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首童年的歌（三）

　　四年级是在邻村上的。我所在的小村子里，由于生源严重不足，四年级很难办下来，于是只能到邻村小学去借读。两村相隔5里左右的路程，以山区农村精悍的翻山爬坡能力，只需要40分钟不到，便可从家里抵达学校。当然，上了隔村读书就不需要每早上山砍了柴再去。出发去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小孩都在裤腰带里扎了把小柴刀，走到半路上，抽下来塞进路边灌木丛中，等下午放学回来，拿上刀便可砍柴回家。这也是必修课，小孩也是家庭劳动成员之一。这似乎和毛泽东时代所提的工学一体、半工半读有点点儿相似，或者思想仍停留在那个阶段。如果哪家小孩不这样做，会被同伴嘲笑为资本主义、官家子弟、走资派。现在想来，当是劳逸结合。现在这个身板，虽个头不高我怀疑，肯定是小时候长期受压迫导致发育不良造成，但马上意识到同样的环境也有长得孔武高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为自己推翻自己的论点奥恼不已但依旧能肩挑百斤，背负八十，所以我认为，这是从小练就的。
　　我村每届升入四年级的学生大概维持在五人左右。我那届是三男二女。这五个孩子因为是同村的，所以团结在一起，男的得充当保护的角色，我个头最小，常常也沦为另两个个子稍大，战斗力极强的男孩的保护对象，我仅掌握与邻村的同年级孩子们战斗的决策指挥权和战斗策略，同时外交权也是我的，偶尔也会参与实战。所以虽身为被保护对象，但也是身兼数职，任务重大，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往往不那么好决定。
　　这一届对方也是五人，为便于管理，这个年级排成两列的座位，一列是邻村的五个，另一列是我们五个。我个小，安排在第排。给我们上课的居然是我入学那年的老师，我爷爷的徒弟当然，我三年级那年，爷爷经不住极乐世界的诱惑，乘鹤西去了他被调到邻村了，在我村上课的老师则替换成了他刚高中毕业的外甥我的一个堂兄。两村的孩子有很多不友好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也会朝对方吐舌子，甚至是唾沫星子。因为我村的孩子除了那两女孩成绩平平外，其于三个每次测验、考试都是名列前三，所以自觉地瞧不起邻村的孩子，认为他们没有读书天分，是傻蛋，蠢猪。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我们夺走了他们的荣耀，打心眼里也会敌视我们。于是，也会不时发生口角，偶尔发生实战。而往往这个时候，鉴于学习成绩的缘故及念及故旧，这个老师自觉不自觉的偏袒了我们，常常在课上课后表扬我们，还让他们向我们学习云云。这便又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当然，战争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是小孩，敌视或不舒服的心理也因为常在一起游戏会瞬时淡化，消逝，只在争执的时候又突然冒上心来，想起来很有趣。
　　在邻村上学的一年时间里，麻烦最大的一次就是半路被一个大人栏住了，说我们经常欺负他们村的孩子，就不由分说被那人一个接一个脑袋挨了指扣。当时疼得要命，心里很想捡起一块石头就砸过去，但个个有那心没那胆。第二天才知道，是因为某个孩子告了状了，因为前几天被我们狠揍了一顿。我们接着想给再狠揍一顿，但是权衡左右，我又一次作出了和平的决定。这事便算完了。
　　孩子们是无邪的，也是顽皮的，有些行为现在看来甚至不可思议。每天回家的时候，等到了安全区域，就让俩女孩子先走，三个男的则留下来“埋地雷”。所谓“埋地雷”就是把大便便在路中央，然后从路边扯上来一把枯草、叶子盖上，然后第二看看有没有人中了地雷。结果很灵验。埋地雷的地方一般设在邻村人常出没的路口，目的兴许是为了报复脑袋上那一记指扣。有时候也会爬上树丫，解了裤带然后行事。不过出了一事之后，就不再爬树丫了。一次爬树丫行事时，块头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那孩子不小心摔下来了，人倒是安然无样，只是一身肮脏，连嘴里鼻子里都进去了自己的排泄物。这事在之后的好几年还成了我们的谈资，每次都拿来稀落他。
　　红艳艳的杜鹃花开遍了山野，春上四月，所到之处，绿盈盈中那一簇簇一团团的红艳，让每个孩子兴奋。因为它的红，漫山遍野，所以这花又叫作映山红。待孩子们把这一季的花摘完尝尽之后，又一轮火红又来了，那红枫，那野栗，在秋来临的日子，着了重妆。而这时，我们已经走进了当时令人神往的乡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