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导言原文及赏析

　　（一）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由于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国人民都沉痛思念国难的由来，反省如何应变自处之道。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时在天津大公报编辑部里，就议论纷纷。张季鸾为本书作序，有以下几句话：“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我在本书第一卷付印时写《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章，于简述甲午之战、二十一条交涉、华盛顿会议等情况后说：“然国人苟安于国际均势之下，以为日本侵略计无从施，朝野酣嬉，不积极修明政治，建设国防，九一八之祸有由来也。由是言之，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横逆，足以唤醒中华民族！天助自助，夫复奚疑？中国复兴之一大机运，亦在于此焉。本书之作，所以望国民之知耻而怀奋也。”从这两段话看，这部书所由产生，乃出于一片忧国之情。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的炮声响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因念国家之可危可耻，提议在报上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并推我担任主编。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学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由于符合读者的感情和需要，谬邀传诵，陆续得到历史学者和当代外交家的热心帮助，或予指教，或供史料，逐渐得到先辈学者的重视，博得一些虚声，实非编者之功。报社同人匡助之力尤多，永志铭感。
　　（二）
　　当时确定计划，从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开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止。时间整60年，所以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871年是一个重大年代。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过：“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列宁选集》第2卷第744页）当时的世界形势是，资本主义向落后地区发展侵略。它的侵略对象首先是非洲，其次是亚洲。亚非两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较后，正在初升状态。问题在日本何以要侵略中国，中国应何以自处。这两对矛盾，可以概括当时的世界形势。那时的世界就处在这种矛盾之中。
　　在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革命，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历史上一时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日本于1868年在丙辰内战中出现了明治政权，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开始了“明治维新”。它在内政上废藩置县，在外交上派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访问西方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时，朝鲜庆尚道宁海府农民起义，攻入官衙，夺取武器，杀死府使。中日两国商订《中日修好条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伊犁；陕西、甘肃、新疆的农民起义军在大西北继续与清军奋战；湖南哥老会攻破益阳等地；贵州的苗军、云南的回军仍在发展中；斋教袭入严州等地，浙闽赣三省戒严。从这些事件看，在欧洲爆发了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日本正走着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对外谋求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力图向外发展；朝鲜在演进着封建主义社会的危机；中国则对外失地丧权，内部继续发生人民的武装革命。
　　19世纪中叶，由于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日本，以及亚非两洲殖民地的迅速扩展等等，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世界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开始向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是帝国主义形成的前夜。
　　这时期，世界殖民地的争夺战正在加剧，争夺的重点转到东方。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完成，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东方来更方便了。洛克菲勒于1870年创办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第一个垄断组织（托拉斯）出现了。这是个时代的信号。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争夺正在深入和加剧，并侵略到朝鲜。沙皇俄国在北面蚕食，英法从印度沿着海岸侵略中国的西南和内陆，形成两大势力的世界性的争夺。美国后来居上，它跟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脚迹，跨上侵略中国的征途，又去敲朝鲜的门户。美国侵略者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到朝鲜干过杀人放火的勾当，1871年它又派军舰到朝鲜武装要求通商。日本也刚刚资本主义化，就加入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行列，并且逐渐成为主角。
　　日本在东方，原是与中国同命运的国家。英国于1840年用铁船大炮强迫贩卖鸦片的方式，打开中国的门户，缔结了不平等的《江宁条约》，美法等国跟着钻进来。大致相同，美国于1853年用铁船大炮的威胁，打开日本的门户，缔结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英法俄等国跟着钻进去。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民曾经对英法侵略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抗战，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样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继续了14年之久，统治了广大地区，使英美法等侵略者认识到亚洲人民不是可以轻易征服的。使他们认识到纯粹用武力征服，或者进行直接统治，花费人力财力，造成侵略者的危机，还不如和当地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深入攫取侵略特权，更为合算。在这种打算之下，英美法俄侵略者与清廷相勾结，由美国人华尔、英国人戈登和法国人所训练指挥的清军，以及英法两国的正规部队（沙俄也派出一些兵和提供武器）帮助清廷打败了太平军；对日本，它们就采取和日本封建统治势力勾结的方式，而不完全动武了。