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白衣天使的故事（一）

　　我与白衣天使的故事（一）
　　人之一生，没有不生病的。年青时，身强体健，很少生病，生了病也不觉其苦。年岁渐长，疾病渐多，及至老年，病不离身。方感荣华富贵，金钱名誉，皆如浮云，转头成空。唯愿不生病，少生病，生小病；生了病，能遇到好医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可是，我从年青时起，就身体不好，一直至今，病病怏怏，经不住风雨来去。在治病过程中，遇见过很多医生，至今，我仍然感念那些，在我生病期间，给我温暖，帮我治病的人。
　　1971年元月，我到部队当兵。春节前，部队驻在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外的一所小学校里。大年初一凌晨四时，我起来站岗，肚子受了凉。早晨，我未吃早饭，闻着那发着浓烈五香粉味的饺子，心里作呕。我到连部找卫生员，他说没有药，要带我到附近工程兵六一0部队卫生所去看。我不去，回到宿舍，坐在地铺上休息。不一会儿，连部通讯员进来，说副指导员叫我去。我去了连部，卫生员也在那里。连长问我：“你肚子好些了吗？”我说：“好些了。”他又问：“叫你去看病，为什么不去？”原来是卫生员告了我的状。副指导员叫我跟卫生员去六一0部队看病，又叫伙房给我做了一碗病号饭。在我当兵第一个年头的新年第一天，我就生了一场病，又因生病而受了批评，这好像是一个预兆，在我以后的四年军营生涯中，一直多病，又一直因生病而影响进步，最后，也是因身体不好而离开了部队。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遇见我们军区某医院一个美丽的女兵，两颗年轻的心，在瞬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然而，分离两地，关山阻隔，相见时难，终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浑身不舒服，整天无精打采。连部卫生员治不了我这个病，就带我到营部卫生所去。营部卫生所的所长，是一个姓王的军医。他没有进过医科学校，当兵前是一个牙医。那时参军前只要与“医”沾上一点儿关系，到部队后就能得到医务方面的工作。我的一个老乡，父亲是我县某乡镇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到部队不久就被调到团部卫生队去了。还有一个老乡，父亲是个农民，在我们地区医院给人熬中药，也因此当了卫生员，后被保送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营部卫生所还有一个姓刘的医助。他却是一个有学历的人，毕业于安徽医学院，生得身高面阔，油里油气，看不起王军医，觉得在这个山沟里，在基层部队，非常委屈。他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老婆，经常来住一段时间。刘医助对待他老婆的行为，有时很不检点。有一天晚上，我到卫生所去，正是夏天，窗户大开，远远地就看见他和老婆，穿着汗衫短裤，在明亮的灯光下，抱着亲热。营长就曾叫“以后也要注意一点影响。”
　　先给我看病的是刘医助，说我是贫血，给我服硫酸亚铁。服了硫酸亚铁后，我突然发现，解下的是黑色的粪便，我不知又得了什么大病，去找他，他也吃惊不小，但又说不出原因，叫我先回去。后来我再去找他时，他又变得很泰然，漠然。我叫他再给我一点硫酸亚铁，他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大瓶，从里面倒出十几粒硫酸亚铁，说：“没有了，全给你了，你看。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将瓶子底朝上摇了摇。药吃完后，我又去找他，那天他正和团部卫生队一个军医在那里谈话，他与那个军医商量了一下，取出一片很小的白色的药片，托在他的大手巴掌的掌心里，送到我面前说：“你把它吃了，病就好了。”服药以后，我便觉头脑昏沉，反应迟钝，在那天的施工中，差点酿成大祸。我是爆破手，我们爆破组的几个人，要在3分钟内，点燃几十个炮眼的雷管，动作稍慢，来不及撤离现场，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那天，我反应迟顿，行动迟缓，在别人帮助下，非常困难地点完全部雷管，还未来得及跑进施工棚，炸药就爆炸了。石块象雨点一样飞来，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擦着我的大腿砸下，仅差毫厘，险些送命。真未想到，在和平年代当兵，也会发生如此惊心动魄的事情。
　　于是，我又去找王军医，他也给我开过几回药，又说我是胃病，送我去军区后方医院做了一次贝餐检查。一天，王军医在路上遇见我，说：“你明天来，给你注射维B12。”打了15天维B12针，当然什么效果也没有。终于王军医也对我厌烦了，说我是“思想病”，叫我们连做我的思想工作；还报告了营部领导。现在回想起来，并不能说他们医术不行，神经衰弱根本就不是药物能治疗的，无论什么衰弱，药物都治不好。算来，还只有刘医助给我开的那片小小的白色药片，有点儿对症，那是一粒安眠药，但他不应该让我在晚上白天服。
　　在部队的几年里，也有一个为我治病非常热心的人，那是我们团部卫生队的一个女卫生员。团部离我们营地有十几里，平时去一次很不容易，而且，到卫生队看病要经营部卫生所批准。但我常抽在团部宣传队。卫生队就在我们宿舍后面，我们每天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时常见面。在我还未和她熟悉的时候，她有一个动作，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次我们相遇，她总在临近时，突然朝我转过脸，头微微扬起，看着我。那个姿势，那双眼睛，是很让人心动的。我第一次到她那里去看病，她带我去找卫生队里最有权威的，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位姓李的军医，开了一些助消化药。后来，她也经常给我制订治疗方案。有一次，她对我说：“你每天晚饭后来，我给你注射葡萄糖。”还有一次，她给我两瓶胃U，那是当时治疗胃病的新药，我们卫生队还没有，是她到军区后方医院给我开来的。我与她交往，有两年多时间，在宣传队解散期间，我也常偷偷去找她。她给了我许多帮助，至今难忘；她没有什么医术，但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在精神上、情感上，给了我很多安慰，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做到的。她的父亲，是某省独立师政委，当时被林彪一党构陷，关在狱中，她是经许世友亲笔批准参军的。一九七五年元月，我在宣传队接到退伍的命令，离开的那天，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她象平常一样，在人多的时候，没有与我说话。我几次想过去告诉她，上午我就走了，离开部队，离开大别山，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但终于没有说。就这样不辞而别，我心中不舍，回到连里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已经封好，贴上邮票，却又撕了。部队不许战士谈恋爱，纪律甚严，给她写信，会引起误解，影响她的进步。听说，她后来嫁给了卫生队一个年龄比她大13岁的军医，是组织安排的。已过去近50年，不知她现在可好？也已进入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