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写作的风险》原文及赏析

　　7年前，我曾去找一家著名刊物的出版人，想在他那儿投篇稿子。放我进门后，我便递上自己的作品，那是一篇小说。可这位主编连瞟都没瞟一眼，就把我的稿子放到了堆满他写字台的一大摞稿件上。他让女秘书给我端了杯咖啡，自己则喝着矿泉水，说：“你的稿子我会看的，过些日子吧，也许要等几个月才有空。你瞧，这儿堆了这么多稿子。不过，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比你先来的投稿人当中今天早上已经来过7个了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我满意。真不可思议！这世界上有这么多这可不是揶揄这么多天才，可像我这样能搞经理的真还没几个。当然，我爱自己办的这份杂志。不过假使不得不重操旧业的话，我也不会活不下去。我过去在一家剃须刀片厂干过广告部主任，业余也写点剧评，图个好玩嘛。你有职业吗？干什么的？”
　　“眼下我在统计部门供职。”
　　“那么你讨不讨厌这一职业，觉没觉得干这活是大材小用？”
　　“不，”我回答说，“我不讨厌这个职业，而且绝对没觉得干这活是大材小用。虽然收入使我捉襟见肘，可我毕竟靠从事这一职业养活妻小。”
　　“可你拿着这弄得皱皱巴巴、打得歪歪斜斜的稿子，走街穿巷或是把它们邮寄，而且即便所有的稿件都被退回，也要继续写下去，你觉得有必要吗？”
　　“是的。”我说。
　　“可为什么呢？请考虑好了再回答，这也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还从未有人向我提过。我想了会儿，其间主编开始审读我的小说稿。
　　“我”我终于答道，“我别无选择。”
　　主编抬起头来，眉毛高扬：“这句话可非同一般，我曾听一个银行抢劫犯说过。当时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计划作案并付诸实施。他的回答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他很可能说得有道理。”我说，“这并不排除，我说得也有道理。”
　　主编不说话了，默默地把稿子看完。这篇东西有4页打字纸，看完它花了主编10分钟时间。趁他看稿的工夫，我赶紧琢磨了一下，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回答，但我没能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支烟。说实话，我真愿他等我不在场的时候再看那稿子。当他终于读完我的小说时，我刚点上第二支烟。
　　“我很喜欢你的回答，”他说，“但不喜欢你的小说。你还有没有别的稿子？”
　　“有，”我回答，连忙又从存放在口袋里的5篇稿子中选了一篇短的给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您读稿子时，我想到外面走走。”
　　“不，”他说，“你还是待在这儿吧。”
　　这第二篇小说要短些，只有3张打印纸，看完它刚好是我吸支烟的工夫。“这篇小说写得不错。”主编说，“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跟前一篇一样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可这两篇东西，”我分辩道，“的确都是我写的呀。”
　　“这我就不懂了。”主编说，“实在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篇小说写得晦涩艰深，因而成了那类尤其不值一读的宗教俗作；然而第二篇小说我没有半点必要恭维你这第二篇东西我认为相当精彩。请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解释，而且至今也没找到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作家与银行抢劫犯确实十分相似：后者煞费苦心设计了窃案，夜深人静，独自一人，战战兢兢，撬开保险柜，却不知道能从里面捞到多少金钱和珠宝！他是在对自己可以窃得何种赃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押上了20年监禁、流放和劳改作为赌注！与此相同，小说家和诗人，每当动笔写一篇新作时，实际上都是在冒前功尽弃之风险。这就好比窃贼打开保险柜后，发现里面是空的，随即当场被拿获，从而使以前历次作案所得统统都被没收一样。诚然，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风格，有使自己与众不同的水印花纹，总之，有证明他“满师”的合格印章。然而，一旦别人，也就是说读者和评论家，给他打上这种烙印，真正的考验便随之开始了。因为从这时起，写作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成了一种驾轻就熟的活计，虽属如法炮制却都带有“合格”的印章。对抢劫银行的惯犯和拳击场上的老手来说，每一次新的作案或每一场新的比赛，都比以前更加艰难和危险。因为这时，天真无知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身。当作家的想必也是如此，而且我敢说，许多作家都是如此，尽管他们的书斋里高悬着盖有行会大印的“合格证”。艺术家有各种各样的路可走，但唯独不能走的路是：弃艺退休，让“下班”这个既非同寻常又富有人情味且令人向往的词在生活中兑现。艺术家的词汇里没有这个词，除非此人的艺术已经到了永远或一时山穷水尽的地步，因而决心接受这一事实。那么，这人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然而这种选择，我是无法接受的。在一个书评会上我曾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其作者的姓名我已记不清了，故在此恕不提及，原文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有点”怀孕，而在我看来，人也不可能“有点”是艺术家，以此类推，无论人们喜欢从事何种职业，都无例外。
