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索尼娅是怎样的人物形象分析
12月8日 终不悔投稿 《罪与罚》索尼娅是个怎样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许多成功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丰满、动人、令人惊叹,她们丰富了世界的文学殿堂。有许多研究者对她们都很倾心,进行过大量地多角度的分析研究。有的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有的从人物心理角度分析,还有的从人物体现的作家心理来研究。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的“他者”而言,在男性的作家心理是有不同意义的。这种不同意义既可以从女性人物本身体现出来,也可以从作家在故事情节中对女性人物的设置看出来,更可以从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表现出来。
本文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罪与罚》中女性地位的转变、女性形象在小说结构中作用以及宗教意义三方面分析索尼娅这一人物形象。
在小说《罪与罚》中索尼娅是退职九等文官马美拉多夫的大女儿。她为了养家糊口,被迫去当妓女。房东嫌弃她所从事的职业,不允许她住在家里。没有办法,她只有每星期偷偷地回家一次,看看弟妹,把自己受侮辱得来的钱交给继母,以维持家人的生命。就是在这种生活中,索尼娅竟然还试图去帮助有罪的拉斯科尼科夫,帮助他摆脱精神的折磨。在性格上,索尼娅恭顺、忍让、情愿受苦并富有牺牲精神。对任何羞辱她都加以理解和宽恕。她的理想是“对任何人小心、和气、顺从是可以消灾灭祸的”,为此她从不抗议,不怨天尤人,表现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索尼娅可说是陀氏宗教受难思想的体现者和代言人。
一、从索尼娅形象看女性地位变化
1,从受压迫到救赎他人的转变
在《罪与罚》的小说世界中,从纯洁美好的代表(如索尼娅、杜尼娅)到罪恶的化身(阿廖娜),她们作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女性,全都是男权社会中受压迫的对象,置身于苦难、压抑的广漠社会背景之中。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女性索尼娅,美丽、仁慈、对上帝无比虔诚,却深受命运的苦难,因为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沦为妓女以补贴家用,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面对社会的压迫她表现出极度的听凭和忍耐,企图用基督信仰消解一切苦难。
我们应该看到,索尼娅对于拉斯科尼科夫的救赎过程,也是女性争取主动地位的过程,充满着艰辛,这在他们针锋相对的对话中有所体现。“‘难道您到这儿来只是为了折磨我吗?’”拉斯科尼科夫望着她,“他故作无礼和无能为力的挑衅腔调消失了”,他“轻声地说:‘我这是请求你饶恕,索尼娅’”此中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拉斯科尼科夫内心根深蒂固的“超人理论”无法忍受索尼娅打破其平衡;另一方面,无可厚非地,也是来自于索尼娅作为一名女性的角色定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话语是注定要被忽略甚至抹灭的。但最终,索尼娅还是以其强大的基督中介形象,从一个客体角色进入了主体领域,完成了“叛教落难悔改救助”这样一个圣经文化中“U”型的救赎结构。
又如索尼娅向拉斯科尼科夫讲述有关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这时候蜡烛头在那个歪歪扭扭的烛台上快要熄灭了,朦朦胧胧地照着这贫寒屋子里的杀人犯和卖淫妇,他们两人是如此奇怪地凑到一起,读着这本不朽的书”(326)。这是一个极富基督符号象征意味的场景。在《圣经》中,拉撒路的复活是基督精神最为伟大的胜利,同为传道者的索尼娅相对应的是故事中的耶稣形象,而拉斯科尼科夫,作为一个等待救赎的群众,若皈依基督,就能像拉撒路一样获得复活。
拉斯科尼科夫最终听从了索尼娅的说教而去自首,索尼娅终于完成了对于一个苦难心灵的救赎。作为圣母,她救助了罪人;而作为女性,她拯救了男性。在小说末尾的西伯利亚流放地,索尼娅的救赎者形象被愈发地强化和神圣化了。她是“俄罗斯母亲”一样高尚的存在。“妈妈,索菲亚谢苗诺夫娜,你是我们温柔可爱的妈妈!”作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母崇拜原型,索尼娅不仅仅成为男性精神上的引导者,更是他们的精神母亲,体现出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将女性地位上升到一种绝对的高度。索尼娅以极具母亲色彩的基督精神战胜了富有男权色彩的“超人理论”。女性在小说中的地位被彻底颠覆过来。从被男性压迫的地位上升到男性的精神上帝的境界。《罪与罚》中的女性形象,完成了一个从压迫、反抗自救到救赎他人的完整过程。
2,女性地位变化的内在探究
综观《罪与罚》,从主题上而言,它是主人公犯罪受罚获得救赎的过程。从女性形象自身的角度看,是从被压迫反抗自救救赎他人的过程,而从主人公或是作者对女性的视角去关照这部小说,则是体现了从歧视女性正视女性尊重女性被女性拯救的模式。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以及他的女性观的审视,我们发现了这个女性模式存在的合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性敏感而偏执,拥有坎坷的人生经历以及复杂独特的思想,看待事物的观点往往矛盾而又两极化。比如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经历,使他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一转变,同样体现在了《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身上。同样,对于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也是十分矛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母崇拜情结隐含着他从童年时代已具备的“俄狄浦斯情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但另一方面,他的母亲一向受到父亲的指责和精神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时她在抑郁的精神状况下因病离世。与女性相关的重要人生经验以及产生的复杂情感早已在作家的精神世界埋下了种子。作为其精神世界的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的这种情感带入了《罪与罚》的小说世界中,使得小说中女性形象既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隐性线索的作用,同时她们的地位又非常不稳定,表现出了一个曲折的线性变化过程。
