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注《资治通鉴》序原文及赏析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杌》虽不可复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既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灭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灭而史从之，至汉时，独有《秦记》。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当其时，黄帝以来谍记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异，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夫子之弗论次，盖其慎也。”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纪年》出于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盖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20），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烬焉（21）。唐四库书（22），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23），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24），逸矣。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复无几。乙部（25）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盖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26），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27），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28）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29）。萧、曹画一之辩（30）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31），不豫国论（32），专以书局（33）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34），樊英名实之说（35），唐太宗君臣之议乐（36），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37）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38），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39），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40）
　　世之论者率（41）曰发：“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42），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43），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得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44），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45）；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46），《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47）。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温公（48）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49），荟稡（50）为书，劳矣。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51），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52），唐则范祖禹（53），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54）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岂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55）。”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若《考异》三十卷，所以参订群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56），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57）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58），天文之失行（59），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60），淳祐癸卯始患鼻衄（61），读史不暂置，洒血渍书，遗迹故在。每谓三省曰：“《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62），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63），裴松之注陈寿史（64），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闻，补未备，以示博洽。（65）。《晋书》之杨正衡（66），《唐书》之窦荦、董冲（67），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68），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之及也。《通鉴》先有刘安世（69）《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70），冯时行（71）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72），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73）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刺乃尔（74），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