　　别无选择，这句话虽非寻常之言，可我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这4个字对我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更好的回答。艺术是少数具有生命并能传延生命的活动之一，这既是对其从事者而言，也是对其接受者而言。就像生与死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万事万物很难一成不变一样，艺术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如法炮制的“熟活”。当然，有些人墨守成规地活着，不过这种人虽生犹死。有的艺术家、大师成了如法炮制的“熟手”，他们同时也因而无须向自己向别人承认，就自然不再是艺术家了。艺术家不会因为出了拙作而丧失自己的身份，而却是在开始害怕承担一切风险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拥有作艺术家的资格。
　　（宋健飞、叶澜译）
　　【赏析】
　　为什么写作？伯尔的回答竟然是：“我别无选择。”这是伯尔初次投稿时面对杂志主编质询时的回答，但也是自己的终极思考：“别无选择，这句话虽非寻常之言，可我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比这4个字对我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更好的回答。”他认为，“艺术是少数具有生命并能传延生命的活动之一”。所以艺术不可能是经验产生的，艺术需要创造性和永远的创新。永远的冒险，永远的未知，这才是艺术和艺术家赖以生存的条件。倘若一位艺术大师变成按经验办事的人，那么他就已经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了。因此人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只是在面对写作或其他艺术创作可能带来的风险时，迎头而上的人变成了艺术家，畏惧风险的人只能作读者和评论家。写作的创新带来的是类似银行抢劫犯的冒险。也许他的写作在今世根本没有知音，艺术家是孤独的，如同曼德尔施塔姆所说，有时所有的理解和欣赏“需要一个天文时间”和“巨大规模的距离”。
　　但是写作的风险虽然巨大，却总有人痴迷其中，愿意在这场巨大的赌博中献上青春、尊严甚至生命。对伯尔来说，写作绝对不是脱离现实的田园牧歌，迎合人们懒惰、浪漫、甜蜜的心理和习惯。写作不可能是脱离现实的幻梦，不可能是纯粹的唯美主义的诗歌。写作应该是制作刺人的针、剑，让人们无法躲避锋芒。作家的使命感让他们必须写出真相，让人们在刺激中猛醒，对即将发生的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从而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因此写作需要的是作家用一双真诚的眼睛人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将自己看到的如实地传达给世人，让他们发现他们从未发现过的事实，因此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狄更斯便是如此，监狱、贫民窟、小偷等显然不是人们所愿意去看的，但是他描写了这些阴暗面和贫民的挣扎求生的艰难，条件恶劣的监狱、学校。他的描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也使人们考虑改善和改革。这才是真正的写作。
　　但人们总是不愿了解和面对真相，因为害怕真相所带来的不安，因为真相是丑陋而令人头疼的。而作家的写作无疑就是一场赌博，真正的作家不能用假象迷惑自己和世界。暴露真相是他的职责，但这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人们往往是逃避真相的。一旦现实血淋淋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否有勇气去接受这鲜血、丑陋和死亡？如果没有，显然，他们将迁怒于作家。人类是奇怪的动物，容易被迷惑和蛊惑，也愿意沉溺其中，不辨真伪。尽管希特勒是在监狱中书写了那么一本妄想狂的作品，大家却被激情蛊惑，群情激奋，世界终于踏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旦有人捅破这层窗纸，却立刻受到攻击“叛国”、“叛徒”等污蔑的罪名纷纷飞来。托马斯曼如此，亨利希曼如此，黑塞也如此。但是谁能否认他们对德国文学、德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呢？他们没有畏惧可能的或者说必然的攻击，敢于冒险把真相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不会因为出了拙作而丧失自己的身份，而却是在开始害怕承担一切风险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拥有作艺术家的资格。”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