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序原文及赏析

　　昔古圣开物成务，废结绳而造书契，于是文字兴焉。夫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阅世递变而相沿，讹谬至不可殚极。上古渺矣；汉承秦火，郑许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自汉而降，小学旁分，各有专门。欧阳永叔曰：“《尔雅》出于汉世，正名物讲说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于是有字书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吴敬甫分三家：一曰体制，二曰训诂，三曰音韵。胡元瑞则谓小学一端，门径十数，有博于文者、义者、音者、迹者、考者、评者，统类而要删之，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而已。
　　三者之学，至我朝始称大备。凡诂释之难，点画之细，音韵之微，靡不详稽旁证，求其至当。然其得失异同，匿庸与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则以字形字声，阅世而不能不变，今欲于屡变之后以返求夫未变之先，难矣。盖所以证其未变之形与声者，第据此已变者耳；藉令沿源讨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讹、一画之误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点画音韵，千变万化，其赋以形而命以声者，原无不变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声其声，以神其形声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曰“有序”，曰“有章”，即此有形有声之字，施之于用各得其宜，而著为文者也。《传》曰：“物相杂故曰文。”《释名》谓“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今字形字声之最易变者，则载籍极博，转使学者无所适从矣；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则古无传焉。
　　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为文章则已，士生今日而读书为文章，将发古人之所未发而又与学者以易知易能，其道奚从哉？《学记》谓“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其《疏》云：“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通雅》引作“离经辨句”，谓“丽子六经使时习之，先辨其句读也。”（〔读〕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杜。”“度”即“读”，所谓句心也。然则古人小学，必先讲解经理、断绝句读也明矣。夫知所以断绝句读，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读之义。刘氏《文心雕龙》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21）。”顾振本知一之故，刘氏亦未有发明（22）。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23），听其终日伊吾（24）；及少长也，则为之师者，就书衍说（25）。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26），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27）于句首者，有殿（28）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29）也。而一二经师自命（30）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31）耳，未可以言传也。噫！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
　　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32），凡措字遣辞，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博引相参，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33）。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34）、《史》、《汉》、韩文（35）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36），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37），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38），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部分为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学者各自不同，而其承用之名，亦各有主义（39）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尘”“法”“相”（40），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41），与夫军中之令，司官之式，皆各自为条例。以及屈平之“灵修（42）”，庄周之“因是”（43），鬼谷之“捭阖（44），苏张之“纵横（45）”，所立之解均不可移置他书。若非预为诠解，标其立义之所在而为之界说，阅者必洸洋（46）而不知其所谓，故以正名冠焉。次论实字。凡字有义理可解者，皆曰实字；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或主之，或宾之（47），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次论虚字。凡字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字。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48）。”虚字所助，盖不外此三端，而以类别之者因是已（49）。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疆（50）庶有定准，故以论句读终焉。
