“狂妄派”则会断定他是伪装麻木，因此很可能是间谍。他们确信，很多教师的学术论文中埋藏着政治秘咒、起事信号；他们肯定，各种朋友交往、文人聚会都是在进行阴谋联络、复辟谋划。
　　正好，那时上面宣布，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十七年，文化界和教育界都被实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专政。像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单位，是两大专政的叠加之处，因此黑上加黑，没有一线光明。按照这个逻辑，凡是十七年间在文化、教育界活下来的，都是有罪，都要天天请罪，如果上过讲台、写过文章、演过戏、唱过歌，更成了反动专政的施行者，称得上十恶不赦了。过不了多久，“狂妄派”发现，只要随便打一拳出去，怎么也不会打错了人。
　　“狂妄派”按照这个原则，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老朽滚蛋！”“老朽”的年龄标准，是四十岁。当然，这也包括他们的父母。因此，“狂妄派”大义灭亲，在思想上彻底驱逐父母。一个“狂妄派”成员为此还改写了一句老话，张贴在墙上：“我爱过父母，但更爱真理”。
　　这条思路被几十年后极端主义的大批判干将们继承了，他们无法接受一切经历过“文革”而身心尚健的人，常常使人们好奇：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父母？
　　几年前我见到一个刚刚结婚的大批判干将，听他讲了一通对过往历史绝不能留情的昏话，就盯着他想，他的曾祖父，一定没有在北洋军阀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祖父，一定没有在国民党时代搏斗而死，他的父亲，也一定没有在“文革”中搏斗而死，否则哪有他的生命来源，哪有他的结婚之喜？
　　我几乎可以断定，他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多半是造反派，因为当时造反是中央号召，全国响应，不能造反的只有少数被打倒的对象和他们的家庭，而从他骄横得意的神情看，完全不像有一个蒙受过苦难的家庭背景。
　　当时的“狂妄派”和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一个斩断任何血脉联系的玻璃罩里，因虚无而虚假，因虚假而虚弱。
　　一般的造反派喜欢吵吵嚷嚷、冲冲杀杀；“狂妄派”喜欢上纲上线、诡辩滔滔。一般的造反派有简单的阵线，即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狂妄派”没有阵线，身边的一切都能通过七拐八弯的大批判成为冲击对象，因此没有了前方、后方，没有了敌人、朋友，最后在纷乱的打斗中把自己困死、缠死。
　　当时不知是上海《文汇报》还是《解放日报》，对于“狂妄派”、“狂代会”之类的提法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在报纸一角发表了一篇小评论表示异议。当时报社也全由造反派掌权，因此这种异议也只是为了保护造反派的脸面，但立即把“狂妄派”激怒了。
　　本来，一般的造反派之间也会产生这类龃龉，互相对骂一阵也就过去了，但“狂妄派”的想法和做法就完全不同。他们说：“报社反对我们，可见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传声筒，我们学院正有一大批牛鬼蛇神关押着没事干，何不让他们直接到报社去上班，省得报社为他们传声呢？”
　　说干就干，当夜，他们就把学院里的打倒对象押上几辆卡车去报社，责令他们到了报社必须飞速冲向各个编辑室，把正在工作的编辑人员从椅子上推开，自己坐上去；拿起纸笔立即“工作”。
　　可以想象，那天晚上报社的夜班编辑们看到一大群头发花白、衣衫破旧、脸无表情的人疯了般地冲进每个编辑室时的情景，会多么惊愕。他们一定觉得，反动派果然复辟了，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这就是“狂妄派”的行为方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但定睛一看又全然不是，连一般造反派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尖，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激愤、勇猛、促狭、邪恶、孤峭、短命的族群。他们的炯炯双目，不能不渐渐黯淡，却又时时期待着点燃。一天又一天，终于混迹于怀才不遇的酸文人中间，即将成为真正的“老朽”。所不同的是，酸文人没有驱逐过自己的父母尊长。
　　也许，这是所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共同命运。我在这里多写几句，是想给今天浑身充满杀伐之气的大批判干将们作个参考。
　　三
　　不久传来消息，为了保障“狂代会”的安全，要突击清理校园的阶级队伍，临时驱逐每一个敌对分子和可疑分子。
　　我至少算得上“准可疑分子”吧？因此已有学院后勤组的一个造反派干部到过我们宿舍，对着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说：“狂代会期间，学院的宿舍和食堂都要让给各地来的代表，决定请你们搬离，越快越好。”当时说“越快越好”，一般是指当夜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大家都听得懂。夜间的行动往往放在半夜之后，一个个直接从被窝里揪出去，睡眼朦胧间十分狼狈，因此必须赶紧搬离。对我来说，去处只有一个，回家，到阁楼上打地铺。
　　祖母、妈妈还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痛中，但与前一阵相比心情已稍有恢复。听我说完被学校“狂妄派”赶回家来的原因，妈妈说：“奇怪，一群疯了的人怎么也会感到不安全？”
　　灾难已使这个屋子很久没有幽默了。妈妈一引头，祖母立即接口，盯着我说：“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我一愣，立即明白，祖母这话，与叔叔有关，也与爸爸有关。
　　我一直记着祖母的这句话，直到今天。很多朋友总是问我为什么能在一片大批判喧嚣中保持从容，我总是只以微笑来回答，因为答案是秘密的。
　　但是，近几年至少有三位精神科医生看了那些大批判文章后得出了某种比较肯定的结论，因此我也可以把秘密公开了。
