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员往十几个月大的孩子嘴里挤芥末，将消毒水喷向孩子的眼睛，孩子被扎针、喂药、性侵在手机屏幕前，无数双眼，目眦尽裂。情绪崩溃下的我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虐童事件频发不止？” “他们怎么可以对孩子下如此毒手？” 1存在即合理 如果我们可以走近部分幼师群体。 某起虐童案的主谋，我们嘴里罪不容诛的女子，她来自贵州的某个山村，16岁中专毕业后就嫁给了同村的男人，男人在工地上做，要随项目全国各地的跑，她便跟着丈夫去不同的城市，住地下室。为了生计她也必须干点活儿，女人别的不会做，只能做餐馆端洗盘子、幼儿园照看孩子一类的工作。餐馆毕竟劳累，还容易受人气。看到一则幼师招聘启示上写道：身体健康，踏实肯干，月薪3000块。身体较一般女人健壮，看起来老实朴素的她，面试很快通过了，简单的体检和培训过后，她成为了幼师群体中的一员，开始照看孩子。 在老家，她们都管小孩子叫小畜生，当小猪仔般的养。娃娃们哭了，她们就说：你再哭山里的豺狼虎豹就会来把你叼了去吃。孩子哭的更凶了，她们脱下孩子的裤子啪啪用藤条打，稚嫩的屁股肉上立马起了几条红杠杠。 很多我们眼中的教育，在她眼中是城里人的吃饱了闲的。带孩子，无非就是让孩子吃饱饭有地方睡，没有拉扯不大的孩子。当孩子哭了，她能想到的全部方法就是：恐吓与暴力。 有一天，她在园内带孩子的视频被公布到了网上，她被全国人民称作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人，她害怕极了，她能想到的全部方法就是：在镜头前下跪与磕头。 她跪在地上使劲叩拜的一刻，是否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们只看见她的眼中写满了恐惧，但似乎没有我们想看见的答案。 这并不是一份轻易的工作。 11月份除了两起虐童事件外，中间还穿插了一篇亲生父母倒的苦水文《老娘我做错了什么，要陪熊孩子做作业》。而比起已经开始做家庭作业的熊孩子来说，幼儿园的熊孩子是100倍的麻烦，他们从来不好好吃饭，他们将粑粑拉的满裤裆都是，他们每天都在制造噪音 而在幼儿园里，平均一个幼师需要照顾2030个这样的熊孩子。 他们不会再有精力去思考，我应该如何与孩子沟通，孩子才可以在幼年时期拥有更强安全感，孩子长大后在遇事时才会表现的更加坚强自信他们只希望孩子在当下！此刻！立即！马上！闭嘴！于是，更重的言语肢体暴力、更羞耻的惩戒方式、安眠药 你说，毕竟这是群可爱的天使。 绑架犯手里有一把枪，指着被绑架孩子的命，而背后又被另一把枪指着，随时可能被捕丧命，他们从事着以命换命的高危工作。绑架犯没有时间欣赏眼前可爱的天使，眼前的孩子不过是生钱的工具。我们无法原谅绑架犯，但我们不会质疑他们的恶毒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爱孩子。 但是，幼儿园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根本不爱孩子。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因为喜爱孩子才选择的这份工作。他们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工作了，只有这份工作的门槛低，他们可以拿之勉强维系生活。如果我们不称呼他们为幼儿老师，而称呼作服务员、清洁员他们也同样没大所谓，反正都是3000块钱的工作。眼前的孩子不过是工作的内容，生钱的工具。 幼师的背后也被一把枪指着，这把枪叫做生活。 对生活的强烈不满之下，人性的黑暗面试探着浮出水面。 2： 真的无法再有转机？ 我们似陷入了一场困境。 在红黄蓝事件中，我们发现钱已无法买到安全感。而夫妻二人留一人全职在家带娃，似乎不适合当下的国情。一次次事件让我们对监管力度丧失了信心，我们发现罪恶总是有缝可钻。 我们开始陷入无尽的想象。 也许马上会有一家公司。开始采用重金聘请高素质幼师群体，这些幼师清一色本科以上学历，从小生长环境健康，性格健全，富有爱心，而且他们每个人只需负责2～3个孩子。 但是抬升的成本毕竟只能惠及少数家庭。即便这样，如果整个行业一如既往，一家公司只能如海上孤岛，一旦这一家公司倒闭了，员工将别无他选，一家公司树立的标准无法在整个市场中流动，将又成死海。 除非幼儿园整个行业根基被撼动，幼师市场整体提升，起码要有一批这样的先行企业在行业内形成规模，人才正常流动，现状才能从根本上开始有改变。 也许马上会有一个APP软件。在我们成年人的个人成长与教育方面，互联网已经发力帮助优化资源，我们可以通过在线平台约到合适经验的导师，助力我们个人的职场与生活。 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上，甚至在我们的身边，确实有人有能力将孩子带的更好，自己的孩子就是成功案例。这些人有些已经退休了，有些刚30多岁事业辉煌。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拼凑一些资源，来开启孩子的学前教育吗？我们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支付相应的金额。 我们看到知识付费这一全新市场，当需求足够多，价值足够大时，很多新的岗位被打开，很多原本只能在传统职场发光发热的人，愿意认真考虑将“经验传导”变为自己全新的全职主业。互联网的背后，资源与金钱价值良性流转。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会否也将诞生类似市场？但监管力度、安全隐患、结果衡量，又都是问题。 这个11月，每一块屏幕背后，无数的人陷入了无尽的想象，他们来自各个岗位与阶层：有资本家，有企业家，有产品经理，有媒体记者，有服务中介的资深从业者，有咨询顾问，有警察，有律师不同的人，都基于自身背景在思考：幼儿园虐童事件，是否真的再无转机？ 也许目前仍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但我相信所有的思考都会产生能量，推动着事情的解决。 只是，还需要时间。 3： 在等待的时间，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事情 在虐童新闻发生的同时，关于未成年女孩被性侵的国产电影《嘉年华》上映了。《嘉年华》的导演文晏说：真正的罪犯，可能是整个社会中，大家的缺失。 如果真的有一个实验，让孩子熟悉的幼儿园老师，对小孩子假性施以肢体侵犯，如果取样中国和美国的小孩各50名，将能直接言语或者肢体反抗表示拒绝的孩子数算出一个比例，我相信中国的比例一定不会是高的。 而我们国内也对曾受到过侵犯的孩童做过很多匿名采访，孩子们是这样亲口描述的：他们的行为，我心里十分厌恶，但是我不敢说，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不说出来，是怕给家人增加负担。 坐观大人自己的世界，有数据表明，公交“性骚扰”，八成国人选择沉默。即使只是工作中的不满，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依旧是沉默不说，不愿意当面把态度表明清楚。我们和孩子在某些领域，或许缺失了相同的一块，我们和孩子需要共同去进步，学会如何更勇敢的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而当所有人将虐童案的矛头对准了幼儿教师和监管机构时，我们是否还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孩子并不能100相信家长？在他们还是如此手无缚鸡，没有健全思考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坦诚所有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给家长？ 也许他们言语稚嫩，不能说出虐童、性侵这样的字眼，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晚上睡前告诉父母，我今天很难过，因为老师重重的扔了我的玩具，我觉得玩具很疼，我也跟着很疼。老师罚我脱了裤子站在厕所门口，我脸上发烧，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孩子与自己之间隔着的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起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