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离职潮：这些媒体人为什么还不走？

　　有人说，任何一个行当都是三年一个职业分水岭，但对与文字影像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却是终生的功课。年底了，经历了低气压的离职潮，全媒派（ID：quanmeipai）采访了三位不同年龄层的知名媒体人，听听他们的故事，或许可以，在一万个逃离的理由之后，找到让人选择坚守的那个。
　　陈杰：可以不报道，但不可以不记录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第59届荷赛一般新闻类三等奖获得者，两届华赛金奖、“金镜头”年度大奖、连续三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多篇报道触发中国环保风暴。
　　记录是一种信念
　　陈杰有一句名言，“可以不报道，但不能不记录。”
　　2015年天津大爆炸发生后，陈杰拒绝撤离命令，坚持留在现场。第三天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获得了荷赛三等奖。
　　面对报道限制，陈杰坦言，“媒体人需要做的就是与外部环境的博弈中取得平衡，赢得报道空间。”而所谓的各种环境制约，在他看来，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从来都有限制，但限制是用来打破的，不是用来去服从。”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记录于陈杰而言，是个体行为，也是对行业的探索。一个记者的根本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为公众所知晓，“这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事件和社会的认知。”
　　他提到了战地记者卡帕。“卡帕在记录战争时代的照片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生命。但是他认为战争值得记录，即使作品发表不出来，或者无法传播，也不能阻止他去记录。”
　　罗伯特卡帕，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
　　陈杰说，“为了达到目的，一些东西的付出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重要的是，个体抗争的意识和自身内在力量的培养。”
　　不要被平台所局限
　　对于社交媒体话语权重上升、传统媒体式微的局面，陈杰并不悲观。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的崛起意味着丰富的资讯平台、传播效率的提高、话语空间的叠加，新业态更加符合资讯发达时代的传播特性，更容易抵达每一个信息需求者。
　　在他眼里，传统媒体自有其优势，集约化的规范建构、专业的新闻态度，才是媒体能传递真相的原因。
　　但是陈杰提出，现在的问题在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一些新的传播渠道的变化，如何自身求变。“一方面媒体需要寻找传播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深耕细作，深挖专业领域。如果这两者都做到的话，传统媒体的生存是不会有危险的，相反会更有权威性。”
　　“当我们在谈论新媒体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悲观。”陈杰说，“但我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却很乐观。平台会不断迭代，但是内容永远不会消失，内容生产者也不会消失。”
　　对他来说，新平台也意味着新机会。互联网的传播模式给内容生产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内容生产者有展现事件全貌的机会。“我做摄影人，过去受到报纸版面限制，只能有限拍摄一些照片，但是现在可以拍摄更多图片和视频，记录完整的事件和事件背后的东西。”
　　陈杰认为，“不要局限于平台的概念。传统媒体人应该抛开平台这种概念，要把所有的平台都作为自己的传播路径。只有这样，传统媒体人才可以很好地找到在变化中的地位。”
　　大浪淘沙，媒体人要有“工匠精神”
　　“媒体人出走以后，社会上的资讯信息有减少吗？没有。”面对媒体人纷纷出走的行业现状，陈杰反问道。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传播中来，有普通人，也有专业领域内的人士。一个小职员、一个抄表工，都能成为优质资讯的传播者。”陈杰并不认为媒体人出走是一件坏事，“传播的门槛低了很多，但是专业领域的传播要求则高了很多。媒体人的出走实际上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模式。”
　　但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工匠精神”。“做一个雕塑家、画家也好，做工匠也好，只有在所热爱的行业里做到极致，才可以体会到收获感。媒体人的职业选择，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理想，都是个体的选择。但是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2014年，陈杰辞去《新京报》图片部主编的职务，选择重新成为一线记者。“这也算是打破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他说，“所谓瓶颈的产生是因为过多地制约了自己，这是一个上台阶的过程，要一直向上走，而不是坐在台阶上等候。只有重新投身到所热爱的行业中，才能突破职业天花板的限制。”