　　那答案就是祖母的那句老话：“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
　　四
　　开过“全国狂代会”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狂妄派”虽然还是疯话连篇，却已经无所作为。
　　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主席说，知识青年不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现在该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些话，不管从正面理解还是从负面理解，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都惴惴不安了。
　　他们想方设法试图讨好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但人家似乎不予理睬。
　　我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的，也是“工总司”。因为我爸爸的命运捏在他们属下的一个造反派手里，我们全家的生死存亡，都与这奇怪组合的三个字有
　　“工总司”老在内讧，各派头领抓来抓去，上海大街上张贴着有关简报和标语，我几乎每夜都要去看，希望哪一天看到我爸爸单位造反派所属的某个司令垮台，甚至期盼着更大奇迹的出现，例如“工总司”由于某个事件而整体垮台。
　　然而事实越来越不乐观，“工总司”已被牢牢地整合在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等人手里，而且似乎北京对他们越来越看重。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执掌着全上海的工业、商业、运输，自然成了上海“文革”的重心所在。
　　，
　　依我看，上海各所高等学校造反派的风头，也就是出了半年，即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等到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一月风暴”，风头全在“工总司”这一边了。学校里的造反派可以窝在学校里边发威，围墙之外，全是“工总司”的天地。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于“工总司”起来造反，上海的工业生产停顿，致使黄浦江码头上积压了四十万吨物资。这事牵涉到国际航运，北京有点着急，下令快速处理这些物资。在当时，也就是必须派一批人用肩膀去一件件地搬，搬走这四十万吨。
　　那么，叫谁去搬呢？工人都去造反了，他们是“领导阶级”，需要领导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谁也懒得搬，工厂里又很难找得到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来服苦役。这时一些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为了向“工总司”献媚，声称学校里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和需要劳动改造的人很多，拍胸脯包揽了这项重活。我和我们班级的多数同学也作为“需要劳动改造的人”被押送到码头搬运了半个多月，真累得背瘫腰断，步履蹒跚。
　　学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次搬运劳动。只在搬完的那一天，来了一个小头头，想与码头上的工人造反派作一个交代。
　　码头上走来一个扣着“212总司”袖章的中年工人，膀大腰粗，叼着香烟，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工人。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迎上前去，说明自己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伸出手去想与那个中年工人握手。但中年工人没有伸手，只是四周一看，说：“搬完了？我们下午就会查一查有没有人搞破坏，你们走吧。”
　　当时我就强烈预感到，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一直由“工总司”掌权，全部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会落在知识分子头上，而学校里的造反派头头，至多做做工头罢了。
　　五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使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212总司”勉强挂上了钩。这个钩，“工总司”方面毫不在意，而对学校的“狂妄派”而言，则是命之所系、魂之所寄。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进来一批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大跃进”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海市委领导推崇。但他们进了作家协会之后与真正的作家一比，处处自惭形秽，却又立即把这种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阶级作家老爷”的压。
　　其实当时真正受压的，恰恰是那些真正的作家，尤其是像巴金这样的老作家，几年来一直在承受着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旁敲侧击的批判。这种状态发展到“文革”便产生爆发性激化，巴金和其他作家被打倒，作家协会被砸烂，工人作家不仅扬眉吐气，而且要执掌作家协会大权了。
　　这事在“212总司”的头头们看来是小事一桩，他们也看不大起那几个工人作家。但后来一想，天天说“文化大革命”，毕竟还要沾点“文化”的边，也就同意那几个工人作家去占领作家协会。这种占领在当时如人无人之境，但要在占领之后把运动进一步搞起来却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因此就想起请高校里的造反派帮忙。上海高校中离作家协会最近的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于是学院的“狂妄派”看到，“工总司”的手指向自己晃了一晃。
