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人黄俏的二进泸沽湖

　　二进泸沽湖之一前言
　　今年八月份，我第一次踏入泸沽湖。
　　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阴沉的天空、灰暗的湖面让我很想立即折回丽江如果当天下午3点多还有车的话。百无聊赖中我信步踱入了湖思茶屋，抱着那几大本留言本打发时间。留言本很多，一个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看完。于是在第二天早上，我又早早的来到湖思茶屋，计划看完留言本后就坐车离开。
　　随着留言本被一本本翻完，我看到了被压在最底下的《永宁摩梭山区教育基金资助表》。看着照片上的孩子们，看着那褴褛的衣裳、稚气的笑容、被污垢掩盖着真肤色的脸庞，我整个人呆住了，自诩坚强理性的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真希望这是哪个捣蛋鬼编出来的煽情故事！可是资助表上美静记录的孩子们的一分一厘的学习开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无情地敲醒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之前还被留言本上那一个个浪漫的、无奈的、凄美的、绝伦的、坚贞的、甜蜜的、苦涩的、激情的爱情故事所打动，可是现实告诉我也让我明白，与讥饿和失学相比，那些的爱情又算什么！那只是那些吃饱了、穿暖了的人们的矫情的呻吟。
　　在湖思主人唐斌得空的时候，我便向他了解这其中的情况。他的娓娓述来让我更是心中百感交集。
　　之后的两天天气出奇地好转，可我在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我总是坐在湖边发呆，双眼盯着那青的山、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水，可是满脑子都是照片上的孩子们。当第四天清晨我离开时，我再次流下了眼泪，我知道我今生已和泸沽湖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
　　从此之后的每一天，只要我把电脑联上网我就首先点击这个网页，我渴望知道孩子们的一切。不知多少个夜晚，照片中的孩子走进我的梦境。魂牵梦绕，也只有这个词最能形容离开泸沽湖后的我了。
　　最终，在丈夫的鼎力支持下，在离开泸沽湖三个半月后的深秋，我又再次回到了泸沽湖。我承认我是个少有的幸运的人，我这次在泸沽湖呆的七天时间里，我基本上能够按照我心中的构想如愿地跟着工作人员刘筱筠、彭海惠到了当地高山深处的彝族村小（马家坪小学）、到了当地比较困难的汉族村村小（杨柳湾小学）、温泉完小，和当地的老师交流想法，到了最困难的学生家中，见到了我资助的学生。我还有幸遇到了碰巧也在那里的差拉（周华山）和“泸沽湖”，让我对“爱心助学行动”有更多的了解。
　　如今我把我在那里见到的写下来。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象我一样渴望知道更多有关那里的一切，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让大伙和我一起共同经历我所经历的。
　　二进泸沽湖之二到永宁邮局取包裹和汇款
　　八月份来的时候就注意到落水村的湖边有一个类似城里的小报亭一样大小的所谓邮政代办点，但是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更不要说邮递员之类的。后来有意连续三天，每天几次去看，发现每次都一样，我有点怀疑这是一个废置的邮政代办点。
　　这次来才明白这个代办点没有废置，这里经手所有到落水村的汇款单和包裹单，但仅仅是单据而已。而且这个代办点的所谓负责人，是个不识字不会普通话的人，无论谁去取单子，她都会一股脑把所有单子交到来人手上，你说哪张是你的哪张单子就归你了。幸好这里民风淳朴，从来没有出现过冒认、冒领的情况。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刘筱筠和彭海惠他们总是三天两头地跑到那里去查看包裹单和汇款单。
　　所有的包裹和汇款得到23公里以外的永宁邮电所取，坐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一直在湖边看到的车都是到宁蒗的，从来没有见过到永宁的车。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如果要到永宁要拦截从宁蒗到永宁的车，通常是中午11、12点左右到落水村。但是从永宁回到落水的车就不能够保证了，经常很久都等不到一辆车。如果空手徒步倒也没有所谓，可是一旦拿着包裹的话那就只能够等车。所以为了能够保证在邮局上班的时间取到包裹或汇款，并且在当天顺利赶回湖思，PETER他们一般只能采用包车的形式去永宁邮电局；所以为了充分利用每一次的包车，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一般也等到包裹单积累到一定数量才一次性提取。
　　我此次到泸沽湖的第二天早上，就碰巧唐斌和刘筱筠要到永宁去取包裹，于是我跟着一道去了。车是一辆人货两用车（载重3。5千克），车头包括司机在内可以紧紧巴巴坐5人。去永宁的路上沿途都有当地人伸手拦车，只要有人拦车，司机就停车，车头坐满了就坐后面的货箱里。最后等车子到达永宁后，车头连司机在内连坐带抱了7个人，车厢坐了5人。据说这很平常，最高记录是车头坐了11个人我挠破了头皮也想不明白到底怎么才能够把十一个大活人塞进如此狭窄的车头了。