是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斗使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吸取到教训，挫折了它们侵略东方各民族的气焰。欧美侵略者不但因此不对日本用武，还改变了策略，转而与日本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就在70年代，出现了美国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事情；进入20世纪初叶，出现了英日同盟，都可作如是观。当时的日本，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与中国、朝鲜友好团结，共同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争取和维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各自建设近代化国家；另一条是追随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他们勾结起来，侵略中国和朝鲜，做欧美侵略者操纵下的鹰犬，以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亚洲民族的独立和繁荣，日本应该走第一条路。英美等西方国家，都要日本走第二条路，它们扶植日本，帮助它们侵略中国与朝鲜，明治君臣就为日本选择了这条路。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原来就是要向外发展侵略的，它得到英美侵略者的帮助和鼓励，从此一心一意屈从欧美强国，侵略近邻的中国和朝鲜。近代日本在这条路上发展，因而成为亚洲的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时期的日本，倒幕废藩，国家初告统一，明治维新刚刚奠定基础。这个长期封建的国家，孳生着初期的资本主义。由于倒幕废藩后骄兵悍将难于安顿，国内潜伏着内战的危机。明治君臣有一个打算，就是“攘外以安内”。要对外闹事，目标自然在朝鲜和中国，他们借口朝鲜拒使，盛唱“征韩论”。日本这时还受着欧美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明治政府一面派岩仓具视等赴西方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同时派使来中国商订通商条约。日本对欧美各国修改条约的交涉没有得到结果，对中国订成了《中日修好条规》。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国交涉订约，是图向外发展，也是向中国探虚实和争朝鲜的第一步。果然，中日订约之后，日本兴兵攻打台湾和争朝鲜的闹剧就上演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同封建主义皇室、藩阀和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在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日本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416页）。一个新兴的日本，不与东方各民族互相提携，共同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侵略，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国家，而同美英等帝国主义相勾结，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侵略邻邦，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1945年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这时期的中国，正是清廷对外投降，勾结英美法俄侵略者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搞所谓“同治中兴”。这是清朝政府和洋务派官僚死心塌地投降外国侵略者进一步镇压遍及全国的人民武装革命的时期。如果说，中国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迫使美英法侵略者对日本封建统治阶级改采勾结拉拢的政策，那么它们对于中国是直接地以武力帮助封建的反动的清朝政府镇压中国的人民革命。1860年是清王朝的危险年代，太平军在苏浙两省胜利发展，英法联军打破天津北京，它已亡在旦夕。一个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人拉铁摩尔在他写的《现代中国之创造》一书中就曾指出：这时候，“如果不是外国人在打败了满清以后有意要维持这个朝代，为了可以通过满清朝廷而制造出一种适合他们利益的政府，那么，很可能在一二十天中就崩溃了。”英美法侵略者所以要维持清王朝，就是为了把它制造成为一个适合他们的侵略利益的卖国政府。清廷君臣在这时候唱所谓“同治中兴”，以粉饰太平，实际上全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运动是在普遍蔓延着。南起云贵，北至新疆，捻军、回军、苗军以及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彼伏此起，同清军进行大规模的搏斗。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火焰也在熊熊地燃烧着，反对英美法侵略者的教案遍于全国，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就发生在1870年。清廷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办“新政”，搞“自强”，实际是自欺欺人之谈。他们在这时期先后举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局，在苏州设西洋炮局，在上海办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在福建设马尾船政局，崇厚、李鸿章先后在天津搞制造局。这些东西，成效有限，通过官僚、买办、洋奴之手，成为贪污舞弊之薮。若干官办的制造民用工业品的工厂，对官僚资本主义起了胚胎作用。购洋船，办海军，只在平日摆摆样子，一旦临战，全遭毁灭，如同甲午海战的情况。清廷依靠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湘淮军，编练所谓“新军”，决不能构成中央统一的力量，只能成为以后军阀割据的根株。这时清廷用它的武力疯狂镇压回军苗军等的革命起义，而对侵占伊犁的沙皇俄国军队却毫无办法。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所说：“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5页）封建统治者虽然有时排外，如同清慈禧太后曾经利用义和团起义而对外宣战。她是看到那场变乱必然祸连自己，为清议所不容，因而用对外宣战转移矛盾，以保护自己。另如朝鲜的大院君也曾经下过“与洋人交接者处死”的命令，日本幕府也曾经执行过闭关拒洋的政策，但他们决不是坚决抵抗者，在外来压力威胁利诱下，很快就变成了卖国贼。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被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入30年之久，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逐年加深。