　　他给同行也提出了建议，“如果只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出发，记者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当我们尝试着用其他学科角度，比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态度去观看问题，记录就会超越记者本身这个职业的范畴，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广阔。”
　　“一个记者是一杯水，但是融合其他领域，一杯水会变成一桶水，甚至成为一条流动的河流，由此所体验到的丰富性和魅力会更令我兴奋。”
　　谈起所热爱的工作，陈杰很兴奋，“通过记者这个身份可以做更多的探索。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宏观地、也可以更微观地去观看社会存在的问题。当下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发展困境，需要更多记录者参与其中，完整地把这个时代的影像、文字记录下来。”
　　从事媒体行业十余年，陈杰至今仍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在这个行业里，我四处奔跑，四处行走。在行走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活力。我选择了非常好的职业，也选择在这个行业继续深耕细作。我愿意在现在的路径上继续往前走。”
　　罗婷：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常州毒地、盲井、江南弃儿、白银案年仅23岁的每日人物记者罗婷笔下已经有许多篇耳熟能详的作品。刚结束日本江歌案采访的她，向我们讲述了记者生涯的感悟。
　　罗婷对记者职业的热爱起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每一次拎着行李箱出门，打车从家到机场的那一段路，看到车窗外一排排杨树，脑子里会一直在想要和采访对象聊什么。”罗婷很享受这种时刻，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传统纸媒，接受最初的新闻实践教育。“好的报道应该有足够的公共性，应该指向社会问题。”
　　但是面对现实瓶颈，罗婷也觉得无奈。“很多选题都没法做，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尽管如此，罗婷还是坚持留在媒体行业。对于同行的离开，她表示理解，“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我还没有想过要离开，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罗婷想要生产好内容。在当下的环境里，优质内容是稀缺品，而记者的分内之事，就是生产优质内容、弥补稀缺信息。“除了写好每一篇报道，记者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生活中，罗婷解决压力的方式很简单。“该吃吃，该喝喝。只要活着，一定会遇到好事的！”
　　陶舜：媒体人，要始终保持乐观
　　陶舜是《经济观察报》评论版主编。
　　在高中时，陶舜很喜欢梁启超的文风，立志将来要做新闻工作。
　　“有了热爱其他都好办，”他说，在成为新闻系的学生后，他顺利成为一名记者。“技术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对职业的热爱很难培养。”
　　从事新闻工作十一年，陶舜说自己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和参与社会进步的兴奋。“新闻工作本质上和其他工作都是一样的，为了社会变得更好。”
　　谈到职业瓶颈，陶舜认为，媒体人的职业瓶颈一方面在于个人，另一方面则在于时代和环境。
　　“落实到新闻行业，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大。舆论环境收缩所造成的工作瓶颈，我觉得基本上是无解的。”他说，“面对这种情况，新闻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在忍耐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能做的报道，以及在可以报道的领域，利用新媒体为行业提供的机会，创新升级报道。”
　　而对于媒体人个人遇到的职业瓶颈，陶舜则说，“价值观是人生的GPS，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克服自己的瓶颈期也不难。”
　　媒体人该如何突破瓶颈？陶舜给出的回答是培养自己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打造个人品牌。他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要挖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首先要看自己的工作增量。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评论，所以在做记者的时候也能从评论员的角度出发，更好地使用采访资源。”
　　在成为记者五年后，陶舜决定转型成为媒体评论员。而成为评论员之后，记者生涯中所积累出来的技术经验也为他提供了优势，对事实追查的能力、对社会的了解让他的评论文章也与众不同。
　　面对媒体人离职大潮，陶舜并不担心，“媒体人在离职时，其实也没有改行，无论是去做公关还是做品牌，他们还是在依赖媒体行业的经验。”
　　互联网和新媒体让新闻业更加包罗万象。在陶舜看来，“离职的媒体人中，很多人只是从事了新的工种，但本质上还是留在文化信息产业。”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陶舜笑道，“身为媒体人，要始终保持乐观。”
　　面对职业低气压，你是如何选择的？即将到来的2018，你对行业和自己又有怎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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