　　乙巳（75），先君卒，尽瘁家蛊（76），又从事科举业，史学不敢废也。宝祐丙辰（77），出身进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78），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咸淳庚午，从淮壖归杭都，延平廖公见而韪之（79），礼致诸家（80），俾雠校《通鉴》（81）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廖转荐之贾相国（82），德祐乙亥，从军江上，言辄不用，既而军溃，间道归乡里（83）。丙子（84），浙东始骚，辟地越之新昌（85）；师从之，以孥免（86），失其书。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汔乙酉冬，乃克彻编（87）。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辨误》十二卷。
　　呜呼！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88），而辨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89），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90），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尠（91），訾臣瓒以差爽（92），诋蔡谟以牴牾（93），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94），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95）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96），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97）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98），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磵蠖居（99）。
　　（《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注释“古者国各有史”句国，指战国及其前的各诸侯国。纪年书事，记明时间以书写历史大事。晋《乘》、楚《梼杌）《乘》，春秋时晋国史书名。《梼杌》，春秋时楚国史书名。《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春秋》经圣人笔削《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书，相传经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圣人，指孔子。笔削，记录与删除。古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删改时用刀刮去竹简上无用的文字，故曰“削”。周辙既东指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由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辙，车行的痕迹。燔天下书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采纳丞相李斯建议，焚烧除《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的民间所藏《诗》、《书》和诸子百家等一切书籍。其先指秦国的祖先。太史公司马迁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十二诸侯年表》《史记》有十表。《太史公自序》：“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十二诸侯以“年”称，总览春秋时期天下大势。十二诸侯，即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司马贞《索隐》：“篇言十二，实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六国年表》以年表列战国时期天下大势。六国，即魏、韩、赵、楚、燕、齐。《世表》即《三代世表》，三代一表以“世”称，将春秋以前划分为一个历史阶段。三代，夏、殷、周。“黄帝以来”句黄帝，古代帝王，传说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谍记，谱牒，记录传承统系的书。“子长”句司马迁字子长。稽，考核。历，记载岁时的书。五德之传，五行（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移动。古代阴阳家认为朝代更迭由五行支配，如商代夏是金克木，周代商是火克金。咸与古文乖异，《三代世表》作“古文咸不同乖异”，意谓各种记载不同。“且谓”句引自《三代世表序》，原文作“至于序《商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略，大致。颇，略。阙，通“缺”。夫子，先生，此指孔子。弗，不。其，代指孔子。（14）“汲冢”句晋武帝太康初年，汲郡（今河南新乡、汲县一带）人盗发战国时魏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蝌蚪字。共十二篇。记夏、商、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哀公二十年止。通称《竹书纪年》。原本已佚，近人王国维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5）“子长之史”二句司马迁的《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例构成。（16）班孟坚班固字孟坚，所著《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荀悦《汉纪》荀悦，东汉末史学家。献帝以《汉书》繁重难读，令他以编年体改写，遂依《左传》体制于建安三年至五年间撰成《汉纪》三十篇。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侯景之乱侯景，先属北魏，继归高欢，后降梁受封为河南王。公元548年，他与梁宗室萧正德勾结，举兵叛变，次年攻下台城（宫城），武帝死，改立萧纲为皇帝（简文帝）。公元551年，改立豫章王为皇帝，又废豫章王自立，国号汉。王僧辩平建业公元552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攻建业（今南京），侯景死，萧绎称帝，为梁元帝。