　　上海作家协会在巨鹿路，一条嵌在市中心的小路，离热闹的淮海路、陕西路不远，却是梧桐洋房，一片安静。工人作家最受不住的就是这种安静，他们更自在的基地是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工人文化宫。那里也是老上海的一个繁华去处，房多楼高，颇见气势。由此可见，上海的工人作家并不土，他们甚至比很多书生作家更具有都市气息，不同的只是品味和心境。
　　六
　　我们学院的“狂妄派”看到终于可以与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了，欣喜莫名。他们悄悄地告诉”212总司”和工人作家：“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就在我们学校，有好戏看了！”
　　可惜事与愿违，不仅李小林没有演出“大义灭亲”的戏文，而且我们全班同学都讲情义，为了巴金，我们同学的爸爸，大家谁也不去参加对作家协会的“占领”。照理作家协会的事交给我们戏剧文学系的同学最合适，这下只能交给舞台美术系中比较爱好文学的同学了。
　　爱好文学，并不等于能保护文学。事实上，世间很多最严重的破坏，往往出于爱好者之手。这个经验，我从“文革”中初次感受，又在以后几十年间反复证实。
　　放火烧书的，主要不是不读书的人；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年轻女演员的，常常是暗恋她们的人；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家的，至少有一半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我觉得，这些烧书者、打人者、批判者在追慕和损害之间的行为颠覆，是自己内心这一半和那一牛之间的精神挣扎，是又爱又恨的两难心理的恶性进发。要不然，你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面对文质彬彬的对象下手如此之狠，出口如此之毒。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远罢了，何必如此血脉贲张。我想，这应该成为“破坏心理学”里的重要研究课题。“文革”让我发现这个规律真是一件好事，现在我只要见到报刊间特别义愤填膺却又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总会对被批判者开玩笑：“又是一个你的暗恋者和追慕者在发作了！”
　　我们学院舞台美术系“狂妄派”里的那些文学爱好者，平素一听那些作家的名字就兴奋不已，这次跟随工人作家前去进驻，一定也会有大量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举动。
　　我从此在校园里见到李小林时，会迅速地关注一下她的神色，猜度她父亲、母亲这两天的遭遇。
　　一天，舞台美术系一个姓袁的造反派学生手握一条皮带，把我们戏剧文学系的三个“被打倒”老师叫在一起，说要开一个小型批斗会。三个老师，一个是原系总支书记江俊峰老师，一个是原副系主任魏照风副教授，一个是曾经直接辅导我的剧作家陈耘老师。同时，又要我们几个“没有转变立场”的学生和老师站在一旁“触及灵魂”。
　　这个姓袁的造反派小个子，小眼睛，圆脸，满脸油光，戴着一副塑料眼镜，眼镜架可能断了，贴着一片黑腻腻的布胶，说话声音很尖。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年教师直到今天还会记得这个人。他先举起皮带在一张课桌上抽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然后笑了，说：“今天，算是把上海戏剧学院水平最高的黑笔杆子全都集，卜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狂妄大队会同工总司，把上海作家协会都占领了，一个个有名的作家，在我们革命铁拳的威力下不得不天天忏悔，我们难道还怕你们吗？”
　　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吧？竖心边的那个字？”。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
　　七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也没有研究，甚至，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文革”结束之后，全上海几乎没有一个文化单位为难过哪一个工宣队员。文化人的善良和懦弱，竟至于此。那些工人卸下了一个个诸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对敌斗争总指挥”的头衔，交出了掌控多年的大印，搓一搓不知写过多少决定、通告、批示的手，又回工厂去了。
　　造成这种情况，与多年的“阶级观念”有关。大家总觉得一个产业工人，大老粗，能在上海这么一座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做什么呢？这种过于荒唐的宽容，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代人受罚。
　　不错，当初红卫兵造反派那种大喊大叫、打打砸砸的劲头实在让人讨厌，但那段时间确实太短了。要算，也只能算作十年浩劫的一个小小引子，引子中的那些角色很快就失踪了，失踪于高山荒地，失踪于牢狱铁窗。十年之所以是十年，必须还有八九年的恶性磨难，那怎么能假装看不到那一把把安稳地搁置了那么长时间的权力之椅，椅子上坐着的那些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劳动者身躯？
　　八
　　工宣队一进上海戏剧学院，便声势夺人。
　　“第一把手”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一个造反派首领，然后逐级递降，到最后与我们这些学生直接接触的，倒是一些普通工人，看来是在造反派掌权之后才随大流加人造反派的。
