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自叙原文及赏析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若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而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传》，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天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全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秩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范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11）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如，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12），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13）、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言之。凡有异同，蓄储方寸。
　　及年已过立（14），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15），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16）、管仲之知鲍叔（17），不足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18），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19），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心郁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20），约史记以修《春秋》（21），赞《易》道以黜《八索》（22），述《职方》以除《九丘》（23），讨论坟典（24），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25）以降，旋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26），莫不因其旧义，普加釐革（27）。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转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长安中（28），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其任。神龙元年（29），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也）。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连（30），龃龉（31）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32）。其书牢宠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33）。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34）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35）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盖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36）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37）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38）生焉。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39）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40）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41）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42）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43）。”抑斯之谓也。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余辄不自揆（44），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何者？扬雄尝好雕虫小技（45），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扬雄草《玄》（46），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47）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48）以酬之。余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扬雄少为范踆、刘歆（49）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盖酱瓿（50）。然范、刘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杨》、《羽猎》（51）之流耳。如《太玄》深奥，理难探赜（52）。既绝窥窬（53），故加讥诮。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似四也。夫才惟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
　　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54）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55）果以为绝类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56）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57）不出，公纪（58）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指，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59），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浦注标点本《史通》卷首，中华书局1978年版）
　　注释纨绮冰纨绮绣，代指少年时代。《古文尚书》亦称《逸书》。汉伏生传《尚书》二十九篇，用当时隶书书写，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竹简，经孔安国整理，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因用秦汉以前蝌蚪文书写，故名《古文尚书》。东汉末年以后亡佚。家君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先君自称去世的父亲。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对无明王出而遇麟，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实录中国历代所修每个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洎年登弱冠洎（ji），及，到。幼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故用以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龄。名理名，名称、概念；理，事物的条理、准则。总角《诗齐风甫田》：“总角丱兮。”又《礼记内则》：“拂髦，总角。”郑玄注：“总角，收发结之。”后因称童年时代为总角。班、范两《汉》指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11）更始西汉末年淮阳王刘玄的年号。（12）赧（nan）然因羞愧而脸红的样子。（13）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曾著《周官训诂》以补《东观汉记》。（14）年已过立过了“而立”之年。语出《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后因称三十岁为“而立之年”。（15）徐坚唐代史学家，曾奉诏与刘知几一同参与修《唐书》、《则天实录》等。（16）伯牙之识钟期《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因以“高山流水”或“水流高山”称知音或知己。（17）管仲之知鲍叔管仲与鲍叔牙自幼相知。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被杀，小白得内援回国，被立为齐君，即齐桓公，拟任鲍为上卿。鲍力劝桓公释管仲之囚，使代己位，而以身下之。后人论管鲍之交，传为美谈。（18）“复有”句永城（今属河南）人朱敬则、沛国（今江苏沛县一带）人刘允济、义兴（今江苏宜兴）人薛谦光、河南（黄河以南）人元行冲、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人吴兢、寿春（今属安徽）人裴怀古，均为唐代史学家，多与刘知己一起参与《唐书》的修撰。（19）榷扬商榷、抑扬，即研讨、评论。（20）“删《诗》”句《史记孔子世家》：“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21）“约史记”句儒家经典之一《春秋》系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修订整理而成，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22）《八索》相传为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引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23）“述《职方》”句《职方》，《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古代地理著作，作者不详。由职方氏所掌的职务，叙述九州的区域和境内的重要山镇、泽薮、川浸、物产、男女、畜种和谷类，进而说到“九服”的远近。《九丘》，古书名。孔颖达疏引《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24）坟典即三坟、五典，均为古书名。