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在山脚下的记忆（一）

　　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杂费才六元钱。那时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农村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家中还不富裕，但六元的学杂费还是不需要让家人流多大汗的。学校建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岭上，那山岭光秃秃的，好像在春天的时候也能见到一些野草，开一些不知道名字的花儿。
　　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已不能清晰地记起他的样子。只还记得他是个超级的文学狂，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校长在晨会上经常表扬他，说为了创作，在炎炎的夏日夜晚，不怕蚊叮虫咬，屁股都坐烂了云云。然后，就号召大家学习他这种精神。第一节课，他就特别强调学习语文的重要意义，列举出学习语文的种种好来：“语文是最容易得分的一门学科了，比如作文，只要不跑题，就是错上20个字，一样会得高分，不像数学，哪怕小数点后面错一个数，通题全错，你一分也拿不到！”也许就因为这句话，我特爱学语文。事实上学语文的确比较轻松一些。学校没有通电，他为鼓励早到的同学，自己买了一些蜡烛，早到的可以到他讲台上拿一支用。我们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知道他还是个民办，一个月也没有几文钱，就自己动手，用墨水瓶自己制作油灯。早读是时候，教室内几十盏油灯闪闪烁烁，像夜空上的星星在闪耀！
　　数学老师是一位有年纪的老教师，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一头的白发，长得倒也慈祥。只是他偏爱烟草，牙齿有点黑。有一次他为我们上平面几何，他自己不看课本，也不让我们看，搞得很神秘。放下手中的粉笔盒，他从腋下取出一个大的圆规，不说话，在黑板上找了个凹点，转了一圈。回过身来问我们：“同学们，谁能告诉我这叫什么呀？”我坐在前排，又看到了他鼓励的目光，就勇敢在举手回答：“是太阳！”其初还为自己的勇敢沾沾自喜，看到他的脸色不对，就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唉，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汗颜！好在当时老师并没有责怪我，就自问自答：“什么是圆呀？这就是圆！”然后就教导我们好好学数学：“语文靠得是死记硬背，不易得分那！数学就像游戏，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等于五，为什么呢？再加上三个不就是五吗？看看自己的手指头，如果等于六，说明你的手是畸形！”我的天，数学真是严谨！真是不能多也不能少一个数呀！我真不知所措了！他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现在想想也不敢恭唯，那就是他常把一把花生米放在讲台上，时不时放一颗在自己的嘴里。他的这一举动，时常让我们感到饥肠辘辘。有一次有一个胆大的学生，趁他不注意偷了一颗，竟被他发现了，我们才知道有几颗花生米他都是有精确数据的。这也难怪，他是数学老师。直到有一次一名学生在花生米中放了一颗同样颜色和大小的粉笔头，被他误食口中，才作罢。
　　最受我们气的当然是英语教师。我们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届从初中就开设英语的，那时还并不怎么重视，没有列为主科，所以学习全靠兴趣。英语老师是个小伙子，估计是师范刚毕业的吧？个头不高，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相仿，我们一点也不怕他，还时常把他气得流泪。他在教室的过道上走来走去，领我们朗读课文，我们就在他的背后甩满了各种颜色的墨水，让他没有一件好衣服穿。更甚的是，他在黑板上写单词，我们就用小石头扔他。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回过头用英语大声说了些什么，也可能是在骂我们，反正我们听不懂。最后他扔了课本，走出教室，从此没有见过他，据说他到一个什么地方进修去了。没有了外语教师，我们也与这门科目说BYE了。多年后当我重新拾起英语课本，吃力得学着句型和语法的时候，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如果当时我们能善待那位新来的老师，认真学一点，也不至于今天这么狼狈。
　　班上有一个女孩，长得甜甜的，是班中的学习委员，经常在课前把老师批改过的作业本发到每个同学手上。我很喜欢她，但是我性格内向，越是喜欢越不敢和她说话。有一次，她故意把我的作业本扔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兴奋地发晕！感觉是她的手从我的脑后拂过一般。那时，我才十几岁，对这种感觉不是很明白，情感正处在萌芽状态，但就是喜欢她。有一次回老家探亲，还在路上碰到了她，领着一个女孩。想毕早结婚了吧？不知是谁看了她的日记，为她做的嫁衣？她显然已认不出我来了，连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想来，也许这就是我的初恋吧？
　　长大后，很喜欢罗大佑的童年，每听到这首歌，就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那些充满向往和好奇的美好岁月，坐到了山脚下的那间教室里，听到知了还在一声声地叫着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