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序原文及赏析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
　　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倡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复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21）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不欲以跳踉搏跃（22）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嚚昧（23）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24），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25），虽嚚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26）。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27），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28）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29），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30），余杭章炳麟序。
　　（《章太炎政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注释邹容字尉丹，四川巴县人。17岁时去日本留学，参加留学生爱国运动，1903年逃归上海，参加“爱国学社”。1903年因写《革命军》被捕入狱。1905年病死于狱中，年仅21岁。《革命军》全书共七章，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是一篇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政论。立懦夫使懦夫振作起来。恣肆无所顾忌，纵情发挥。“然得无”句得无，会不会。恶（wu），嫌弃。不文，缺少文采。“夫中国”句指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03年，约260年。逆胡，对清王朝的蔑称。诈暴之工软硬兼施之巧。诈，指伪善的欺骗。暴，指残暴的镇压。工，巧妙。乾隆清高宗弘历的年号（17361795）。“尚有吕留良”句乾隆以前，还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人用民族思想去触动愚昧的世俗，从那以后就无声息了。吕留良，明清之际的著名理学家，明亡后，削发为僧，主张反清复明。死后，因曾静案，被毁墓戮尸。曾静，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于清雍正年间派学生游说地方将领举兵反清，事发后被杀。齐周华，乾隆时因写《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被杀。聋俗指对世事漠不关心的社会风气。洪氏指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1）“曾、李”句曾、李，指曾国藩、李鸿章，二人都曾领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柔煦，柔顺温和，这里指奴颜卑膝的态度。（12）左宗棠曾随曾国藩襄办军务，也曾镇压农民起义。（13）韪（wei）非枉直是非曲直。（14）“乃如”句罗，指罗泽南；彭，指彭玉麟；邵，指邵懿辰；刘，指刘蓉。他们都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5）笃行有道士指所谓品行纯厚、有道德的人。（16）“不洛、闽”句洛，指洛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为洛阳人，故称其学说为洛学。闽，指南宋朱熹的学说。金溪，指南宋陆九渊的学说。余姚，指明王守仁的学说。（17）“衡阳”句衡阳，指王夫之，湖南衡阳人。《黄书》，是他鼓吹抗清的一部著作，曾被曾国藩当作向清廷乞讨权力的依据。（18）紾戾（zhenli）违背，相反。（19）“材者”三句意谓有才干的人张牙舞爪来颠覆自己同族人的国家，差一点的就以自己的身家为清朝殉葬，喜弄笔墨的人就对他们吹捧宣扬。（20）“悖德”二句悖德，违背道德；逆伦，颠倒伦常。前者是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攻击，后者是作者认为替清政府效劳者是违反了根本伦常。作者认为逆伦是大事，悖德是次要的。而罗、彭、邵、刘之辈对此却不能明辨。（21）风俗臭（xiu）味指社会风气。（22）跳踉（liang）搏跃跳动的样子。这里指文字生动恣肆，慷慨激昂。（23）嚚（yin）昧愚昧。（24）不俚不通俗。（25）“一以”二句叫咷（tao）恣言，大声疾呼、语言直率。叫咷，呼号。恣言，豪放的语言。惭恚（hui），惭愧怨恨。（26）祗（qi）悔彻底悔悟。（27）利其径直易知得利于它的直接了当，容易接受。（28）藉如果。（29）攘（rang）窃侵夺窃取。（30）共和指周公、召公共同行政的年代，始于公元前841年，从那时至写作此文时共历2744年。这里的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即公历1903年5月。
　　赏析章炳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的“以文章排满的骁将”，他一生最大的业绩，是撰写了那些“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充满革命激情、文笔犀利的论战文章，其中就包括《〈革命军〉序》。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鲁迅曾说过：“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同上）《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一部宣传反对封建、主张民主革命的重要著作。邹容写完二万余言的《革命军》后，请章炳麟润色，章炳麟仔细阅读全文后，认为无须修饰，并为之作序。当时章炳麟虽仅36岁，但已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了。邹容仅是一名19岁的革命青年。章炳麟为一名普通革命青年的书作序，可见邹容的《革命军》的写作是非常成功的。鲁迅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上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坟杂忆》）陈天华在小说《狮子吼》第七回说《革命军》“此论一出，人人传颂。革命革命，排满排满之声，遍满全国”。为这样一部书作旗鼓相当的序，确非易事，如不是大手笔，定难胜任。章炳麟为《革命军》所作的序，与《革命军》一书相得益彰，是政论小品的典范。本文在写作方法上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气势充沛，锐不可挡而又仪容穆若，气自舒卷。这个特点的形成是与作者的文学主张和学养分不开的。从文学主张来看，作者认为：“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颜渊虽笃学，附冀尾而行益显。或云：足复王庭，垂铒虎口。其文虽工，而为雕刻曼辞矣。”（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七）可见，章炳麟是主张用平实的议论说理而反对用铺张夸饰的方法来写议论文。同时，他还主张议论文要“便俗致用”。这篇文章就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写得观点鲜明、论据精当、议论平实、理足气盛，而不是劝百讽一、华而不实、观点模糊之作。从学养来看，作者也是一位学者，与这一身份相应，作者也没有因为充沛的气势、饱满的感情便使此文写得形同谩骂，过于剑拔弩张，而是有着学者的冷静分析和博通今古的旁征博引。因而也就使得这篇“斗士之文”同时又有了“学者之文”的特色，内里激情涌动而外表则显得“仪容穆若、气自舒卷”，“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章炳麟语），显示了一种大家风范。
　　其二，条理缜密而又波澜起伏。本文开头先以邹容的话提出一个问题：《革命军》“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对这一问题，作者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先提出一个观点：“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接着作者从清朝立国260年来的历史证明这一点，然后再指出当时为数很少的几个宣传反满的人“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由此说明所谓文的宣传于革命实在无多补益。相反，革命需要的倒是“所化远矣”的“径直易知”，“叫咷恣言”的所谓不文的宣传文字。于是作者得出结论：《革命军》一书，“藉非不文”、“叫咷恣言”正是其能取得杰出宣传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回答了文章开头用邹容的话提出的关于《革命军》表现形式上“不文”的问题，对《革命军》“辞多恣肆，无所回避”和“不文”做了正面的肯定。最后一段辨析了《革命军》命名和内容的关系，并借此实现了《革命军》广泛、深刻的内涵。纵观以上论述，可见这篇序文写得条理缜密，结构谨严，而且在行文中有顿挫，有回旋，有波澜，有呼应，表现出作者谋篇布局上的匠心。
　　最后，本文文字虽然简洁、古雅，但又不失其畅达，没有作者有些政论文所带有的古奥艰涩的毛病，这也应是本文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