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晴曾文正公一生中信奉的十大处事哲学

　　1、“每逢大事有静气”
　　曾国藩年轻时在官场沉浮，难免有心烦气躁之时，便向理学名臣唐鉴先生请教，唐鉴送了他一个字“静”，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2、“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拜见老师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3、“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如果不能以圣贤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便只能与禽兽一般为欲望所控制。只关心付出多少，不关心结果怎样。唐鉴曾送给曾国藩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
　　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深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往往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
　　4、“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无论是处世还是用兵，平时深藏锋芒，关键时果断出手，出手便能解决问题。曾国藩出兵征讨太平军前，有人赠予曾国藩一口家传古剑，他的岳父欧阳老人说：“涤生（曾国藩字）今日喜得宝剑，老夫也高兴。
　　老夫十分喜爱旧日读过的一首古剑铭，现把这首古剑铭送给你，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曾国藩听完这首古剑铭后，明白岳父的深远用意，十分感激地站起来说：“国藩牢记在心。
　　5、“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赞扬别人要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要在私底下。曾国藩率湘军攻占武昌后，六弟曾国华带领在湘乡招募的五百勇丁来到武昌。曾国藩见到这个出抚给叔父的六弟，心中很是高兴。四个弟弟，他认为最有出息的便是这个为人倜傥雄奇的六弟。于是亲向六弟传授带勇识人的经验。
　　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对待部属，大哥有两句话，望弟切记。”国华望着大哥，诚恳地说：“请大哥赐教。”“这两句话是：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国华点点头，轻轻地重复一遍。
　　6、“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
　　7、“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世界上能做成的事情，多半是因为外界的压力被逼或者被激出来的。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国藩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一力促成其办厂办洋务，然而容闳近年在办事的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容闳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
　　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
　　8、“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文坛和官场是有差别的，认识不到这两者的差别，多半会一败涂地。曾国藩麾下第一幕僚赵烈文，对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非常崇敬。王夫之的名作《读通鉴论》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
　　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
　　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