　　道路是用山石铺出来的，还算平整，就是车子在其上面行使时噪音特大，人在车子上聊天象吵架似的。中间有几段路是没有修的，人便不由自主在车内“跳舞”了。我一不小心前额和后脑上挨了几下撞。身边的刘筱筠告诉我，这段路还是最近两年经过修整的，以前她刚来做义务老师的时候，这么短短二十几公里的路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车。
　　车子到了永宁唯一的邮政局，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不慢不紧地对付着众多的顾客。我一看那架势心就凉了半截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呀？！可是刘筱筠和唐斌却很是高兴，理由很简单：有人在就行了。只要有人，能够把事情办到，那就行了，等多久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由于这次的包裹很多，大大小小十几个而且体积都很大，装了几乎有半车，所以回去的路上我们的车也就没有停下来搭客了。后来唐斌告诉我由于和那个司机关系非常好，而且中途也搭客，所以没有按照包车的价格付款，仅仅是给了60元。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赚了一大笔。不是吗？那兜兜转转、颠簸不平的山路，还载了那么多的货，才60元。同时我也深感当地人挣点钱也是挺不容易的。
　　回到湖思那间唐斌专门腾空出来放置各地寄来包裹的房间，刘筱筠和彭海惠又赶紧把包裹拆包分类归置好。等东西整理好时夜幕早已降临。取包裹在我们心中很简单的事也要至少两个人的劳动力忙活一天！
　　二进泸沽湖之三音迅全无的资助人
　　如今山里的学校开学已经两个多月了，可是根据我从小彭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知道还有一部分的孩子面临着由于资助款已经用完而资助人目前仍然音迅全无的尴尬局面。
　　我始终坚信人性善良的一面，我深信每一个拿出钱来的人当时都是本着一个意愿尽力帮帮这里的孩子。我想很多的朋友在掏钱或汇钱的时候，你们根本没有去细想自己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一个当年也曾因为家中困难而缓交学费却差点被剥夺考试资格的人，却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你们给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什么。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失学的孩子们得知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复学时的那种雀跃，那些被生活的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父母们得知自己今后再也不必为孩子的学费发愁和再也不必面对失学儿女那哀怨的眼神时他们心中的感激和欣慰，天空不再是灰色的，那光秃秃布满黄土的山不再是那么可憎，门前树枝上的那只乌鸦也会唱出动人的山歌好心的人们啊，你真的不知道你那自认为平凡的举动给山里的人们带来的是一片新的天空。
　　在如今忙乱纷扰的都市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山里人无法想象得到的沉重和痛苦。出国、升迁、失业、家庭、工作、学业、父母、孩子、朋友，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让我们忘记那曾经让我们动心的土地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这并不代表你不再好心或没有了善举，这只是正常的疏忽。可是，正是这自认为正常的没有回应，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伤害：他们不知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令学校的大门再次对他们关闭，幼小的心灵学会了诚惶诚恐，天空还是灰色的，厚厚的黄土上依旧覆满了无奈，乌鸦仍然如此聒噪烦人
　　不要让山里的孩子们过多地承受从地狱到天堂，然后又猛然地从天堂被打回地狱的心路了。毕竟，他们所已经承受和正在承受的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了。
　　好心的人们，请在你那密密麻麻的备忘录里为孩子们加上一句：“不要忘记孩子的学费。”哪怕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资助，也最好给孩子一个答复或说明，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善举也需要责任。
　　二进泸沽湖之四爱更换名字的学生们
　　之前在网上看孩子们的资料时心中就纳闷：怎么如今的少数民族全时兴起汉名呢？为什么一家人有几个姓？
