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普法”朱元璋曾热衷于法律宣传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必须指出，朱元璋之所以热衷于法律宣传，实际上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权利，而是使他们成为匍匐在皇帝权力与淫威下的“顺民”，即遵守法律。俗谚“大明律当衣穿，一身是罪”，即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意图。换言之，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罪，即可远离法律，它与保护权利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在这种语境中，如果臣民“权利”得到了些许保护，那是“意图之外”的反射效果，而非推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意图。
　　到了清朝，康熙九年，皇帝扩展了顺治九年的六条圣谕，搞出了十六条，可谓面面俱到，将统治者希望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或道德训诫予以详尽开列，以便民众遵而行之；到了雍正二年，皇帝还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写了注解，使其变成了一万字的讲解文本，叫作《圣谕广训》。毋庸置疑，圣谕和附载的广训，表达了统治者对于帝国秩序的美好理想与崇高愿景。因此，它就成了全国官民人等必须“常常讲、月月读”的最高信条。
　　为了宣传圣谕和附载的《圣谕广训》，官方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其一，在官府倡导并且参与的基层社会的乡约集会（通常是每月“朔望”各举办一次）中，即有宣讲《圣谕广训》的环节。乡约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至于这一活动的主持者，就比较复杂了，有时候是当地的州县牧令，有时候是地方上的读书人，有时候是乡约，甚至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职业宣讲高手。及至乾隆时期，在乡约集会时宣讲《圣谕广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那是强制性的要求；据说，当时全国已有乡约多达二万余处。
　　其二，为了让老百姓理解《圣谕广训》的精神，有些地方官员还专门编写了讲稿，不但在每条圣谕下节录了相关的律例、故事以及案例，而且力求写得通俗易懂；不仅措辞恳切，而且婆婆妈妈，以使老百姓通晓明了。有时，光是白话文还不算，更有用当地俚语来编写的讲稿，在地方人士编写的讲稿中，这种情形比较突出。例如，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用粤语来写。实际上，也有被翻译成满文、蒙文之类的文本，因为那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宣传和推广了。可以说，它构成了一整套宣讲《圣谕广训》的体系。
　　其三，清代老百姓的识字率不太高，因为教育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据说，当时的识字率大约在20；妇女的识字率更低，估计不会超过10。就此而言，宣传《圣谕广训》的讲稿写得再通俗，妇孺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于是乎，有人就想出了办法，给圣谕配插图，以使妇孺能看，也方便识字者讲解。也就是说，妇孺看了插图，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问识字者：这幅画里讲了什么？然后，识字者就可以解释给她们听。因此，给圣谕配上图像，既是为了便于传播皇帝的圣谕，也是为了便于宣传法律。例如，早在康熙年间，安徽省繁昌县的知县梁延年，每逢朔望之日召集士绅、百姓讲解圣谕，还给圣谕配了插图，即《圣谕像解》，受到了汀南总督和安徽巡抚的表彰，并上奏朝廷。
　　其四，不断宣讲《圣谕广训》，时间一久，难免令人腻味生厌。故而，设法“吸引”听众，乃是每一个宣讲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宣讲《圣谕广训》的实践中，一些民间作者以故事小说来演绎圣谕，其中还穿插了宗教报应的内容，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例如，晚清岭南著名的宣讲圣谕的作者邵彬儒，就编写了很多小说意味浓厚的讲稿，诸如《谏果回味》、《吉祥花》以及《俗话倾谈》等；其中，不乏宗教报应的内容。足见，以通俗化、故事化与宗教化的方式来演绎《圣谕广训》，无疑是吸引眼球的一个举措。宗教故事里的善恶报应，作为劝谕乡愚妇孺的手段，往往要比道德教条来得有效。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中说：“盖庸人妇稺，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
　　其五，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必须默写皇帝的圣谕。例如，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里写过一则故事，说是清代科考必须默写《圣谕广训》的某些条目，以检验考生平时是否熟读牢记。钟毓龙推测说：“当其初行时，想必人人熟读，然至余考时，则何尝熟读，并其书亦未之知。”结果，唯有夹带抄袭，交卷了事。实际上，宣讲《圣谕广训》同样逃不脱被地方官与老百姓“虚应故事”的命运。
　　综上，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帝制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然而，为了确保官僚机构的有效运作，为了避免官僚的滥权行为，为了维持民间社会的礼法秩序，皇帝和官僚对于法律宣传很是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宣传法律的意图，乃是希望臣民守法。至于皇帝本身，则不受礼法的严格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