在洋人经营的企业推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成长着，但还很弱小，还未成为自觉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才刚刚出世，更为弱小，更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有一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贩运进一些资本主义启蒙知识的所谓“新学”，虽然在文化领域中起了波动，也还未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那时候的所谓洋务派，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两无可拒的形势下，用中国人民的血汗购买西洋的船炮武器，办一些官僚主义企业的封建官僚们。他们把所谓“洋务”粉饰为“自强”、“新政”，实际是在铸造惧外和媚外的精神心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等都是一路货色。从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20多年，总揽北洋陆海军务，包办清朝外交，天津成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中日初期的外交，日本人从柳原前光到伊藤博文都喜欢找李鸿章为对手，因为李鸿章惧外媚外，惯于妥协，而且他说的话算数，他签的字有效。李鸿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卖国贼。
　　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若不是以对外投降卖国取得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它早就在这时期被以农民起义为骨干的人民革命力量推翻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局面的形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还要继续深入地演进，这就要求中国人民进行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
　　本书开始动笔于1931年9月，至1934年5月4日第7卷出书，其间经过不过两年半时间，其粗糙可想而知。书中收入的史料文献，都是文言体，我所作的历史叙述也都是用浅近文言写的。
　　当第一卷编辑成书时，增加《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章，也是用文言写的。这一章的内容，主要采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因此，文字比较古奥，史实也一仍其旧。
　　一般谈中日交流史，多称“二千年”，或“二千多年”。《日本国志》引《山海经》的“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成书的年代难考。续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按徐市即徐福，日本也有些传说。现在日本熊野山还有徐福的碑墓存在。但，这是一种传说，难以取信。
　　以上所说，都是取自中国的文字历史时期，其实，我们两个民族的关系，远远超过文字历史时代。远在刳木为舟时期，中日两国的先民就冒风涛之险，乘着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往来于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
　　谈到中日的历史关系，日本朋友常说“同种同文”。日本的文字，初期用汉字，以后创造了由汉字演变而成的假名。所谓“假名”，是对汉字的区别而言。日本早已称汉字为“真名”，后来就称新创造的日文字母为“假名”。“名”就是“字”，这原是中国的古意，却保留在日本文字里。日本人采取楷书汉字的偏旁造成片假名，片者言其偏。又简化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平者言其全。假名的创制是日本文化上的一个飞跃发展，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结晶。这是“同文”。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日本第一部历史书《古事记》就是用汉文写的，而且其中还加杂着许多中国的故事和传说。可见日本在隋唐时代，已经使用中国文字了。至于“同种”，中国和日本同处在亚洲东部，现在已经证实，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这些人类生活过的遗迹，在现今日本岛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以想见，中国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伙可能到过日本这个地方。后来经过20多万年，就是距今15万年乃至20万年的地质学上第三次冰河期的地层里，在日本岛上也发现了石器。能够制造和使用这些石器，就说明那时在日本地方确有人类生活过。请看现在我们中日两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站在一起，简直分不出谁“中”谁“日”。
　　我们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一衣带水”，是形容其近。现在知道，在几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日本岛和中国大陆是相连的，后来经过剧烈的地壳变动，才和中国大陆分离开。这样的一分为二，原始是一体，纵然分开，还是近邻。中日两国永远是天造地设的邻邦。
　　（四）
　　这部书，由于时代变迁，是分段写成的，所以在形式上也是参差不同的。从1931年9月开始到1934年4月，只两年多时间，就一口气写了7卷书，当然是粗制品。也因为工作逐渐增多，从此搁笔。到1957年后，由于领导上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并在叙述部分改用语体文。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到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不很平常，于是再度搁笔。转眼就是十三四年，现在形势大好，国运转隆，艺术之花，正含苞怒放。今日中日关系已远非40年前形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结硕果。而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又蒙领导支持，师友相勉，我虽年已垂暮，也觉得有勇可贾。现在的修订计划，已不许可像一、二两卷那样大加增删；拟大致维持旧状，增添重要的晚出文献，删去不甚需要的东西。这样，把一至七卷书修订完毕。第七卷写至1919年五四运动，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有14年。我满拟把这14年继续写下去，估计力有未足，计划续作大事记。作法以大事记为骨干，于重要的中日关系，则以较完整的文献充实之，如此或对读者较为有用。
　　（五）
　　我在前面交代过，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经得到前辈外交家的宝贵援助。如李盛铎先生，他曾任驻日公使，他保存的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贵重史料，其中包括杨儒与帝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表现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的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威诈下只身奋战的情景。那段交涉，是1901年庚子事变失败，帝俄乘机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以达到它的侵略夙愿。帝俄先以军事占领，造成事实。继而逼订条约，成为合法的根据。俄军占领奉天之后，捉住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一个所谓《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帝俄想缔结一项正式条约，提议以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谈判代表。清廷即授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谈判东三省事宜。李盛铎先生赠与我的驻俄使馆档案，可以见到这幕交涉的全部真相。李并且说，他所以拿出这部分档案，是为了给他的朋友（指杨儒）辟谣鸣冤。当时杨儒忧国恨敌，内心焦急，于大雪中赴俄外交部谈判，下车时滑倒受伤，致染沉疴，于拒签俄约后病逝。当时谣言纷纷，竟说杨到俄外交部时被俄国人踢死。李盛铎所说的“辟谣鸣冤”，即指此而言。