　　虽然，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51）。然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而刘氏所论之文心（52），苏辙氏所论之文气（53），要不难一蹴贯通也。余特怪伊古以来，皆以文学有不可授受者在，并其可授受者而不一讲焉，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54），导后人以先路。挂一漏万，知所不免。所望后起有同志者，悉心领悟，随时补正，以臻美备，则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丹徒马建忠序。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释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照这个道理做事情而取得成功。“废结绳”句结绳，上古没有文字，在绳子上打结来记事。书契，指文字。契：用刀刻。古代用刀刻字，故文字有“书契”之称。殚极穷尽。郑许郑，指郑玄，东汉经学家。许，指许慎，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而小学”句小学，汉代对文字学的称呼，因儿童入学先学文字而得名。后小学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清章炳麟认为小学之名不当，主张改为语言文字学。权与，兴起。“欧阳永叔曰”句语出《崇文总目录叙释》“小学类”。欧阳永叔，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书。资之，依靠它，参考它。训诂，也叫训故、诂训、故训，解释词句的本义，推究其引申义。一般有三种基本方式：义训、声训和形训。《说文》，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的简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字书，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术语，指以汉字为单位，解说字的形、音、义的书籍。五声，指唇、舌、齿、牙、喉五个发音部位所发的音。清浊，清音和浊音，清音指不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浊音指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音韵之学，也叫“声韵学”，研究汉语语音各个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吴敬甫明文字学家吴元满字敬甫。体制指文字学。胡元瑞明文学家胡应麟字元瑞。迹考查，推究。主奴尊崇和贬抑。（11）“《易》曰”句语出《易经艮》“艮其辅，言有序，悔之。”此句意谓人或默而不言，言则要有条理。艮，止。辅，上颌。（12）“《诗》曰”句语出《诗小雅都人士》：“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章，文采。（13）“《传》曰”句出自《易系辞下》，指阴阳相杂而成文。《周易玩辞》：“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间也。”（14）“《释名》谓”句《释名》，东汉刘熙编著，我国第一部词源学专著。锦绣，精致华丽的丝织品。词谊，文词的义理。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与学者以易知易能用容易理解的办法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学记》谓”句《学记》，《礼记》篇名。比年，每年。中年，隔一年。离经辨志，分析经籍的义理，点断文句，辨别其心意所向，此句意谓每年有学生入学，隔一年考察一次他们的成绩，第一年就要检查他们标点分段的能力。“其《疏》云”句郑玄曾为《礼记》作注。这句话引自唐孔颖达为郑注所作的《疏》。“《通雅》引作”句《通雅》，训诂学书，明代方以智撰。全书五十二卷，引文出自第三卷。徐邈东晋训诂学家。“皇甫茂正云”句皇甫茂正，唐代文人皇甫湜字持正，“茂”字误。引语见《皇甫持子文集》第四卷《答李生第二书》。服郑、即汉代学者服虔、郑玄。“杜”字误。（21）“刘氏《文心雕龙》云”句刘氏指刘勰，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彪炳，文采焕发。明靡，鲜艳华丽。清英，文字清新挺拔。本末，树根和树梢，用来比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词句的基础打好了，才能写好文章。（22）发明说明、阐释。（23）《四子书》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24）伊吾象声词，读书声。（25）就书衍说只就文章本身推衍义理。（26）部分类别指区分词性和在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27）弁古时男人戴的帽子。此处活用为动词，放在前头。（28）殿放在后边。（29）昧然糊涂无知。（30）经师自命自命为经师的人。（31）神而明之心领神会之意。（32）志书小说方志和笔记小说。（33）例模式。（34）《三传》指为《春秋》作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35）韩文指唐代散文家韩愈的文章。（36）升降三宗高低优劣变化的大端。（37）字栉句比逐字逐句地排列比较。栉，梳子。（38）触类而长之掌握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就能推知增长同类事物的知识。（39）主义主要的意思，特定的意义。（40）根、尘、法、相根，能生、增生之义。佛家把人的感官看作感觉的根源。尘，指一切世间世法染污真性。法，梵名达摩，通一切之语。相，事物之相状表于外而想像于心。（41）“法律家”句“以”、“准”等六个词均为法律条文或文书中常用的术语。（42）屈平之“灵修”屈原所说的灵修。灵修，指楚怀王。（43）庄周之“因是”庄子的因是的观点。因是，《庄子齐物论》：“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较通行且简单的理解为：有因而认为是正确的，也就有因而认为错误的；有因而认为错误的，也就有因而认为正确的。（44）鬼谷之“捭阖”战国时纵横家鬼谷子，长于纵横捭阖艺术。捭阖，开合。战国时策士游说的一种方法。（45）苏张之“纵横”苏张，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合称。纵横，合纵、连横。（46）洸洋水势浩大，漫无边际。这里比喻茫无边际，不知所云。（47）或主之，或宾之或做主语，或做宾语。（48）“刘彦和云”句刘勰字彦和。引语出自《文心雕龙章句》。发端之首唱，用于句首的发语词。札句之旧体，在句中起连结作用的老用法。送末之常科，用于句末的常用方式。（49）“而以类别”句就是用这个办法来区分词的类别。（50）联字分疆词和词连成句读的界限。（51）心营意造：指作家凭想像力进行的创造。（52）文心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53）“苏辙氏”句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文者，气之所形。”即促使写文章的思想感情。（54）缄滕绳索。