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25）班马又称“马班”，汉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的并称。（26）“讫于”句讫，至、终。姚，姚思廉，编撰《梁书》、《陈书》。李，李百药，编撰《北齐书》。令狐，令狐德棻，主编《周书》和太宗、高宗《实录》，重修《晋书》。颜，颜师古，曾奉命考订《五经》文字，撰《五经定本》。孔，孔颖达，曾与魏征等人撰隋史，又奉命与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27）釐革调整，改革。釐，“厘”的异体字。（28）长安中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29）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30）凿枘相违凿，榫卯；枘（rui），榫头。比喻互相不能投合。（31）龃龉（juyu）上下齿不相配合，比喻意见不合，不融洽。（32）“著汉世刘安”句刘安（前179前122），汉文帝时袭封淮南王，武帝时奉命作《离骚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成《淮南鸿烈》（亦称《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33）商鞅即公孙鞅，战国中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出身卫国公族，原名卫鞅。秦孝公下令求贤，应召入秦，提出变法主张，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为商君。其重要政见经后人整理为《商君书》。（34）扬雄《法言》扬雄（前53后18），西汉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所撰《法言》尊圣人，谈王道，主要宣扬儒家传统思想。（35）应劭《风俗通》应劭，东汉官吏、学者。所著《风俗通》本原始儒家理论，论考古代历史、风俗礼仪、时人流品、音律器乐、山河薮泽、怪异传闻等。（36）刘劭《人物志》刘劭，三国魏学者，所撰《人物志》论人之质量，以中和为贵。全书兼有名、法、道、儒各家思想，开魏晋名理玄谈之风。（37）陆景《典语》陆景，三国吴学者，所撰《典语》系品藻人物之作。（38）刘勰《文心》即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所撰《文心雕龙》，其中《史传》篇系我国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评论专文，全面论述了远古至晋代史书的起源、流派、得失和编撰方法等。（39）殚（dan）竭尽。（40）掞（shan）发舒，铺张。（41）芥同“蒂芥”，犹“芥蒂”，细小的梗塞物。（42）服、杜服，指东汉学者服虔，著有《春秋左氏传解》。杜，指西晋学者杜预，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43）“罪我者”二句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4）不自揆自不量力。揆（kui），度量。（45）雕虫小技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西汉学童必习秦书八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的两体，纤巧难工。以喻作赋绘景状物，与雕琢虫书、篆写刻符相似，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46）《玄》即《太玄经》。扬雄晚年潜心哲学，提出以“玄”作为解释天地万物的总原则，大体相当于《老子》的“道”和《周易》的“易”。以之批判当时的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神权思想。（47）哂（shen）讥笑。（48）《解嘲》扬雄的散文赋，写其不愿趋附权贵去做官，而自甘淡薄写作《太玄经》。模仿东方朔《答客难》，采用主客问答方式。（49）范踆、刘歆范踆，生平事迹未详。刘歆，西汉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之子。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50）酱瓿（bu）古代器名，盛行于商代。《汉书扬雄传下》：“吾恐后用覆酱瓿也。”（51）《长杨》、《羽猎》《长杨》，仿司马相如《难蜀父老》，铺写汉朝声威之盛。《羽猎》，模仿司马相如《上林赋》，铺写帝王田猎的盛况。（52）探赜（ze）探索奥秘。（53）窥窬（yu）犹言“觊觎”，窥视可乘之隙。（54）桓谭东汉初哲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西北）人，著有《新论》。（55）张衡、陆绩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创造了浑天仪、侯风地动仪。著诗、赋、铭、七言，以及《灵宪》、《七牟》、《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另著《周官训诂》以补《东观汉记》。陆绩，三国时学者。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涉览。曾作《浑天图》，注《易》，释《太玄经注》。（56）徐、朱指当时与刘知几奉诏同修《唐书》的徐伯彦、朱敬则。（57）平子张衡字平子。（58）公纪陆绩字公纪。（59）涟洏（er）犹“涟涟”，泪流不止的样子。
　　赏析《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中国此前的历史典籍作出全面的评论，举凡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书评论、史学方法、史学修养乃至史书的遣词用语都有所论述，其涉及范围，几乎遍及史学的一切问题。该书体大思精，以其评论有据、主张明确、批评尖锐、兼指得失等特点，深为后世史家推许，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甚远。书分两个部分，内篇十卷，外篇十卷，共五十二篇。
　　《自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字，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作为《史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体部分都是围绕着《史通》展开的。
　　刘知几曾在《旧唐书刘子玄传》中说过“史才难得”的话，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觉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以此语考之于《自叙》，刘知几无疑就是这样一名难得的史才。他自幼就对史学怀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年仅17岁就于史籍“窥览略周”，成年入朝为官“公私借书，恣情披阅”，更阅读了大量史料，于“学”十分赅博。年才总角，“读班、范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成年后，对许多问题有了不同流俗的独到见解，于“才”无所欠缺。他强调“良史从实录直书为贵”，主张善恶直书的“直笔论”，表明他的确“好是正直”，具有一名合格的史家应有的史“识”。这一切，决定了他是一位优秀的史家，得以为朝廷所用而参编国史。然而，他的才、学、识也决定了他终究不可能在权贵把持、弊病重重的史馆中尽展怀抱。刘知几对自己的史学才华是充满自信的。他早就“欲自班、马以降，旋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釐革”，在史学领域作一番像孔子删《诗》定《书》那样的大事业，只不过因“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而“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本来，他以为进入史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可事实却是他不得不按照权贵的意思改变自己的观点，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依法苟从，与俗沉浮。即使如此，也还是与那些权贵们“凿枘相连，龃龉难入”。出于自幼及长对史学的真诚热爱，出于一个正直的史学家的良知，出于对自己才华的确信而生出的使命感，也出于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珍视，他不甘心默默无闻地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于是，“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就成为他的必然选择。作者对自己身世的陈述，不仅剖明了写作《史通》的动机，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史通》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比如反对当政者领导修史而赞成“一家独断”的私人撰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帮助。
　　如同《法言》、《风俗通》、《人物志》、《典语》、《文心雕龙》都是针刺流弊之作一样，《史通》也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吐纳诸书，殚精竭虑，完成了体大思精的《史通》，从而也就终于建构起一套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内容上“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在思想上极为深邃严密：“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而其意义指归始终是澄明的：“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在自己的理论眼光之下，他敢于对先贤提出质疑，即使获罪于时也不为所动，这表现出刘知几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家所具有的理论勇气与难得的学术自信。
　　最后，作者以扬雄自况，抒发了不为世人所知的感慨。这一部分也是《自叙》中感情色彩最为浓厚的部分。作者对扬雄具有极大的认同感，是因为作者认为他同扬雄一样，在才华、遭际上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当然是建立在对主体价值肯定的基础之上的。结尾说“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并因此而“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笔调虽然感伤，但感伤的理由并不是担心自身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而是由于对世俗理解力的怀疑。于低沉的格调中，蕴含的依然是对主体价值的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