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向清高的苏轼为何对韩愈评价极高？

　　有“文起八代之衰”美誉的韩愈，其作品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因而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与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愈的诗力求新奇，极重气势，富有独创能力，以文为诗也成为了韩诗又一亮点，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能力，扩大了诗的情感领域，纠正了大历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在韩愈的众多诗作中，以长篇古诗为主，其表达的主要内容大都为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这类文章行文平实顺畅，以写实为主。还有一部分的诗作文风大为不同，以清新、富于神韵的特点为主，近似盛唐时期的诗风，如《晚雨》、《盆池五首》，最为著名的就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虽然韩愈在揭露现实矛盾与追求神韵的诗作风格上极有建树，但真正能代表其诗文成就的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的诗作，这可能与韩愈本人的性格特征有关，韩愈天生就有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物、景物、情感的追求，并且他一再提倡的“养气”之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的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苏轼评价韩愈
　　韩愈，生长在唐代没落的唐朝文学家，苏轼，长于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北宋，两个人的朝代足足跨越了三百年，但两个人却又如此相似。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的文人。
　　韩愈，自幼研究古训，关心朝政，但却郁郁不得志，皇科开选，韩愈考了四次才勉强考上，他一面专心研究，一心继续科考，想谋取一官半职，为朝廷效力，为百姓造福。后来入朝为官，性格过于傲然，先后与宦官、权贵相对抗，仕途并不顺利。
　　韩愈的政治环境与苏轼非常相似，苏轼也是满腹才华，一心想报效朝廷，苏轼的仕途经历了三起三落，经过反复的党羽、官宦斗争，苏东坡对韩愈的不幸感同身受，虽然两个人生活的朝代不同，但是惺惺相惜。
　　一向清高的苏轼甚至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对韩愈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韩愈在政治上忠君爱国，志向宏远，在文章上，更是针砭时弊，发人深省，“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他对韩愈文学上做出的最高评价，意思是指，韩愈的文章已经超越了以前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中任何一个时代的，也就是因为韩愈在唐代中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为散文开创了另一片天地，更是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活力，不再是单纯形式主义，纸上谈兵。
　　韩愈的成就深得后世人的尊敬，大家将他封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字退之，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有着极强的思维逻辑，对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韩愈所总结出来的“道统”一说更是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在政治上也是直言直谏，没有丝毫的保留和顾及，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极为高的。
　　同是一个朝代的刘禹锡就评价韩愈是个，三十年内，使得声名塞天的巨人。李翱曾经和韩愈同时在吏部为官，共同处事过的李翱认为当时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和韩愈相比。而韩愈到宋朝，则更是被世人所推崇，大家欧阳修就对他评价颇高。欧阳修认为韩愈的文笔无所不可，尤其喜欢用诗句来作文章，不过他又喜欢将谈笑、人情、物态统统赋予在诗中，文笔功力常人难及。欧阳修更推崇韩愈在文学作品中的韵味，出入会合中都是不拘泥的，奇巧难得，就像那些奇险的山峻，越是险峻就越是奇特的耐人寻味。大文豪苏轼也是尊崇韩愈，他认为东汉以来，道统早已丧失，文学弊端日益凸显，即便是唐初的那些房玄龄、杜如晦等大家豪杰们也是不能挽救这种颓势，唯有韩愈为人先，以一介布衣令天下恢复，重新归于正道。
　　可见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敢于劈开当时浮靡的文学弊端，用气势磅礴的诗文重开清新俊朗的文风，回归古文。而韩愈作为一个个体，又是个正义凌然的大丈夫，在政治上不向权贵低头，而是敢于发声。
　　韩愈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认为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