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原文、翻译及鉴赏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11）。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12）。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13），“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14），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15），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16）：“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17）。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18），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19），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20）？于嗟徂兮（21），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2）。”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23）！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24）。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25）。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26），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27）。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28）。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29），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30），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31）。”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32）！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33）。”“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34）。岩穴之士，趋舍有时（35），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36）！
　　【注释】载籍：泛指各种图书资料。考信：通过检验得以被确认。六艺：即儒家的《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缺：缺亡，指《尚书》本百篇，今只存今文二十八篇。虞、夏之文：指《尚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其中记载了尧、舜禅让的经过。岳牧：指四岳、九牧。四岳，分掌四方诸侯的四个霸主，当时称为方伯。九牧，九州的行政长官。典职：管理政务。典，主管。据说舜、禹都是任职主事二十余年后，才正式登上帝位的。说者：此处指庄周等。许由：尧时隐士，尧要把帝位让给他，他不接受，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说尧的话污了他的耳，表示不愿听。见《庄子》和皇甫谧的《高士传》。卞随、务光：《庄子让王》中虚构的人物。相传商汤曾向他们请教伐桀的问题，他们不回答。汤灭桀后，要让天下给卞随、务光，他们当作耻辱，都气愤得投水而死。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南。冢（zhong）：坟墓。吴太伯：《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不少概见：不可见，见不到的意思。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语出《论语公冶长》。“怨是用希”，即“用是怨希”。用，因此；是，此；希，稀少。所谓旧恶，不知指何事，恐绝非指武王伐纣不听其叩马谏阻事。“求仁得仁”二句：语出《论语述而》，也不知确指何事。孔安国：“以让为仁，岂有怨乎？”有一定的道理。（11）轶诗：散失而未被编入三百篇内的古代诗歌。这里指下文夷、齐所作《采薇歌》。（12）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存在于商、西周、春秋时。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子者，始于庄周。《庄子盗跖》云：“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13）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商末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14）木主：木制的灵牌。当时文王已死，武王载其父之灵牌伐纣，以示自己是谨奉父命，行父之志。（15）叩马：勒住马。爰及干戈：爰，就，于是。及，轮到，动起。干戈，这里泛指武器，指起兵作战。（16）太公：名姜尚，字子牙，西周的开国元勋，辅助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17）宗周：以周王室为宗主，意即归顺周，承认其统治权。首阳山：一称雷首山，在山西省永济县南。薇：蕨，野菜。（18）西山：即首阳山。（19）以暴易暴：称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20）神农、虞、夏：神农氏、虞舜、夏禹。这两句的意思是：像神农、虞、夏那样的敦厚、朴实，实行禅让的世道，已经没有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21）于嗟：感叹词。徂：同“殂”，死去。（22）亲：亲近，偏向。与：帮助。（23）瞭行：品行高洁。（24）七十子：相传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七十，举整数而言。颜渊：孔子弟子。鲁哀公问孔子，弟子谁好学，孔子只提颜渊。（25）空（kong）：穷困，困缺。糟糠：糟，酒渣；糠，谷糠。这里指粗劣的食物。不厌：吃不饱。厌，同“餍”，饱。卒蚤夭：卒，终于，结果。颜回三十二岁而死。蚤，同“早”。（26）盗跖：相传古时奴隶起义的领袖。“盗”是污蔑之称。肝人之肉：吃人的心肝。事见《庄子盗跖》篇，《庄子》多系寓言，并非真实。恣睢（sui）：放纵任性。（27）较著：显著。较，同“皎”，明。（28）泷川说：“‘操行’以下十九字，暗指当时恃宠擅权者。其曰‘近世’，不曰‘今世’者，史公亦有所忌讳也。”忌讳：指法令禁止之事。（29）径：小路。（30）傥（tang）：通“倘”。假若，或者。（31）道不同不相为谋：道路宗旨不同的人，不可能为对方出什么主意。（32）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此处文意不明，众说纷纭。郭嵩焘说：“所重者志，所轻者富贵寿夭之遇。岂者，想象之辞。”有的说，在后句的“其”字上加“故”字读，意思是“不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操守看得如此重，所以才把穷困以至于生死看得如此轻吗？”（33）贾子：即贾谊，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下文引自贾谊的《竢鸟赋》。徇：同“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夸者：好矜夸、好作威作福的人。冯（ping）：同“凭”，依靠。（34）附骥尾：《史记索隐》曰：“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35）岩穴之士：隐居山野的人。即隐士。趋舍：趋，出仕；舍，隐退。（36）青云之士：指德高望重的人。施（yi）：延续，留传。