　　赏析《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作者马建忠与其说是一位语言学家，毋宁说是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更合适些。他毕生从事的活动大都与爱国救国有关，就是撰写《马氏文通》也不例外。因此，他不同于一般为功利抑或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某某家。他研究语言的目的、方法和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篇序中，马建忠指出了我国语法研究的落后薄弱状况，指明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时也就明确了自己研究语法以求实用的目的。
　　自从文字出现后，与文字相关的许多学科如文字、音韵、训诂学相继兴起并繁盛起来，“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则古无传焉。”（《文通序》。以下简称《序》）语法学被严重地忽视了。对于古人来说，学习语言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呢？是诵读，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曾国藩说：“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家书》）在反复的诵读中领会作者的用意，体味语气文风，领悟为文之道。对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马建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塾师固昧然也。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噫嚱！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序》）这种“神而明之”不求其所以然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文通后序》）。马建忠认为，与西洋语言一样，华文中“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如果能掌握语言的这种结构规律，就可以“与学者以易知易能”，有“知一而万毕”的作用，后生学者遵照语言的规律学习语言自然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文通后序》）。结果必是“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文通后序》），所以，马建忠发大愿，“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序》）
　　我们今天的某些研究似乎已忘记了要用以指导实践的目的，而走上了玄而又玄的道路，忙于创造新名词，构筑新体系，以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和标新立异的理论模式来显示学问的高深。
　　在具体的研究方面，马建忠十分重视对真实的语言材料的分析。他广泛地搜集例句，达六、七千句之多。他在《序》中叙述写作过程时说：“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为之字栉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辑为一书，名曰《文通》。”可见，作者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也只有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现代的有些研究者看起来要比马建忠“聪明”，要么从其他研究者的书中直接拿取现成的例句，要么为自己的理论生造一些例句，对与自己理论不符的例句却避而不谈。吕叔湘先生在《马氏文通评述》中指出：“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马氏所作分析是错误的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其中有很多是到现在还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的。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没有因为它们难于解说而把它们藏起来，像后来许多语法书那样。”
　　在《序》的结尾，作者说：“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真可谓厚积薄发。后人对《文通》批评尤甚的就是说他机械模仿西洋语法，削足适履。《文通》确是用拉丁语法的框架来描写古汉语语法的，他自己也说过：“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这无需讳言，但应注意他不仅求其所同，也求其所不同，且不说学习本身首先就是从模仿开始的，从无到有，模仿也是一种创造，也先不谈在《文通》中确有大量的西洋语法中所没有的属于他自己的创见，如在词类中另立“助字”，单单就他积十余年之力而成此编来论，他的模仿就不可能是机械的。现今的学术界很有些日产万字的学问家，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搬照套，让这些学问家来写，我想是不用十余年，也许十余月也用不了，十余天就够了。许是马先生过于蠢笨，但钱钟书先生搞译著，每日也不过五百字，就是王力先生当年为卖文章而作文章，也要为一篇千字文而耗费五个钟头，而且还为这种“为字纸篓提供供应品而内疚不已”。我们当今几日就可编出一本经典文集，对语言略知一二就要建立新体系的“大家”们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当然，马建忠在《序》中的某些说法也不尽正确，比如，他说语法“古无传焉”，实际上从很早我们就对语法有了研究，只不过是一些针对个别词句或某个类别的零散的研究，很不全面，很不系统罢了；又如，他说语法“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实际上语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过是比较缓慢罢了。《文通》的理论体系也有很多矛盾和不完备之处，但瑕不掩瑜，《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专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篇序言作为强调语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它所表现出的马建忠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仍值得我们效法，那就是：他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虽然他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这种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重视语言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不凭空虚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踏踏实实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