（21）“与文德殿”三句公元555年，西魏宇文泰与萧詧合兵攻破江陵，梁元帝将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22）四库书指经、史、子、籍四类图书。（23）王仲淹《元经》十五卷隋哲学家王通字仲淹，曾仿《春秋》著《元经》十卷。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元经薛氏传》十五卷，王通撰，薛收传。（24）“萧颍士”句萧颍士，唐朝文学家，字茂挺，开元进士，著有《萧茂挺集》。义例，体例。（25）乙部书即史部书籍。（26）“宋朝英宗皇帝”句宋英宗赵曙，公元10641067在位。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英宗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献《通志》八卷，命设局续修。神宗初，任翰林兼侍读学士，以其《通志》“以鉴于往事，有治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命续编。王安石行新法，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辞归洛阳，历时十五年撰成《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诗文有《司马文公集》。（27）生民休戚百姓的喜乐与忧愁。（28）治平、熙宁治平，英宗年号。熙宁，神宗年号。（29）“公与诸人”句指王安石变法派与司马光反变法派之间的论争。相是非，互相谓己为是，谓他为非。（30）萧、曹画一之辩司马光曾上疏论变法利害，举曹参代萧何不改旧规事反对变法。《汉书曹参传》载，西汉初，曹参继萧何为相，完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事。民谣云：“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31）分司西京唐宋制度，中央职官分在陪都执行职务，称为分司。分司，多属优待退闲官员，并不任职。西京，即洛阳，因在汴京之西，故名。（32）不豫国论不参与国家大事的议论。（33）书局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组织。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乞就冗员，获准“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34）智伯才德之论春秋时，智宣子（晋卿荀申）选继承人，欲立其子瑶（智伯）。智果认为不如立庶子宵，因瑶虽有才而无德。智宣子不听，以瑶为继承人，终遭灭宗之祸。《通鉴周记一》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自古者以来，周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35）樊英名实之说《通鉴汉纪四十三》纪安帝征聘樊英事。樊英名声高而隐居不仕。安帝征其入朝，托病不就。后经规劝，一度入朝，帝问朝政得失，并无奇谋深策。司马光评论此事，认为樊英“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名与实违，心与迹反”。（36）唐太宗君臣之议乐《通鉴唐纪八》记太宗与大臣议论礼乐是否有关“治之隆替”。司马光评论说：“夫礼乐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37）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唐鉴唐纪六十》记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番维州副使悉怛谋率众奔成都请降，李德裕主张乘机进据维州。朝中集议，多赞成其主张。但文宗听信牛僧孺，将悉怛谋一行送还吐番，被诛杀。十二年后，李德裕追论此事，仍以为送还失策。司马光评论说：“是时唐新与吐番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番不免为叛臣，其受诛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38）“至于黄幡绰”句黄、石均为宫廷优伶。他们用“俳谐之语”讽谏皇帝的事分别见唐赵璘《因话录》卷四、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39）“犹书与局官”二句《通鉴》卷二五三僖宗广明元年记有石野猪俳谐事。（40）编年岂徒哉意谓编年史不只是简单地记录史实，也含有“微意”。（41）率大都，通常。（42）亡弊通行无阻，不会穷尽。亡（wu），通“无”；弊，败，引申为穷尽、止息。（43）“则谋身”句谋身，修养自身的品德。辱先，败坏祖先的名声。（44）“孔子序《书》”二句《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编纂《尚书》“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尚书周书》为周王、周公所作止于《文侯之命》，后附《费誓》为鲁侯所作，《秦誓》为秦穆公所作。断，断限，这里指上自唐、虞写起。讫（qi），终止。系，联缀。（45）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前722）。（46）“止哀之二十七年”句哀，鲁哀公。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左传》：“知（智）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注疏引《史记》云：“晋懿公之四年，鲁悼公之十四年，知伯率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与赵氏谋，杀知伯于晋阳之下。”赵襄子，晋大夫赵无恤。惎（ji），怨恨。（47）“《通鉴》则书”句《通鉴》记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比《左传》的结尾早六十五年。（48）温公司马光于元丰八年（1085）被召入朝，任相八月病故，封温国公，谥文正。（49）抉擿幽隐辨明隐微不易了解的地方。抉（jue），挑出；擿（ti），揭出。（50）荟稡聚集。稡，疑当作“粹”，通“萃”，总会。（51）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进士，官至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著有《东汉刊误》、《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52）刘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出身，官至秘书丞。著有《通鉴外纪》、《五代十国纪年》（已佚）等。（53）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著有《唐鉴》、《帝学》、《仁皇政典》等。