此外,《罪与罚》中女性形象及其地位的转变也是当时俄罗斯女性的社会处境的真实体现。19世纪的俄罗斯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被一再强化。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更是受到各方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社会的腐化和人性的堕落,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掌握着统治权的男性们不抱多余希望,反而把这种希望寄托于具有母性和牺牲精神的女性的身上,企图通过女性对基督信仰的传播来拯救人们的信仰危机、社会的文化危机。而《罪与罚》中女性地位的嬗变,也是体现了这样的一层意义,暗含了作者以及俄罗斯民众的某种期待。在《作家日记》中他曾写道:“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苦难中与人民兄弟般的结合,自己已经和他们一样,和他们不相上下,甚至相当于他们最低的地位”。
二、索尼娅形象在小说结构上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众多女性角色,有主有次。有的性格复杂、言行多变,在作品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也是众多研究者追捧的对象;有的形象鲜明,言语具有代表性,是属于次主要角色;还有的只是一闪而过,却能影响整个故事和叙事的次要人物。女性人物主要是以“点”的形式存在的。正是通过这些女性人物将各类型的男性串连起来,从而将各种思想意识平等地展现出来。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完整性和作家的对于女性的态度和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也是透过男性的意识展现出来的。
索尼娅和杜妮亚是受难者形象的代表,她们认为:她们是无权获得幸福的,她们的幸福只是能为别人受苦,如果连这点要求都无法达到的话,她们是宁可死的。能为别人受苦这就算是她们的幸福。这与她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基督受难精神的真实体现。
作品一开始就透过拉斯科尼科夫的意识描绘了母亲来信。在这封引起男主人公反复思考信里,已经给他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即妹妹会牺牲自己来成全哥哥。这是母亲和妹妹给他选的一条出路。他当然不能接受这样一条路。他自己早就选了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杀一个“虫豸”一样的人来证明自己,只要自己能不被发现,只要能战胜自己,那么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当然,这条路也失败了。此时,索尼娅带着她的信仰给了他第三个出路。在不断矛盾与犹豫中,主人公选择了这路。
索尼娅本身就是一个可怜的、需要救助的对象,但是,在整个书中,她就是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的。她一方面通过出卖自己养活着一家人,另一方面她又通过自己的受难和为拉斯科尼科夫阅读圣经中的拉撒路的故事影响了他,挽救了他,改造了他。索尼亚用自己的信仰为拉斯科尼科夫指明了一条路。在故事中,索尼娅和杜妮亚都各自以自己的牺牲、受难给他一条出路,给了他一个方向。只是这两条出路,一条是在拉斯科尼科夫杀人前给出的,一条是在他杀人后给出的;一条被他坚决地否定,另一条却最终被他承认。当然,两条路有所不同。如果杜尼娅牺牲了自己,拉斯科尼科夫也默许了她的牺牲,她嫁给那个试图强迫她的地主,那么她可能会给哥哥所需要的金钱上的帮助。但是,这将导致他在精神上的彻底死亡。而这本身也是违背男主人公的性格、道德观念和他所具有拿破仑主义的观念的。杀人前,他有自己的理论要证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成功,能够帮助他找到新的出路。而当他杀人后,他开始发觉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只是低级的“虫豸”的时,他整个思想理论开始土崩瓦解。又一条出路被无情地堵死了。这是他在经历一系列的激烈地思索和梦魔之后不得不承认的。这时,索尼娅和她坚定的信仰站了出来,以自己的受难与牺牲使他相信了信仰和信仰的力量,让他重新找回自己的信仰,让信仰的力量鼓励他开始新的生活。所以说,两位女性对男主人公而言是具有“终点”意义的。在这一层面上看,两位女性都属于终点人物,只不过,在故事的结构中陀氏让男主人公选择索尼娅。这也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选择的。
三、索尼娅形象的宗教意义
《罪与罚》中的两个主人公是杀死老太婆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和把拉斯科尼科夫引向“重生”的卖淫女索尼娅。作家想通过拉斯科尼科夫的犯罪经历告诉我们,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是依靠理性和反抗,一切理性都是一种谬误。一切反抗都只会带来更多的罪行,能够给人以慰藉和出路的只有宗教,走向宗教就是走向人民,就是走向人的精神复生。
