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司马懿计赚曹爽》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三国演义》后半部不仅艺术地反映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争斗攻伐，而且表现了三国自身的国运消长、内政变化，表现了统治集团内部形形色色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斗争。“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第106107回）就是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篇章。从此司马氏就完全控制了曹魏大权，并最终取而代之。
　　历史上的司马懿，本来就是一个阴险狡诈、冷酷无情的人物。《晋书宣帝纪》说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并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帝（按：指司马懿玄孙司马绍）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按：指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按：指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日：‘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篡夺曹魏政权时表现出来的凶残，连其后辈儿孙都感到羞耻。罗贯中紧紧抓住司马懿这一性格特征，浓墨重彩地予以描绘，使其艺术形象大大地深化了一层。
　　小说第106回后半，写魏明帝曹睿病重，乃据亲信刘放、孙资之荐，拜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总揽朝政，并召刚刚平定公孙渊叛乱的太尉司马懿火急入朝，将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二人。曹睿卒，曹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这两个人，一个是承受父荫、才干平平的宗室亲贵，一个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元勋旧臣。他们之伺的关系有三种发展可能：一是相安无事，维持共同辅政的局面；二是一方逊让退避，让另一方独揽大权，以求消弭矛盾；三是彼此猜忌，互相残杀。事情的发展表明，司马懿选择了第三种可能，用残酷的屠戮为自己争得了独揽一切的大权。作品以史实为线索，层次分明地表现了这场夺权斗争的全部过程。
　　第一层，写双方矛盾的产生。辅政之初，曹爽自居后辈，对司马懿执礼甚恭，“一应大事，必先启知”。然而，为时不久，曹爽便听信心腹何晏所谓“大权不可委托他人”之议，以明升暗黜的手法，奏请加司马懿为太傅，将兵权集中到自己手里。紧接着，曹爽任命自己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各引三千御林军，任其出入禁宫”，严密控制了京师的戍守和宫廷的宿卫。对于自己手下的五个亲信，曹爽也都委以重任：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负责日常政务的处理和官吏的选拔任用；毕轨为司隶校尉主管京师的治安和对百官的纠察；李胜为河南尹治理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此外，还有号称“智囊”的大司农桓范为之出谋划策。这样，文武并举，双管齐下，朝中大权基本上被曹爽集团所掌握。面对曹爽集团咄咄逼人的气势，司马懿先退一步，“推病不出”，其子司马师、司马昭“亦皆退职闲居”，暂时避开曹爽的锋芒。但是，司马懿并非甘心退让，并不打算安心养老。作为一个浮沉宦海数十年，历仕曹魏三朝的世家大族头面人物，他的政治野心是逐步滋生膨胀的。如果说，在鞭挞宇内、英武雄杰的曹操手下他还不敢有非分之想，在文武兼备、政由己出的魏文帝曹丕手下他还缺乏争权的实力的话，那么，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他的地位日益显赫，声望日益提高，已经成为曹魏的第一能臣，明帝的托孤之人。现在，曹魏的开国元勋们凋零殆尽，已经无人能与他抗衡，更谈不上驾驭他了，他怎能容忍曹爽之辈骑在他头上为所欲为？所以，他只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姑且含忍示弱，磨砺爪牙，窥测时机，以图再起。这就为诛灭曹爽集团之举埋下了伏笔。
　　第二层，写曹爽集团的昏庸腐败。曹爽独揽魏国大权后，既无先人创业的雄才大略，又无守成的谨慎勤勉，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却沉湎酒色，纵情享乐。作品列举了他若干“僭越”之处：“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后进宫；佳人美女，充满府院。”更有甚者，黄门张当为了巴结他，竟“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这些并不能证明曹爽想篡国，但在等级名分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执政大臣如此胆大妄为，已经足以令众人侧目，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了。曹爽的亲信何晏、邓飏之流，都缺乏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才能，却“以浮华相尚”，只知作威作福。桓范虽有谋略，曹爽却并不言听计从。像这样一个醉生梦死的腐朽集团，既不可能得人心，也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其垮台势在必然。
　　第三层，写司马懿诈称病重，瞒过了曹爽。曹爽虽然耽于享乐，但他没有忘记，唯一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就是司马懿。于是，他借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之机，命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以便探听其虚实。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当然明白李胜的来意，马上将计就计，“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装出一副病势沉重的样子。在与李胜交谈时，他又是假装耳聋，又是喝汤时故意让汤流满衣襟，甚至装模作样地请李胜转告曹爽，要求关照自己的两个儿子，似乎真的是“衰老病笃，死在旦夕”了。司马懿装得如此之像，李胜竟信以为真，连忙向曹爽禀报。这个消息又是如此符合曹爽的口味，他连想也不暇多想，便高兴地说：“此老若死，吾无忧矣！”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它充分表现了司马懿的诡诈权谲。当曹爽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时，司马懿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向他下手了。