（54）十六代指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5）“公自言”句《宋史王曙传》附《王益柔传》：“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身思睡；能闻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王胜之，名益柔，博学能文，官至秘书丞。（56）年经国纬以年代先后为纲，列为表格，上栏记时，下栏记各国或历朝史事。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序》：“编年之书，杂记众国之事，参差不齐。今仿司马迁《年表》，年经而国纬之，列于下方。”（57）粲然明晰的样子。（58）更造变更制定。（59）失行发生异常现象。（60）先君笃史学先君，已死去的父亲。胡三省的父亲，讳钥，赠奉议郎。笃史学，酷爱史学，有深入的研究。（61）“淳祐癸卯”句淳祐癸卯，即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鼻衄（nu），鼻孔出血。（62）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服虔，东汉经学家，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应劭，东汉学者，著有《汉书集解经义》。三刘，刘攽及其兄刘敞（字原文）和敞子奉世（字仲冯）。（63）章怀注范史章怀太子名贤，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睿宗时谥章怀。曾集诸儒注南朝史学家范晔所撰《后汉书》。（64）裴松之注陈寿史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奉宋文帝之命为晋史学家陈寿所撰《三国志》作注。（65）博洽知识广博。（66）《晋书》之杨正衡《晋书》，唐人所撰纪传体晋代史。唐何超曾撰《晋史音义》，杨齐宣（字正衡）为之作序。（67）《唐书》之窦荦、董冲《唐书》，有刘昫所撰《唐书》和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二种。窦荦著有《新唐书音训》四卷，董冲著有《唐书释音》二十卷。（68）徐无党注《五代史》《五代史》有薛居正《五代史》和欧阳修《五代史记》（通称《新五代史》）。徐无党曾从欧阳修学古文辞，并为《新五代史》作注。（69）刘安世字器之，师事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累进谏议大夫。著有《尽言集》。（70）《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通鉴释文》为南方蜀人史炤撰，又伪托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作海陵本《释文》，均浅陋特甚。史炤，字子熙，眉山人。博古能文。苏轼兄弟曾师事之。（71）冯时行字当可，号缙云，薛州人，绍兴间进士第一。精于《易》学，著有《缙云集》。（72）“今海陵版”句海陵，江苏泰州市。温公之子康，即司马光之子司马康。（73）辟咡交谈时侧头，以表示尊敬对方。《礼记少仪》：“有问焉，侧辟咡而对。”（74）乖刺乃耳错乱成这个样子。（75）乙巳宋理宗淳祜五年（1245），岁在乙巳。（76）尽瘁家蛊尽心竭力处理家庭重大变故。瘁，劳累。蛊（gu），毒害。（77）宝祐丙辰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岁在丙辰。（78）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唐经学家、训诂学家，采集汉魏六朝音切共二百三十馀家，又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异同，撰《经典释文》三十卷。（79）“咸淳庚午”三句咸淳庚午，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岁在庚午。淮壖，两淮一带。壖（ruan），河边。杭都，南宋都城临安，即今浙江杭州市。延平廖公，指延平（今福建南平市）人廖莹中、贾似道重要门客。韪（wei）之，以之为是，表示肯定称赞。（80）礼致诸家用请先生的礼节把胡三省请到廖莹中家。（81）俾雠校《通鉴》让胡三省校定《资治通鉴》。俾（bi），使。雠（chou）校，校对文字，予以改定。（82）贾相国贾似道，宋末权臣，宋理宗时为右丞相。度宗即位，以太师加平章军国重事，独专朝政。（83）“德祐乙亥”三句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率兵至芜湖与元军作战，大败于鲁港。胡三省在贾军中曾提出建议，不被采用。他在离乱中从小道逃归乡里。不久，贾似道被贬放逐循州，监送人郑虎臣将其杀死。溃，因败而逃散。间（jian），从小道走。（84）丙子德祐二年（1276）。（85）辟地越之新昌躲避到越地新昌。辟（bi），同“避”。新昌，即今浙江新昌县。（86）“师从之”二句元军随及到了新昌，胡三省带着家眷逃脱了。孥（nu），妻子儿女。（87）“汔乙酉冬”二句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注完成书。讫（qi），接近。克，能够。彻编，编撰完毕。（88）晋灼集服、应之义晋灼，晋朝河南人，官尚书郎，著有《汉书集注》。服、应，服虔、应劭。（89）臣瓒总诸家之说臣瓒，姓氏、生平未详。颜师古《前汉书叙例》：“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90）小颜新注颜师古，名籀（一说字籀），唐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官至中书侍郎、秘书监。著有《汉书注》、《匡谬正俗》等。为与其祖父颜之推相区，故称“小颜”。（91）苏、晋之剖析盖尠苏，指苏林，字孝友，三国时人。晋，指晋灼。二人曾为《汉书》作注。尠（xian），同“鲜”，少。（92）訾臣瓒以差爽訾（zi），非议。差爽，有错误和不明处。（93）诋蔡谟以牴牾诋（di），指斥。蔡谟，字道明，东晋时人。牴牾（diwu），互相抵触。（94）“自谓”二句语见《前汉书叙例》。穷波讨源，辨明历史演变。构会甄释，参考众说，拣选妥善的解释。（95）刘氏兄弟指刘敞、刘攽。（96）中国中原，黄河流域。（97）旃蒙作噩指乙酉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旃（zhan）蒙，十天干中“乙”的别称；作噩，十二地支中“酉”的别称。《尔雅释天》：“（太岁）在乙曰旃蒙”，“在酉曰作噩”。（98）乙酉日长至“乙酉”指该年十一月十七日。日长至，指夏至节或冬至节。这里指冬至节。（99）“天台”句胡三省为天台人，字身之。父，同“甫”，男子的美称。梅磵，胡三省居住的地方。蠖（huo）居，形容住室窄小简陋。这里指作者的书斋。
　　赏析这是胡三省奉旨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后为之所写的序文。《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编修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大事。历时前后十九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才告峻工。
