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4年2月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先到了惠州。武生智给我说：三君，你到南方来吧，这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很适合你这样的人发展。武生智原来是荆门市作家协会主席，于1992年就到了惠州。我来到惠州，就在惠州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主办、武生智任主编的《大惠州》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年底，在武生智的督促下，经协办给我签发了正式商调函。我回到报社办调档，毛华社长不计前嫌，给我开了“放行条”。因为在1994年年底，我春节刚刚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毛华社长打到家里的电话，他说：三君，你还是回来吧，报社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他说，杜贤荣的评论，吴成义的新闻，你的文艺，这三驾马车就可以在荆门日报干一番事业。说老实话，我倒是被毛社长的这番苦心所感动。毛社长是一位非常重才的领导，当初复刊后的《荆门报》改成《荆门日报》就是在他的任上实现的，不重视人才，集聚人才，那是难以办到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实干者，并不是什么人才，他这样看重，真让我觉得这种知遇之恩，难以报答。经过左右思量，再加上我对社会已有的认知，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在地理位置和生存空间上来一个突破，最终还是辜负了他的期望。 调到经协办后，陈志刚主任给我们画了个大大的饼，说江北25号小区是给我们的住宅区，房子大把的有。我们去看了几次，经过一段时间后，居然没有动静，纸上的烧饼总难解决现实的饥饿。当时机关工资低，再加上我们调来，只有指标，没有财供，需要单位自己解决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经朋友介绍，我到了《现代生活报》，不到半年时间，我从普通编辑做到第一副总编辑。1995年10月，惠州市工商局引进人才，想把《惠州商报》办成全国性的报纸。我被人推荐，最后有幸被选中。那年，我刚刚过了人生中的36岁的结巴，应该要走一点好运了。市工商局不仅给了职务，还分了一套137平方，外带一个车库的住房。局长杜广福对我说：你看，你的待遇比我都好。我都只住80多平米的房子。平心而论，无论杜局对干部员工多么冷酷，我看不习惯，但这点我得感谢他，如果不是他当初给的待遇，我还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就像扣扣子，扣错了一粒，下面的全部都得扣错。第二年，局里又从《青海日报》引进了张卫平，他也得到与我同等的待遇，他的房子是903，在我的楼上。 卫平在《青海日报》是一把写新闻的好手，经常获奖。来《惠州商报》后，原则上他负责新闻，我负责经营。卫平擅长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写作，作重深度报道。来惠州后，在商报组织出产了许多好新闻。如对绿雅饮料系列的报道，对桥胜集团的宣传等，都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卫平个子高大，长得帅气。他性格耿直，不善吹嘘，平时不大言语，但酒后却极度宣泄。在家平时话不多，老婆有什么怨气牢骚，他都听着，酒后就会爆发。我的楼上一旦传出叮铃乓啷声，我就知道，卫平又喝高了。大西北的人喜欢喝酒，卫平喝酒要么不喝，喝了就难以控制，一直要喝下去，虽然不倒，其实早已醉了。有一次，他喝酒后开摩托车回家，居然开到了东莞。还有一次喝酒开摩托带着谢茹，冲到了沟里，他弄成了骨折，谢茹的脸部大面积破伤。我带着孩子到医院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小女儿居然被吓得哭了起来。我有时说卫平，喝酒不要这么猛。他说，嗨，我们在青海喝酒，喝了一家到另一家接着喝，哪像这样小家子气。吃手抓（即手抓羊肉），喝白酒，那才过瘾！卫平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打不平。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十步不同天》的报道，是写两家挨在一起的商场不同的经营作风与对顾客的不同态度，报道采取两家对比的方式，一褒一贬，一扬一抑。被抑被贬的一方看到报纸后，闹到编辑部来，卫平据理力争，把对方狠狠教训了一顿。 1999年7月，《惠州商报》撤销，卫平去了《惠州日报》。其时，我与卫平的哥哥卫疆和他的父母都成了通家之好。一天，我写了一篇《张兄藏石记》短文，全文仅300字，因写的是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我通过短信发给了他，他居然在《惠州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出来。他说，邓总，原来还真没有留意，你的古文功底这么好。在商报期间，我因为分管经营，少有写稿，大家对我的文字并不了解。 卫平古道热肠，乐于助人。1999年，张建中内部承包了《惠州广播电视报》，请卫平去当顾问，运作了一段时间后，起色不大。卫平就向建中推荐我。其时我正因为一个职位的问题不想在单位里干了，把关系挂在局属下的一家单位自己去开厂。那段时间，正是我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双胞胎出生不久，家里的开支增大。卫平介绍的这个顾问，我每周只需要去两个半天的时间，每月给我2000元的佣金，帮我解决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而广播电视报因为我的来到，在人员分工和版面功能上进行了全面调整，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 卫平到惠州日报开始在要闻部做编辑，后又与黄敏搞了一个深度报道组。再后来，他去了广告部，做副主任。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惠州日报对卫平的这个安排极为不当。我就想，卫平是一位新闻方面的专才，怎会安排他去做广告呢？他虽然会喝酒，但是依我看，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强。况且，他是新闻方面的人才，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啊！有人告诉我，说是报社有意培养他，广告部主任陈海亭临近退休，要他接班。听后，我哑然，依然觉得这对于卫平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这都是道听途说而已。后来听同是从《青海日报》调到惠州来，现任《惠州日报》的副总编辑于泽说，到广告部是张卫平自愿要去的，他在2004年竞争上岗到广告部副主任职位。可是，单位用人岂由个人说了算？用人如用兵，派兵设将，统一部署，方可决胜一战。 2004年，刚刚过完年，日报广告部找我借面包车，说是到深圳去谈一单广告，要去的人多，免得开那么多的车。就在这天，卫平出事了。从深圳回来，他们把醉酒的卫平欲扶上九楼家中，可是好几个人都搞不掂，他的身子板发硬。这才有人建议把他送到了第三人民医院。其时我早已搬出工商局住宅楼了，当我知道此事后，第二天便赶到三医院去探望他。他躺在一个架子床上，鼻子通了氧气管子，眼睛睁着，但没有丝毫知觉。后来三医院要他转院，又转到中心医院，再转到广州医院。后来说他已经成了植物人。事后知道，他们是到俊峰丰田深圳总部去谈2004年的全年合同，广告额100多万。老板张斌安排了两大桌接待他们。据说喝的是五粮液酒。卫平是个爽人，又出任副主任不久，在酒桌上自然要冲锋陷阵，说是他喝的酒最多。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抈在后排。我个人估计是食物没有吐出来，倒回堵塞了气管，致使大脑缺氧窒息。曾在歌舞厅喝酒过量的金宝集团总裁向东就是这样窒息身亡。 卫平转到仲恺协和医院（现中信医院）后，我去看望了两次。在救治卫平，报社亦尽了最大的努力，先后花去300多万。医务人员的救治和朋友们的祈祷，最终没能挽留住卫平走向天堂的脚步。那年，他才41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对他的父母是多么大的打击。从此，我每年过年或是九九重阳节前后，都要去看望他住在龙丰的父母。这些年，两位老人亦渐渐走出了痛失亲子的阴影。年前，老人要出本书，请我写序，我知道老人的心情，毕竟他已是八十三四的人了。他痛爱子女，痛爱老伴，痛爱生命。他想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存留于世，启示后人。我便为老人写了《文贵于金耄耋知写在张久武先生诗集付梓之际》两千余言的文字，亦算作替卫平为他父母敬献的一点孝心。 2020。7。15。17：15。于三君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