　　这次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少数民族的孩子原来都有自己本民族的名字。后来上学了，为了方便记忆，通常都由老师帮助起一个学名，连名带姓都由老师安排，由于是顺手掂来和为了方便记忆，所以重名重姓的孩子很多。小彭刚来的时候就曾经把两个重姓名的孩子误认为是一个孩子而不得不重花一天的时间来回跑几十公里的山路做家访。而等孩子稍稍长大，一些有主见的孩子又会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心仪的名字。用我们通常的那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观念是很难理解的。
　　刘筱筠给我讲的一个小故事就很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了。那还是她还在温泉完小做义务老师时的事。一天她给孩子们发作业本，忽然发现有个“新学生”名字叫“杨过”，等把孩子叫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是什么新生。这个昨天放学还不叫“杨过”的孩子激动地挥动拳头解释说，前一天晚上听别人讲故事知道武侠小说里的“杨过”武艺超群，所以第二天立马把自己也变成“杨过”了。刘筱筠当下心里就嘀咕：“今天收‘杨过’为徒，说不准明天‘小龙女’也会拜倒在我的师们下呢。”我听罢哈哈大笑：“你启不是成了掌门人‘刘姥姥’了。”
　　所以我的朋友们，当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资助的孩子忽然“被换”了时，不要存疑虑，孩子还是那个孩子，只不过他（她）长大了、比起当初来见识多了、更有主意了。说不定某天我们猛然发现成龙、周星驰、史泰龙、金善喜、小燕子等等都是我们正在资助的人呢！
　　二进泸沽湖之五孩子们的成绩
　　当初看《资助表》的时候就留意到孩子们的成绩，当我看到2分、3分、4分的成绩时，我以为是五分制的评呢，当我得知是百分制时，心中很是失望：“就这还学什么呀？学两年加一分，学一辈子也到不了50分。这不是在浪费资助人的钱吗？”这次到山里后所了解的一切让我不禁觉得自己太急功近利了。
　　永宁地区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他们平日在家都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同时为了和他人沟通的方便也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也就是云南话。我到了山里后才发现我那引以为自豪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那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没有人能够明白我说什么。当地人心目中的汉话就是云南话，而不是普通话。
　　到了学校，普通话仅仅是在学校上课时使用，放学离开学校后依然是本民族语言；有些老师本身也只能够说当地口音浓郁的普通话，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家中父母基本上是文盲，上了三天学的孩子已是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根本不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方面的辅导；山中的孩子哪怕只有五、六岁也可以算是一个劳动力了，放学回家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复习；很多的山里目前还没有条件通电，夜幕降临后孩子最多就着取暖的火看看书，他们根本也没有条件看书；长期生活在山里，资讯不通，孩子们只认识每天打交道的黄土、树木、菌子、土豆等，他们很难弄清楚西瓜和香蕉的区别，也不知道核潜艇和宇宙飞船到底是否能吃，不明白又如何能记住这些文字？以上所有的条件让当地的学生学习进行得非常困难，尤其是语文。
　　我到马家坪村小时就特意问老师拿了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书来看，发现书中某些内容的难度比目前北京市小学同期的还要大。我相信无人否认北京市的孩子在进入小学前所接受的学前教育，无论从幼儿园或家庭中，是山里孩子所无法媲美的；北京市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中，而从小就说那无论从发音或语法等都和普通话大相径庭的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孩子，他们由于生活条件的局限，没有收音机更别谈什么电视机了，对普通话是绝对闻所未闻和陌生的。但是生活在两个如此完全不同环境下的孩子，后者的教材却比前者的还稍偏难。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目前教育方面考虑非常欠妥的一个方面，应该根据当地的少数民族中的普遍状况编制一些真正适合学生的教科书，不要片面地追求向高标准看齐。
　　了解和看到了这些实际情况后，我忍不住叹息：哪怕是一分，哪怕山里的孩子在成绩上仅仅增加了一分，可是又有谁能够明白其中的不易和艰辛。我们不能够把眼光集中在孩子成绩的好坏上，只要他她有进步，哪怕从一年级的3分到四年级的4分，我们都要为这四年的一分喝彩，毕竟他她多了一分的学识，少了一分的无知，将来他她又可以有多一分的知识来教育他们的儿女，而他们的儿女们又有了比他们父母多一分的学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