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节选）原文及赏析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发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14）。’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15）。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16）？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17），封禅（18），改正朔（19），易服色（20），受命于穆清（21），泽流罔极（22），海外殊俗，重译款塞（23），请来献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24），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25）。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26）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27）；孔子厄陈、蔡，作《春秋》（28）；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29）；孙子膑脚，而论《兵法》（30）；不韦迁蜀，世传《吕览》（31）；韩非囚秦，《说难》《孤愤》（32）；《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33）以来，至于麟止（34），自黄帝始（35）。
　　序略，以拾遗补艺（36），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史记》卷一百三十）
　　注释先人指其父司马谈。绍明世承继圣明之世。小子对长辈的自称。上大夫壶遂上大夫，官阶名。壶遂，汉梁人，官至詹事，曾与司马迁共制汉历。董生指董仲舒，西汉思想家、经学家，著有《春秋繁露》。司马迁曾从他学《春秋》。鲁司寇鲁国主管刑律的官。壅（yong）本指用土为植物培根，这里作排挤解。“是非”句是非，褒贬。《春秋》载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的事，计242年。王事治理天下的事。深切著名深刻切实，浅显明白。善善恶（wu）恶奖善嫉恶。“《春秋》文成数万”二句《春秋》经文一万八千字，故云“文成数万”。《春秋》言简意赅，“微言大义”，故云“其指数千”。《史记孔子世家》：“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儒林传》：“其辞微而指博。”“失之毫厘”二句今本《周易》无此语。《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臣弑君”四句《周易坤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久，积渐久远。“守经事”二句“经”与“变”、“宜”与“权”均为对文。经，常；变，变更。宜，常理；权，变通。唯唯，否否唯唯，应诺声。否否，疑惑声。获符瑞符瑞，祥瑞的征兆。此指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获白麟事。封禅古帝王于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曰“封”；于泰山下小山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曰“禅”。秦、汉后，封禅为国家大典。改正朔更改历法。正，指一年的开始；朔，指一月的开始。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为表示“奉天承运”，故有改正朔之举。易服色改变车马祭祀的颜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汉初从商尚黑，文帝改为黄，武帝仍用黄。服，乘。（21）穆清本指天空清穆之气，这里代指天。（22）泽流罔极恩泽如流水没有边际。（23）重译款塞重译，因语言不通，须经多次转译。款塞，扣边塞之门前来臣服。（24）七年从太初元年（前104）至天汉三年（前98）。（25）幽于缧绁囚禁在牢狱。幽，囚禁。缧绁（leixie），拘系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26）隐约义深言简。（27）“昔西伯”二句西伯，西方诸侯之长，指周文王姬昌。羑（you）里，旧址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史记周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28）“孔子”二句《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四年，陈、蔡大夫怕孔子受聘楚国，从而危及陈、蔡，“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又说，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由此慨叹道穷而作《春秋》。（29）“左丘失明”二句左丘明，春秋鲁国人。相传曾任鲁国太史，为《春秋》作传，称《左传》。因其双目失明，后人称为盲左。《史记》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知所本。厥（jue），乃。（30）“孙子”二句孙子，姓孙，名不详，战国时齐人，军事家。《史记孙子吴起传》仅说“世传其兵法”，未言卷帙。《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附注：“《图》四卷。”师古注：“孙膑。”此书失传已1700余年。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掘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兵书竹简。经初步整理，《孙膑兵法》440余枚，11，000余字。（31）“不韦”二句吕不韦，战国末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助庄襄王嗣位有功，因此为丞相。秦始皇即位，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后被罢官，令其“与家属徙处蜀”，畏罪自杀。吕不韦为相国时，“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亦名《吕览》”。（32）“韩非”二句韩非，战国末韩国贵公子，与李斯同受学荀卿，著名法家大师。屡劝韩王变法图强，不纳，发愤著书，即今传《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后使秦，为李斯忌才谗陷，入狱自杀。（33）陶唐即帝尧，姓伊祁，名放勋。尧初封于陶，后又封于唐，故号陶唐氏。（34）麟止即麟趾，双关语。《史记索引》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35）自黄帝始《史记》以《五帝本纪》为第一篇，《五帝本纪》又以黄帝为开端。（36）艺指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赏析司马迁为其《史记》所写的《太史公自序》，自述著作《史记》的动机和他的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篇中借和壶遂的谈话，揭示其著书大旨。他从著述实践中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把问题归结到“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他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正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
　　从这篇《自序》我们可以感悟到：司马迁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独特见解，从而能够独树一帜的历史学家。因此，他能够以宏阔的视野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察历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成“一家之言”，创造了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竖起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谓“《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著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他就是按照这样的宗旨来编篡《史记》的。
　　然而，历史赋予司马迁的并不是可以昂首阔步的坦途。天汉二年（前99），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这一年，李陵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率领步兵五千人深入匈奴腹地，力战之后，兵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震怒，朝臣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富尊荣的衣冠缙绅对冒死涉险的将领毫无同情心，根据自己平素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他的辩护触怒了武帝，认为他“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将其下狱治罪。次年，有消息说，李陵在匈奴教单于治兵以防汉军（其实是另一降将李绪所为），武帝未经核实，就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处死，司马迁也被处以死刑。按当时法律，死刑可以用重金赎免，也可以改为腐刑。司马迁孤贫无助，惟一的活路是接受腐刑。
　　司马迁受腐刑出狱，虽然官拜中书令，但痛感自己作为“身残处秽”的“闺阁之臣”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比死刑更为痛苦。这场灾难，使他对专制暴君无理可喻的权威，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一度想自杀，但想到父亲的临终嘱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他想到《史记》的编纂尚未完成，只好“隐忍苟活”，在著述中求得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
　　他从先哲的著述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发愤”著书，这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命运的捉弄所能采取的最有意义的反抗形式。为此，司马迁惟感其书稿“草创未就”，“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在困厄中化耻辱为动力，更加集中精力创作《史记》。
　　司马迁“发愤”著书，更出于自觉的史学意识。他非常看重史学是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这当然也是他父亲的遗愿：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为“继《春秋》”事业，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完成了《史记》这部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
　　《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用他们的心血和生命写成的。他们精心研究了当时所能见及的史料，尤其是司马迁，利用游历和扈从的机会收集和订正了许多史料，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和整理。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司马迁也以自己的才华、鉴识和毅力所凝聚的成果回报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