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原文及赏析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廷，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之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11）。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12），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13），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14），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15）。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焚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19）：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21），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22）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23）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昭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24）。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25），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之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26）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27）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28）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29）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30）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31）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32）。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33）！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34）言必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35）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36）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大小，信而有证。稽譔（37）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38），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39），《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40）如也。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注释法法象，现象。“视鸟兽”句文，文理；宜，犹仪，指形式，形状。以垂宪象垂，示；宪，法；宪象，法定的图象。“及神农氏”句统，纪，相传神农氏用结绳来纪事。纪，今作记。“庶业其繁”二句庶，众；饰伪，巧饰伪诈；萌生，发生。蹏迒蹏，古蹄字；迒（hang），兽迹；蹏迒，为同义复合词。书契文字。乂治。夬（guai）《说文》：“分决也。”为分别之义。居德则忌居德，蓄德；忌，忌讳。桂馥曰：“则忌当为明忌。”“居德则忌”，意为“增修德行，明白禁忌”。“周礼”二句礼，礼制，制度；保氏，官名。《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过失）并养国子以道。”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诘诎犹屈曲，即曲折、弯曲之义。“以事为名”二句事，事类；名，古称字为名。譬，喻；因古代以“譬”或“譬况”给汉字注音，故此指譬喻其字音。《段注》：“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比类合宜”二句谊，字义之义古本用谊，今用义，义为谊之假借。指撝（hui），即指挥，此为指向之义。厥意可得而说意为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厥，其。力政政，通“征”；力政，以武力相征伐。田畴异畮田畴，田地；畮，同亩；涂，同“途”。“一曰大篆”八句刻符，刻在符节上的文字；虫书，篆书的变体，因像鸟虫之形，故又称为鸟虫书；摹印，用于印玺的文字；殳书，刻于兵器的文字。八体之中，大篆、小篆、隶书是三种字体，其他五种是由用途而区别的。尉律廷尉的法律。（20）讽籀讽，讽诵；籀，抽绎，理解。（21）并课合试。（22）举劾检举弹劾。（23）小学古指语言文字之学。（24）“昭通仓颉读者”四句张敞，字子高，汉河东郡平阳县人；杜业，字子夏，汉魏郡繁阳县人。所举张敞、杜业、爰礼、秦近，皆为当时通文字之学者。（25）亡新居摄亡新，公元8年，王莽废西汉刘氏王朝，建立王氏王朝，国号为“新”。居摄，即摄政，指皇帝年幼不能亲自理政，由大臣代居其位。（26）幡信旗帜和符节。（27）鲁恭王汉景帝刘启第五子刘余。（28）张苍秦朝柱下御史。（29）非訾非，非议；訾（zi），毁谤。（30）诡更诡，妄；更，改。（31）猥歪曲。（32）“以字断法”三句以字断法，根据字形判决。“苛人受钱”，汉律之一。苛，通“诃”，“苛人受钱”谓执法者而受人之钱，乃违法行为，应斥责之。而汉人据隶书“苛作，释为止句”，“句”同“钩”，将“苛人受钱”曲解为止之而钩取其钱。（33）“其迷误不谕”二句迷，迷惑；误，荒谬；悖，惑乱。（34）“《书》曰”句《书》，指《尚书皋繇谟》。象，指字象。（35）非非议，批评。（36）至啧指深远之理。啧（ze），深远。（37）稽譔稽，考查；譔（zhuan），诠释。（38）厥谊不昭“谊”，《段注》：“谊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39）“甚称《易》孟氏”三句孟氏，即孟喜，曾作《周易章句》；孔氏，即孔安国，孔子后人，曾作《古文尚书传》；毛氏，即毛亨，曾作《毛诗诂训传》。（40）阙如阙同“缺”；如，形容词词尾；阙如，即阙略之义。
　　赏析由东汉著名语言文字学者许慎所完成的《说文解字》（又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从字形分析入手，审音辨义，考究字源，具有理论体系的字典。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文字学。在源远流长的汉语字书发展史和汉语言文字学史上，《说文》都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说文》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使它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老中华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个读书人不知道《说文》这部书，并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受到教益；几乎没有一个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人没有读过《说文》，并以此作为自己步入学林的起点；几乎没有一个在汉语言文字研究上成就卓著的学者没有在《说文》的研究上下过功夫，并以此作为自己治学的根基。《说文》一书体大思精，其作者许慎的文字学理论博大精深。《说文》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乃至汉民族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和独特价值，使其成为名垂后世的文字学著作，许慎也以其巨大的贡献成为后人敬仰的伟大学者。
　　《说文解字叙》（以下简称《说文叙》）正是全面体现了许慎文字学观点和《说文》一书著作体例的专论。因此，它对于我们认识许慎的语言文字学理论，正确地阅读和使用《说文》，以至学习和掌握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许慎最早提出文字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在《说文叙》中，他探讨了上古社会的文字源流，回顾了秦汉时代的文字演变，得出“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的重要结论，对汉代俗儒鄙夫“称秦时隶书为仓颉时书”、“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的迂腐之见，进行无情的讥讽和批驳。同时，许慎也是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文字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学者。春秋战国时代，面对“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诸戎与华夏“言语不达”的现状，荀子曾提出“谨守于名约”，“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万物的名称要以“诸夏”的雅言为标准。其中虽然涉及语言文字规范的问题，但显然处于朦胧状态。秦统一中国，李斯奉秦始皇之命，推行“书同文字”的主张，但二世而亡的秦王朝并未能将此项工作进行到底。两汉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对进一步统一和规范文字提出了要求，也创造了条件。许慎《说文》一书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需要而问世的。在《说文叙》中，许慎痛斥了当时“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词，使天下学者疑”的文字使用的混乱状况，并从治国安邦和文化发展的高度阐明了统一、规范文字的重要作用：“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知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许慎不仅是文字规范理论的倡导者，也是文字规范工作的实践者，他的《说文》一书，成为当时以至后世历代文字规范的重要依据。
　　《说文叙》还全面地体现了许慎著作《说文》的指导思想和编纂体例。其一，是全面阐述了“六书”理论，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基础。“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六书”的细目始见于汉代刘歆的《七略》，后来班固、郑众也分别列举了“六书”的条目，但均未作说解。许慎在《说文叙》中才第一次作了全面、深刻的说明：“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不仅详尽地说明了“六书”理论，而且用这一理论贯通《说文》全书的文字说解，具体地分析了九千多个汉字的形体结构。其二，是首创部首编排方法，创立了汉语字典的基本体势。在《说文叙》中，许慎说明了《说文》一书的编排体例：“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氏所谓“部居”即“部类”，就是他创制的五百四十部首。这在汉语字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正如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所说：“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说文》问世以来近两千年的汉语言文字学史证明：《说文》是一部汉民族语言文字学的不朽的经典著作，《说文叙》是一篇具有独特价值和开创意义的语言文字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