　　第四层，写司马懿乘曹爽出城谒墓之机，发动政变。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随魏主曹芳到城外高平陵祭祀明帝，司马懿等待已久的机会来到了，他立即亲自出马，发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作品交代了他采取的几项措施：首先，命司徒高柔和太仆王观分别代行曹爽、曹羲的职权，把京师的兵权抓到手里；其次，向郭太后指控曹爽“背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其罪当废”，并与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司马懿之弟）联名表奏魏主曹芳，以便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其三，亲自领兵占据武库，以供战备之需；其四，率军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防止曹爽反扑。这些措施，有章有法，老辣周密，表现了司马懿统驭全局的高度才干，也反映出他确是蓄谋已久。
　　面对这完全意外的变故，曹爽如遭霹雳轰顶，先是“大惊，几乎落马”，继则“手足失措”，毫无主见。桓范建议他“请天子幸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在当时情况下，这堪称上策。如果曹爽照办，则可名正言顺地“奉天子以讨不臣”，而将司马懿置于叛逆的地位，那么，曹爽集团仍有取胜的可能；反之，司马懿尽管比曹爽能干得多，但根基毕竟有限，一旦被加上“谋逆”的罪名，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失败。然而，在这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曹爽却是那样地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只是不停地流泪。司马懿深知局势瞬息万变，充满风险，力图尽快地解除曹爽的精神武装。针对曹爽贪恋家室的庸懦心理，他先是命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见曹爽，说他的目的只是要削去曹爽兄弟的兵权；接着，又命与曹爽交厚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带去太尉蒋济的信，说他和蒋济指洛水发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权，决无他意。这样一来，曹爽那本来就脆弱的意志又大大软化，终于作出了屈服的抉择：“我不起兵，情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这一层写得紧张曲折，形成了全篇的高潮。至此，司马懿完全控制了局势，而曹爽集团则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第五层，写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尽管曹爽已交出兵权，困居私宅，司马懿却不肯罢休。为了立威，也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威胁，他从黄门张当身上找到突破口，给曹爽等人定下了“谋反”的罪名。于是，曹爽兄弟三人，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五人，再加上桓范，全部被诛灭三族，一场权力斗争，终以大屠杀告终。
　　诛灭曹爽集团是魏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司马氏的手中。以后，在十六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的苦心经营，经过几度废立和一次又一次的屠戮，司马氏根基日益稳固，终于把曹氏的魏国变成了司马氏的晋朝。
　　综观全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司马懿和曹爽这两个主要人物。
　　可以说，在《三国演义》的后四十回中，司马懿是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要人物。在“安居平五路”中，我们看到了他善于出奇的韬略，在“克日擒孟达”中，我们看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才干；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反复较量中，我们越来越熟悉他的老谋深算、坚韧顽强；但是，只有在“诈病赚曹爽”这一篇章里，我们才洞见了他的灵魂。为了扳倒曹爽集团，他费尽了心思，耍尽了手腕；时而推病不出，以退为进；时而诈称病危，迷惑对方；一旦抓住时机，立即大举进攻，毫不手软。为了使曹爽不致起兵对抗，他可以信誓旦旦，保证只要兵权，别无他意；一面命人包围曹爽家，一面又假惺惺地遣人送去一百斛粮食；最后则背信弃义，大肆杀戮，踩着政敌的尸骨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的阴险、狡诈、冷酷、残忍，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看到这里，人们的心目中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司马懿形象一个足智多谋而又阴狠毒辣的封建政治家的典型形象。
　　与司马懿相比，曹爽只是《三国演义》中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无德无才，完全依赖父辈余荫而骤得高位，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当大权在握之时，他既不能澄清政治，又不能推贤进士，只知呼朋引类，宴饮田猎，依然是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当变故猝然发生之际，他仓惶失措，“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竟至听信司马懿的许诺，拱手交权，自投罗网；直到司马懿准备将他置于死地之时，他还因为司马懿送来一点粮食而“大喜曰：‘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终于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
　　应该指出，司马懿与曹爽的权力之争，毕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并无是非可言。不过，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篇章，人们从司马氏起家的刀光血影之中，对于封建政治之黑暗，对于封建统治者之残酷，却可以得到更深刻、更形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