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的悲剧

　　《哈姆雷特》作为经典的悲剧之作，人们对其悲剧性的探讨由来已久，而这其中就有现实、性格和命运三个方面的悲剧。
　　哈姆雷特悲剧的开始，来自于现实的种种，父王的死亡、叔父篡位、母亲改嫁，现实的残酷彻底粉碎了他的理想与信仰，他从一个“快乐的王子”变成了一个“忧郁的王子”，这种内心的转变缘于他对现实和人生的失望，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对世界，对人生、爱情和友谊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热情，他是这样讴歌人类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当龌龊的现实像洋葱一般一层层在他面前剖开时，其灾难性可想而知，这既是现实的悲剧，也是精神世界的解崩！
　　有人说，《哈姆雷特》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的确，哈姆雷特身上既闪耀着人文主义者的光辉，又不免带着旧时代的思想遗矢，这样冲突的两者就不免造成其复杂的思想内心和矛盾的性格，犹豫、敏感、多疑还有难以遏制的偏执和狂热，这或许也是哈姆雷特性格的最大悲剧，所谓“延宕的王子”其实是缘于王子“延宕”的性格，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和黑暗现实的无奈，人文主义的信仰与根深蒂固的宗教印记，或许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依托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尤其是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几乎是人们唯一的精神依托，这种信仰无形中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哪怕是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丹麦王子。然而，这种对比所造成了哈姆雷特思想的复杂性，却是其延宕性格的根源。哈姆雷特站在一个时代的新高度，有着遗世独立的风姿，却不免与所处时代产生裂痕，他有着一切美的品德，正如奥菲利亚所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在复仇的过程中，他反复的思考着，人之存在，生与死之抉择，这些思考的深刻和高度都是令后人瞻仰的，同时他也不遗余力的诋毁女性，讽刺着他生命中两个重要的女性形象，然而其延宕忧郁且偏执狂热的性格所带来的内心的矛盾和复杂却将他一步步推向悲剧的深渊。
　　哈姆雷特的性格是由于生活的变化所致，但实质上却代表着人文主义时期对人的概念的思索他不能复仇是由于他性格的忧郁与延宕，但延宕是因为他的思考，而这种由于思考而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则丝毫没有减损悲剧的美学内涵；相反，正因为成为悲剧，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忧郁型的悲剧性格才有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西方悲剧作为一种戏剧形式起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的发展与成熟是深受古希腊命运观的影响的，即所谓命运悲剧，其悲剧性的根源来自于人对于命运的无力与抗争。在古希腊，人们对喜怒无常的命运之神既心存敬畏，却又不无怀疑。他们不停地追问：如果神是公正的，那么人世间何以还有那么多的不幸？如果人完全俯首于命运之拨弄，人存在的意义何在？当然这很难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种思索却使他们确信了身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反抗命运的合理性与高贵性。
　　显然，莎士比亚接受了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观，《哈姆雷特》全剧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阴霾的气氛中，似乎有一种力量高悬于人世之上，俯视着它。譬如鬼魂的神秘出现与其不可违背的命令，就使我们看到一种外在于人且支配人的神秘力量，这使观众在压抑之中体验到了恐惧，哈姆雷特本人亦觉察到了宿命对人的支配力量：“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虽在命运阴影笼罩下，但他仍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掌握着自己的行动。决斗前，他本有机会避开命运的陷阱，但他对霍拉旭说：“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对死亡，他说，“随它去”。不管命运如何，他都坚定地走向自己该干的事。
　　如果说，莎士比亚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加以发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肯定他在此基础上的进步，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或许笼罩在命运的阴霾之下，但其抗争性有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命运的抗争，或者说其命运悲剧性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性不同的是他不断地思索自己的处境、命运，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对抗命运。对哈姆雷特而言，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复仇问题，更大意义上是与邪恶力量，与丑陋、不公的社会，与命运施加于他的不幸作斗争的问题。他在独白中问道：“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而他选择了后者，挺身而出，以反抗结束苦难。在其抗争命运的过程中，还在进行中理智与情感、信念与欲望的抗争，他不倦地诘问人性的丑恶，探索存在的意义。哈姆雷特的形象既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却也不乏人性的弱点，在复仇抗争命运其间，他也有过犹豫有过彷徨，但却也从无怯懦、退缩之意，始终坚持独立承担重负，直至以生命换来复仇与除奸使命的完成，换来正义秩序的恢复。这样的哈姆雷特显得更为丰满而贴合人性，并且与其命运悲剧性共同给予我们更多震撼和崇高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