　　【译文】学者们读的书籍虽然非常广博，但还是要从六经中去得到检验确认。《诗经》和《尚书》虽说有不少缺亡，然而虞、夏的文篇还是可以知道的。唐尧将要退位，让给虞舜，舜将让位于禹的时候，舜和禹都得到了四岳和九牧的一致推荐，才放在一定职位上考验他们，任职主事几十年，待到功绩已经建立，然后方授给帝位。这表示天下是最贵重的宝器，帝王是人们的主宰者，把天下传授给人是这样的难啊。可是有人却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并以此为耻辱，逃到箕山做隐士。到了夏代，有卞随、务光两个人也是一样。有关许由、卞随、务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又受到称赞呢？太史公说：我曾经登上箕山，那上面据说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呢。孔子按次序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之类，十分详细。我认为从我所听到的有关许由、务光的情况看，他们的德义都够高尚的了，可儒家的经典和圣人的言辞中却从来不提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少有怨气。”“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还怨什么呢？”我为伯夷兄弟的以义相让及饿死于首阳山的事感伤，看他们留下的未被《诗经》采录的《采薇》后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让伯夷继承王位。伯夷说：“这是父王的命令。”就逃到别处去了。叔齐也不肯继承王位，逃走了。国中的人只好立了二儿子为君。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招贤纳士，心想：‘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了那里，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载着父亲的灵牌，号为文王，起兵向东方去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勒住马劝说：“父亲死了还没安葬，就动用武器，算得上是孝吗？以臣的身份去杀君主，算得上仁吗？”左右的人想杀他们。姜太公说：“这是两个义士啊！”扶起他们，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了商纣之乱后，天下诸侯都归顺了周王室，可是伯夷、叔齐对这些感到羞耻，坚持气节，不吃周王室的粮食，隐居首阳山，采集野菜充饥。到了饿得将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集山上的野菜。用残暴代替残暴啊，却不知道这样做的错误。神农、虞、夏的时代转眼过去了啊，我还能到哪儿去？唉呀！只有饿死啊！倒霉的命运该当如此啊。”两兄弟于是就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种情况看来，有怨呢？还是没有怨呢？
　　有人说：“老天爷没有偏私，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是可以称为好人呢？还是不能称为好人呢？他们仁德完备，品行高洁，却这样饿死！孔门七十位弟子中间，孔子独独推荐颜渊是好学的人，然而颜渊经常陷于穷困，连吃糟糠都得不到满足，结果短命而死。上天对好人报答得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罪的人，吃人的心肝，残暴放纵，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寿终正寝。这又是遵行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呢？这些是特别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代，那些操行不端，专门作奸犯科的人，却终身安逸享乐，财源滚滚，几辈子也用不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下脚迈一步，时机看合适了才开口说一句话，不走邪路，不是公正的事情不抒愤直言，然而这种人遇到灾祸的，多得没法数清。我非常疑惑，假若说有所谓天道，究竟是对呢？还是不对呢？
　　孔子说：“道路宗旨不同的人，不可能为对方出什么主意。”也是各自遵照各自的志向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果可以凭着手段求得，那么即使再下贱的事我也去干；如果富贵不能随便求得，那么我还是按照我本来的思想情趣去做。”“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当整个社会都污浊黑暗的时候，高洁清廉的人就突出了。不就是因为他们把道德操守看得如此重，所以才把穷困以至于生死看得如此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传。”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有事业心、有气节的人为名献身，热中权势的人因争权丧命，百姓看重的是生存。”“同样明亮，自然互相照映，同类事物，自然互相应求。”“云跟从龙而来，风跟从虎而至，圣人兴起，万物得圣人诠释，其义乃大白于天下。”伯夷、叔齐虽然是贤人，但由于得到孔子的称扬，名声才更加昭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但由于追随孔子之后，德行才更加显露。隐居山野的人，他们的出处大节和伯夷一样，但由于没有孔子一类的人表彰他们，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湮没无闻了，实在是可悲啊！普通的平民百姓，想要磨炼德行建立名声，如果不依附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留传到后世呢！
　　【鉴赏】《伯夷列传》位于七十列传之首，是一篇被明代散文家唐顺之称为“势极曲折，超玄入妙”的第一等抒情文字。全文一千零三十七字，叙述史实的部分仅二百二十字，然而就是这二百二十字也在极大的可疑之间。这篇传的传主伯夷是司马迁在先秦诸子书，尤其是在《庄子》各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庄子》有时称夷齐为孤竹君之“二士”，有时称“二子”，说得恍惚迷离。清代梁玉绳列出了十条证据，得出结论：“《伯夷列传》所载俱非也。”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人物立传，而且吟咏再三、感慨系之呢？很显然，他要借这两个人物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
　　首先，作者歌颂伯夷、叔齐的“奔义”、“让国”，并以此来反衬汉代自建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所进行的一系列争权夺利、杀伐不休，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理想。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
　　其次，大胆地怀疑“天道”，批判“天道”说对人民的麻醉和欺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是弱势群体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麻醉罢了。伯夷、叔齐“让国”而饿死，颜渊被孔子称道的“好学者”、“贤者”竟至于“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对比专门滥杀无辜、暴戾恣睢却寿终正寝的盗跖，特别是再联想到自己周围的种种黑暗现实以及自己的切身遭际，作者压抑不住自己的满腔愤怒，忍不住大声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是一个贤愚不分、是非颠倒的社会，哪里还有什么天理和公道呢？它只是制造者和利用者的一种骗人的弥天大谎。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天人感应”说盛行，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他把《伯夷列传》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实际上起到了发凡起例的作用，过滤掉“天道”说的迷信色彩，以历史史实去写历史人物的活动。
　　第三，司马迁的批判锋芒主要的指向是现实社会，声讨整个社会坏人当道，好人倒霉的不公和黑暗。“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这些话像投枪，像匕首，锋芒毕露，剥皮见骨。
　　这篇文章的写法很特别，议论的文字占全文的三分之二还多，正如钱中书所言：“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议论之宾，为传记之主。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管锥编》）且议论文字的抒情性极浓，明代茅坤评论说：“上下千古，无限悲歌感慨之情。”陈梦槐说：“跌宕淋漓，萧骚激楚，极文之情矣。”（《史记评林》引）
　　字数：5884
　　知识来源：傅德岷，赖云琪主编。古文观止鉴赏。武汉：崇文书局。2005。第164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