　　《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牵涉的问题很多。宋代已有人为之做过注释工作，如史炤的《释文》、王应麟的《地理通释》等，但传世者以胡三省的注最为精博，除涉及典章、制度、音韵、训诂、地理外，还考订校正了原书中的不少错误。
　　为《通鉴》这样一部巨著作注同样是一桩浩大的工程。在一篇序文中想把为之作注的缘起、体例、内容、经过等等都交代清楚，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篇序言似乎举重若轻，挥笔写来，如数家珍，内容精博，条理明晰。
　　首先概述历代史籍的源流、存佚，比较它们在体例上的异同。从比较中得出结论：“乙部书（史书）以（司马）迁、（班）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盖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因此，致使编年史“存者无几”。由此，引出司马光修撰《通鉴》的良苦用心：“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
　　接着阐明史书的不可缺少：“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批判了所谓“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轻视史书的谬见。他以为“人君”、“人臣”、“为人子”都不可不知《通鉴》，不可“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以避免遭致“求胜而败，图利而害”的“必然”，进一步说明史书的不可缺少。由史书特别是《通鉴》的功用，进一步说明《通鉴》是继《春秋》、《左传》之后的一部重要的编年史，以及《通鉴》内容的繁富与编修任务的艰巨。他特别强调，由于《通鉴》“正文二百九十四卷”，卷帙浩繁，难以通观；《考异》与《目录》独具面目，非一般史书所有：《考异》“参订群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目录》“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绝非一般图书目录可比。所以，为《通鉴》这样一部史学巨著作注，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后引其先君关于注史的见解，说明自己注《通鉴》的由来，以及作注经过、主要内容和注书的艰难。
　　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有两个动因：一是承袭家学，执行先父遗命。先父“笃好史学”，对史注格外用力，且颇有见地，认为“《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刺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希望三省“刊正”。所以，胡三省无论在穷困中还是在仕途上，“史学不敢废也”，以致将毕生精力倾注于《通鉴》的注释之中。二是追念故国，寄托“黍离”之悲。他经历了宋元更迭的动乱，虽有御敌之策，但奸相贾似道“言辄不用”。作为一名亡国之臣，他深感耻辱、痛心；作为一名治“《通鉴》学”的学者，只能借《通鉴》来映照现实，并以自己的注文发掘《通鉴》的“资治”作用。这一“情结”，从胡注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见解、民族意识以及国家治乱的真知灼见，可以获得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对此，他在序文中虽未直言，但篇末以太岁纪年，书为“旃蒙作噩”，而不题为“元世祖二十二年”，表示他不奉元朝为正朔。
　　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可谓历尽艰辛。从宝祐丙辰中进士后就“大肆其力”于《通鉴》的注释。咸淳年间，他被“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官至朝奉郎”（《胡氏家乘》）。在这期间，虽“游宦远外”，而将《通鉴》“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其时，元军围困襄阳已达数年，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领兵授鄂的贾似道一意粉饰太平，隐匿军情不报。德祐元年（1275），元军沿江东下，贾似道被迫出兵，在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溃败。胡三省在离乱中“间道归乡里”。德祐二年，“浙东始骚，辟地越之新昌；师从之，以孥免，失其书。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自是隐居20年，屏谢人事，日著书为乐”（《胡氏家乘》）。起初，他依据唐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完稿时间是“乙酉冬”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元二十六年（1289），浙东义军首领杨镇龙进攻台州。在兵慌马乱中，他把书稿藏匿窖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就注书本身而言，其难处更在于“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这就难免遭人批驳、讥讽。为此，他谦虚地表示：“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
　　胡注的成就恰如序文所言：“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辨误》十二卷。”这种疏通工作反映在注释内容上，包括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他的史论，由事而发，随文指点，更便于发挥《通鉴》的“资治”作用。
　　南宋以来，注《通鉴》者很快销声匿迹。“《通鉴》胡注”能流传至今，成为“《通鉴》学”中的扛鼎之作，一是详于典章制度的梳理，地理沿革的考察；一是于原著“能见其大”，阐发其旨趣；一是“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经得起考验（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资治通鉴》条”）。胡注问世后，“《通鉴》学”仍在发展，注家迭起，论著甚多，但胡注终不能废，足以证明它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经得起检验的崇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