索尼娅的形象是作为拉斯科尼科夫的评判者与道德思想的启示者出现的。她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圣母形象。索尼娅在饥饿和凌辱中长大,承受了人间所有的痛苦,她有着巨大的牺牲精神,“为了别人的比自己年幼的孩子而出卖灵魂”,她不会愤懑,不会哀叫,不会怨天尤人,甚至不会保护自己。同时她又能理解一切人,能宽恕一切人。她顽强地活在侮辱和损害之中,而她心中抵挡不幸和耻辱的唯一支柱就是上帝,正如索尼娅自己说的:“没有上帝,我还能做什么呢?”
拉斯科尼科夫在内心极度痛苦的时候,从索尼娅那里得到了精神的启迪。在她面前“忽然倏地跪下,伏在地板上吻她的脚”,因为她有“伟大的受苦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拉斯科尼科夫才决定去自首,才有后来的“再生的幸福”。作家特别安排了索尼娅给拉斯科尼科夫读《圣经》的情节,这在全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索尼娅念《新约全书》中关于拉撒路复活的那一章:“歪斜的蜡台上残烛已快燃尽,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暗淡地照着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妇。他们奇怪地一块读着这本不朽的书。”索尼娅念道:“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信着我的,必永远不死’”。拉斯科尼科夫彻悟了,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走上了一条用痛苦来洗礼的新生之路。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部《罪与罚》可以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启示录。宗教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宗教是走进俄罗斯文学的一扇门。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都处于矛盾之中。他的理想是期望通过受苦受难用善和爱来拯救世界,然而这种理想在作家的创作中却又表现得那样苍白无力。他的主人公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变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正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被诬陷偷了钱之后的反应一样)。那种主张采用受苦受难、忍耐顺从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观点往往被现实击得粉碎。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暴力革命的。可是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用基督的爱来取代一切革命手段,这样最终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彼岸吗?作家本人也不断对此产生疑惑。这个巨大的矛盾几乎伴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文学创作。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问索尼娅:“索尼娅,那么你很多次祈祷上帝吗?”索尼娅说:“没有上帝,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么上帝给了你什么呢?”他更逼进一步追问。索尼娅久久地默默不语,仿佛答不上来似的。她那瘦弱的胸脯激动得不住地起伏。“别说啦!别问啦!您不配!”她突然扬声叫道,神色严峻,愤怒地望着他。这里拉斯科尼科夫的追问其实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追问,正是他内心的矛盾所在。
宗教真的能够把人引向天国吗?宗教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的罪恶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所痛恨的恶往往并没有受到惩罚,作家只好寄希望于恶人的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在《罪与罚》中,索尼娅的女东家就是由一个泼妇式的恶人突然良心发现了,变成了一个善人。而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该如何惩治社会的罪恶,他始终徘徊在宗教的理想与社会的罪恶之间,甚至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时代的孩童,甚至进入坟墓时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孩童。”
总之,陀氏十分偏爱描写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的女性。他将笔触定位于那些出身寒苦、孤苦无告、备受欺凌的孤女、养女、家庭女教师、妓女等一系列贫穷女性上。他笔下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生活在这种可怕、可怜的境遇下。这是他对苦难问题思考的必然结果。《罪与罚》中女性的地位,经历了从被压迫、反抗、自我拯救到拯救他人的转变过程。这既是对《罪与罚》中女性形象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进行的分析、梳理和总结,也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的拓展性解读,进一步揭露了《罪与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站在一个角度上很难观其全貌。他的宗教思想有着深刻的个人和社会的基础,产生于作家本身独特的经验和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的背景之下。
作为一部举世公认、震撼灵魂的巨著,藏匿在《罪与罚》中的宝藏,还亟待人们进一步发现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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