　　在这段交涉中，中国方面死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杨儒。他不畏强御，至死不屈，终折暴俄，其功不朽。另一个是李鸿章。他于签订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的《辛丑条约》后，又在帝俄逼迫下，满心要签出卖东北三省的条约。各省督臣刘坤一、张之洞力主拒签，英法各国使臣纷纷反对这个条约，而俄国公使格尔斯极力逼迫签字；他于“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加上“畏洋如虎”中羞愧而死。李鸿章作为一个投降派，只能得到这样的下场卖国贼之死。
　　（六）
　　这部书已编印七卷，由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到1919年五四运动，共48年的中日关系。据历史文献，皆信而有征。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有种种历史条件，而要求“还我山东”，却是触发运动兴起的条件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强占我神圣领土，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谁能容忍？我们不采取历史糊涂主义，不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是“往者不可忘，来者大可追”。正如周恩来总理1972年9月在北京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签订《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时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纵观这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载有许多不愉快的往事。这摆在历史长河中，尽管是短暂的一瞬，毕竟是值得回忆和取鉴的。中日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大民族，所以能够繁荣生长于宇宙之间，全凭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优良品质。我们两大民族的祖先，能够创造和遗留给我们以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我们作子孙的，就负有继承先业，开拓末来，为自己的国家、为亚洲、也为世界创造和平幸福而努力的光荣任务！
　　这部书的修订，尚在开始，现在重新出版的是第一卷，依次还有六卷陆续修订，一卷增补。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先辈专家、历史学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此书能减少一些错误，最为感激！
　　1979年7月于北京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曾由大公报社编印出版。1979年12月三联书店重印时，作者作了修订和增删。）
　　赏析这篇导言主要介绍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的写作背景及目的，深刻剖析了近代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其形成的根源，最后强调了研究中日关系史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对于整部书而言，这篇修订导言有着独立的价值与特别的分量。其一，书重在记事，是具体的、个别的，而这篇导言则重在抽象分析与综合概括，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重大质变。其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写作于1931年9月至1934年4月，而这篇导言则写于1979年7月。在这样大的时间跨度中，国际关系、国内形势、中日关系的状况以及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书写作的当时正值国难民危之际。它只能服从于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感，注重宣传教育作用，而不是追求学术理性的突出与严密。作者在当时也还只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爱国人士。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他来说还无从谈起。直到1949年3月，他应毛泽东之邀到北平参与国政。以后他又多次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接见。领袖的关怀、党的教育，使作者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与学者。时势变了，世事变了，人的信仰与思维方式也变了，学术环境也变了。所有这些变化当然可以通过对原书的修订体现出来。可是，修订的结果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同修订的愿望与需要完全相符。而且将对历史的理解隐伏于具体的史料后面总不及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更鲜明、更实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篇导言对于整部书有着整合、提高、补充、阐释的作用，是不能用这部书来取代的。
　　这篇导言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作者对清慈禧太后和洋务派的崇洋媚外不屑一顾，对于李鸿章的卖国投降行径深恶痛绝，而对于杨儒拒俄卫国的义举大加赞赏。导言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那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他那卫国、救国、强国、兴国的强烈愿望与要求。
　　不过，这篇导言对某些问题的阐释也许还有可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作者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没有加以区分，片面强调洋务派的封建性、腐朽性和民族虚无主义，而对于洋务运动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革新方面所起到的历史进步作用没有恰当的估价。这就似乎存在不足。对于那段民族的悲剧、历史的不幸，也不能简单化地归结到某个人身上去，而应当更多地从历史反思、民族反思、文化反思的思想高度去认识中华民族的这段耻辱史才合适。当然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才能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