　　这些工人识字不多，年纪较大，为人朴素，言谈琐碎，很难相信能处理大学里的各项事务，只不过与刚刚失势的红卫兵造反派相比，倒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然而事实证明，当一种荒唐从急躁走向滞缓，当一种暴虐从无序走向有序，当一种破坏从偶发走向日常，反而更坏。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辩论，但与工宣队却辩不起来，他们不善言词却一意孤行；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你可以冷然傲然，表示不合作，但对工宣队，这样的表情毫无用处，他们不敏感，也不在乎。
　　打人的事情确实不再发生，但是，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对所谓“历史问题”的胡乱揭发，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一个个专案组；当初红卫兵造反派在各种批判会上的大声吆喝，到了工宣队这里变成了无休无止的低声盘问
　　那个“第一把手”，纺织工业局的造反派首领，我一见便十分吃惊，他实在太像爸爸单位造反派里那个与我们谈话的瘦个子青年了。都貌不惊人，又十分自我，好像单位里的局面、每个人的前途，都蕴藏在他们的脸部肌肉中。但是，等到这个“第一把手”一作报告，就发现了重大差异：他显然要比我爸爸单位的那个瘦个子活跃得多。
　　看着他，再看看现在转悠在校园每个角落的工人，我突然产生一种根本性的疑惑：这些工人造反派是造谁的反呢？车间主任？厂长？但是，想推倒那么小的一些干部需要几十万人的声势吗？如果说他们也曾想造市政府的反，那么抱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说不出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名字，读不懂市政府稍稍复杂一点的文件。如果说这些工人造反派是要来打倒知识分子，那他们又说不出半句要打倒的理由。
　　当代某些“文革”研究者和缅怀者认为，这些工人造反，是想与知识分子拉平物质生活的差距，追求社会公平。这完全是假想，因为当时工厂的福利补贴之优厚，是任何一所高校所无法想象的。因此那些工宣队来了以后不久就连连抱怨学校生活的艰苦：食堂伙食太差、没有衣服发放、没有热水浴池他们即使在物质生活上，也早已享受到“领导阶级”的安逸，怎么会反过来向清贫枯窘的知识分子讨回社会公平呢？
　　九
　　我自己对工宣队的进一步认识，产生在我家所在的弄堂里。
　　我家所在的弄堂不大，家家都会打个招呼。一九四九年之后这条原来很上等级的弄堂挤进来大量工人家庭，十分热闹。工人家庭的孩子读书马虎，读了点书以后也都一一做了工人，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工厂停业，他们便在家里养金鱼、压煤饼，在路边修自行车，等到复工，又都提起饭盒去上班了。我们家要修理点什么，就去找他们，他们家要写点什么，就来找我们，彼此亲亲热热。
　　有趣的是几个资本家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家的几个兄弟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一起上学，只是学习成绩有很大差异，他们家的大人总是把我们几个当作训斥他们孩子的坐标。但读书的事情训斥不出来，几年以后他们的孩子都无法顺利升学，也先后当了工人。
　　“文革”一来，他们几家与我们家一起受到冲击。但是，等到冲击过去后，这几家的孩子都在工厂里参加了工人造反队。虽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但他们自己是工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谁只要当上了工人就刀枪不入，参加了造反队更是顶天立地。
　　从小被“剥削阶级家庭”的帽子压了那么久，现在造反了，他们也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怨气。我相信弄堂里几个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但只有这几个资本家家庭的子女，最摆造反队的派头。
　　一天，妈妈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要我看窗外，原来两个资本家儿子戴着造反队的袖章回家了。
　　妈妈说：“在单位戴戴罢了，戴到邻居们眼前，让人寒嗖嗖的。”
　　我说：“难怪他们。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重振家声。”
　　再过一阵，他们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妈妈，他们都参加了工宣队，进驻文化单位，一个进驻大学，一个进驻出版社，其中大儿子还是首领。
　　我妈妈问我：“他们如果进驻了你们学校，成了你的领导，会客气一点吗？”
　　我说：“大概会打个招呼，却不会亲热。他们更想让我看到他们的领导状态。”
　　结果，我们余家的子女不久全部下乡劳动去了，而他们家的两兄弟分别领导大学和出版社整整九年。我们偶尔从乡下回上海看望父母，在弄堂里见到他们兄弟俩，一方是浑身土俗、衣衫破旧，一方是满口文化，气宇轩昂。
　　十
　　有时我会想，在这漫长的灾难岁月中，不同的命运是怎么划定的？也许最初只有一条界线，那就是中学里某几次考试的成绩好坏。与古代科举制度不同的是，那几次考试，成绩好的倒霉，成绩不好的发达。
　　这么一想我就惊悚了：如果我家有一个子女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成了工人，“文革”一来又参加了造反队，戴着袖章去找爸爸、叔叔单位的造反派，我们家的灾难也许大半能够免除？
　　这是一个真实性很高的判断。
　　那么，一切竟然在于学习成绩。真是要命的成绩，爸爸以前天天叮嘱我们的成绩！
　　由此联想，学院里最早造反的同学，有一大半也与学习成绩有关。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批评，又预感到专业前途黯淡，于是乘机造反，借以发泄。但他们毕竟还是考上了大学的，后来工宣队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因为那些工人连大学也没有考上。这又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疯狂的年代总有很多虚假的坐标，当虚假一一滤去，没想到控制社会的真实因素竟然那么偶然，又那么世俗。
　　因此，连内心的愤怒，也无从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