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注》序原文及赏析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淳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11）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12），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13），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14）。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15），流而未灭。五伯之起（16），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17），挟启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18），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19）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20）分明；以匹夫（21）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22），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23），田氏取齐（24），六卿分晋（25），道德大废，上下失卒。至秦孝公（26），捐（27）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别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28）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29），千乘之国五（30），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之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31）；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围；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32），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33）背秦。秦人恐惧，不动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殽、函之阻（34），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35）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36）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五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7）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下脱），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四部丛刊”本《战国策注》）
　　注释都水官名。主管陂池灌溉、保守河渠。汉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各一人分管。光禄大夫秦郎中令属官，有中大夫，汉武帝改此名，没有固定职责，相当于顾问。中书宫内藏书。糅莒掺杂。以时次之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事继《春秋》以后二句《春秋》记事始于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81年，这段历史时期称春秋时期。按《战国策年表》，记年止于公元前221年，在楚、汉战争之前。杀青《后汉书吴祐传》注：“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后泛指书籍定稿。“辟雍”句譬雍，周王室为贵族子弟设的大学。泮官，诸侯子弟学校。庠序，《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泛指学校，也可特指乡学。叙按等级顺序排列。孝悌孝顺父母，敬重兄长。（11）刑错又作“刑措”，无人犯法，刑法搁置不用。错，放置。（12）宾服诸侯入贡朝见天子，指归顺、臣服。（13）康、昭周康王，成王子，名钊，曾重新检查住在洛阳的殷民，旧史美化为周朝盛世。周昭王，名瑕，康王子，晚年南巡至汉水，人民怨恨他腐败，献上用胶粘的船，至江心船沉而死。（14）纲纪法度、法纪。（15）烈功业。（16）五伯即“五霸”，说法不一，汉赵岐《孟子注》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17）“若郑之子产”句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名侨，字子产。自郑简公时执政，历定、献、声公三朝。晋楚争霸，郑国弱小，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叔向，复姓羊舌，名肸，字叔向，晋国大夫。晏婴，春秋时齐人，字平仲，为齐卿，节俭力行，名显诸侯。（18）聘觐聘，古代诸侯间修问通好。觐，古代诸侯秋天朝见天子，又指会见。（19）“孔子曰”句语出《论语里仁》。何有，何难之有。（20）粲然明白、明亮。（21）匹夫庶人、平民。（22）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传说孔子有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人。（23）仲尼既没仲尼，即孔子。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24）田氏取齐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陈公子完奔刘称田氏，力量日益强大，公元前481年，陈恒杀死齐简公，吕氏政权被陈氏夺取。（25）六卿分晋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叔虞子改国号为晋。其中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相继秉持国政，相互兼并，导致晋国瓦解。公元前453年分立为韩、赵、魏三国。（26）秦孝公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名渠梁，穆公十五世孙，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富强。（27）捐废弃。（28）暴师军队在外蒙受风霜雨露。（29）万乘之国七指秦、齐、燕、楚、韩、赵、魏七国。万乘，一万辆兵车。（30）千乘之国五指宋、鲁、中山、郑、卫五国。（31）方伯一方诸侯之长。（32）“苏秦、张仪”句苏秦，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初说秦惠王吞并天下不从，后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后至齐为客卿，被刺死。张仪，战国时魏人，以连横之策说六国以助秦，使六国散纵约而事秦。公孙衍，战国时魏人，主张合纵抗秦。陈轸，与张仪俱事秦惠王，后去秦归楚。代、厉指苏代、苏厉，都是苏秦的弟弟。以上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纵，指合纵。连合南北，南北为纵。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横，指连横。张仪劝说东方六国分别和西秦订立和约，东西为横，故称连横。短长，指短长术，也即纵横游说之说。（33）傧通摈，排斥、抛弃。（34）殽、函殽山、函谷关。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新安一带，地势险要，是秦国的门户。（35）六世指秦始皇以前秦代六位先王：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36）二世秦代第二帝名胡亥。（37）“孔子曰”句语出《论语为政》。道，即导；格，纠正。
　　赏析在儒家心目中，史前社会和夏商周三代的清明时期永远是理想中的家园。人人讲求仁义，尊贤重教，一切都按照程序井井有条地进行着。“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所以孔子感叹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春秋时期，社会关系到了新旧交替的阶段。周天子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威，诸侯想脱离王室领导，进一步打破了王室和诸侯的均衡秩序。虽然产生了春秋五霸，但周王朝余波所及，凡事仍需打着天子的旗号。几位出色的政治家仍然起着维护秩序的作用。“纲纪尚明”，但毕竟平静的生活已经明显发生了危机，孔子一心想拯救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并设立了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最终也是无能为力，只教出了七十二位学生，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虚空的理想。战国时期，诸侯国开始将天子推到一边，明目张胆地扩张并吞，造成各诸侯国格局发生变化，“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势力最强大的国家。各个国家间不仅军事上互相争雄，外交上也进行斗争，各学派的门人纷纷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尤其到了纵横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没有祖国的观念，以实用为最终目的，而不论手段，“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虽然苏秦、张仪各用自己的才智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终究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归根结蒂，重视农耕和军功，不讲求道德仁义的西秦战胜了文明程度较高的东方六国。《战国策》一书主要记述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说客策士争奇斗智的言论和游说活动。该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刘向典校秘书时将零散材料按国编排起来，共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策士们为达到目的，在辩论中充分讲究语言技巧，铺陈、对比、夸张，巧用譬喻和寓言，纵横反复，曲尽其意。在当时，上至国家，下至个人，危如累卵，策士们能够因势利导，用各式各样的计谋解除国家的危难，使国家和人民免于经受战争的痛苦，这些行为是可以肯定的。但按照儒家的观点来看，各诸侯国完全抛弃了道德准则，使用权谋谲诈，是急功近利的行为。秦并六国以后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反而“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最终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使“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秦始皇帝设想中的千万世的基业很快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本质上找到一套调整各方面关系的规则，更好地调配各方面的利益。刘向的观念是从维护和颂扬儒家理想出发，但对今天的社会和国家建设也有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