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大帅”

　　在文革中，戚本禹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作“戚大帅”，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多大的能量。戚本禹是中央文革中最能冲锋陷战的前线指挥官。
　　戚本禹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劳动大学学习，五零年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十九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成了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助手。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等先生商讨】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毛主席看了他的文章，并在此文的空白处批了几个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将戚本禹调往【红旗】杂志社负责历史组的工作，他成了左派的笔杆子。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也凑了上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胡适，不点名地批判剪伯赞、吴晗的历史观。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成为该组的成员，排名在姚文元之前，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这时戚本禹仅三十五岁。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场上，戚本禹是中央文革中一名最活跃的前线指挥官。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之间，他一共发表了一百二十多次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鼓吹了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将矛头对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文章。作者用最肮脏的语言泼向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在文章里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上纲上线，欲置刘少奇于死地。文章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和大力支持，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该文上作了批示和修改。毛主席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后把转载文章的报纸狠狠一摔，对着家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卖办？不符合事实，是载脏！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刘少奇的处境更加恶劣了。
　　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他向毛主席递交了他的检讨信，他在信中说：
　　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妄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第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第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彭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见不同意见。
　　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毛主席则在信上批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但戚本禹还是不改。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没叫戚本禹叁加。毛说：“我讲戚本禹是改不了的。过去我们想分化他一个，争取他一个，希望他改，他改不了了。所以请总理把他立即处理，象王力、关锋一样处理。”
　　毛主席讲过以后，周恩来当即在怀仁堂西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去逮捕戚本禹。戚本禹当时被传到了怀仁堂东厅，不在会场。
　　经过一番争论，总理叫杨成武去完成这个任务。
　　当杨成武一进东厅，戚本禹就被吓得脸都白了，全身发抖。刚宣布完命令，两名警卫战士已经抓住他，他大声朝西厅的方向大喊：江青啊，江青啊！江青同志啊！救我呀，救救我呀！
　　他就这么一路叫喊着被拖走了，同王力、关锋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可一世的戚大帅成了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