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23）

　　二十三、广州也乱了
　　我们刚到广州的时候，那时正是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时候，党政机构正常运作，干部和职工正常上班，社会秩序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1967年1月21日，在首都和外地红卫兵的鼓动下，广州市造反派“省革联”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影响下，夺了省委和市委的大权，由夺权问题而引起造反派之间的分裂，两大派之间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广州的动乱开始了。
　　1月21日，由中大红旗、红旗工人、工联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20多个群众组织组成广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宣布夺了广东省委的权。
　　22日，【南方日报】刊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告】，称“省委的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所有。”
　　但省革联的夺权跟其他省市的夺权不一样，不是全夺，而是监督，即省委在省革联的监督下工作。同时，省革联向省市各机关派出监督小组。
　　对此，广州另一些造反派组织认为省革联的夺权是假夺权，是中了省委假让权，真反扑的计，没有将旧省委的专政机器砸烂，而是保留下来。另外，省革联的夺权也没有实行真正的大联合，只是少数组织的行为。
　　1月22日晚，省委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配合夺权，省革联派人监督了这次会议。
　　23日，省委发出“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表示“坚决支持”省革联的夺权行动，接受省革联的监督。【南方日报】发表社论【这个权夺得好，夺得有理】。至此，全省由省直机关到县到基层，形成了夺权高潮。
　　同日，省革联宣布对省人民广播电台、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广州市电视台等单位夺权。
　　1月24日，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革联】发布【夺权通告】，宣称从1967年1月25日凌晨起，广州市为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25日，广东省革命造反大联合接管电台筹备委员会发出【严正声明】，指出：1月22日省革联发出接管省人民广播电台、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广州市电视台的通令，坚决不承认，在我们接管电台前，电台的一切权力暂归军事接管小组。
　　同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广东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省政革】，宣称“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要求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监督小组离开。这就是1、25再夺权，即从省革联手中再次夺权。省革联认为是反革命夺权，随即调动数千人，在广州市公安局内跟省政革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省革联还宣布省政革是反革命组织，勒令立即解散。
　　2月5日，广州红一司评论员在【南方日报】上发表【评省委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说省革联1月21日夺权是省委和省革联某些人玩弄的一个“大骗局、大阴谋”。
　　2月19日，广州部分群众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有5万人的踢开省革联、打倒赵紫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上宣告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省联总筹委会】。省联总强烈声讨省革联的大夺权，并誓言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
　　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2月22日晚，支持省革联的群众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支持省革联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2月25日，由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和广东省军区领导机关代表组成的省临时生产指挥部成立。当天，省临时生产指挥部发表【紧急通告】，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省革联垮台了。
　　1967年1月23日，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介入广东省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支两军工作。1月29日，广州军区海、陆、空三军近万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师大会”，通过了【給广州市人民书】、【给毛主席致敬电】。会后，在广州大街上举行了武装大游行，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新的战斗号令，支持援助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2月7日，广州部分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打人，并让一些领导干部载高帽。第二天，省革联下属造反派组织也加入冲击的军区的活动。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冲击军区的军队院校造反派立即撤离军区机关，要求地方造反派不要介入，并立即离开军队营地。当天20时30分，中央军委又再次发出命令：“现再次命令你们立即撤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在中央严令下，造反派才撤离军区营地。
　　2月28日，广州警司发出布告，决定在广州日报社实行军管。在此之前，广州警司派出军代表接管了广州市公安局。3月2日，广州警司宣布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3月1日凌晨4时，在公安机关和民兵的配合下，广州警司捣毁了广州八一战斗兵团总部【由退伍军人组成】及下属组织，并宣布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一律解散，停止活动。同时逮捕了200多名首要分子。当天，广州军区发布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公告，并在市区散发了有关八一兵团的十大罪状。
　　3月3日，广州警司发出布告，宣布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1小时后，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监督小组即交出了小组的印章，几名小组成员向军代表低头认罪。
　　3月3日至6日，广州警司又陆续对广州市电讯局等市重要单位实行军管。3月25日，广东省军管会又对广州海关等单位实行军管。至此，广州市所有重要单位都实行了军事管制。
　　3月4日，广州警司在公安机关和民兵的协助下，包围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拘捕了三名负责人，并召开全厂大会，宣读了警司的布告。
　　从3月4日起，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纷纷奉命整顿，低头认罪。3月5日，广州警司宣布取缔中大红旗、八三一等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被拘捕。3月7日，广州警司发出关于在广州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应立即回原地的通告，外地各大专院校驻广州联络站纷纷撤离。
　　3月15日，广州军区宣布自1967年3月15日起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广东省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广东军管会为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广东省军管会主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时，广州市也成立了军管会，主任为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军队接管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权力。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下发了八条命令。军队有了尚方宝剑，各级军区对那些乱军楸军的造反派开始了全面镇压。一时间，全国造反派的气焰被压了下去，造反派把这一时期的镇压称为“二月逆流”，或“二月黒风”。我们在街道上，经常看到解放军全付武装进行巡逻，抓人的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那些造反派都被抓了起来送到监狱里面，感到非常刺激。
　　由于省革联夺权问题引发了广州地区的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广州的动乱开始了。支持省革联的一派以中大红旗、红旗工人、工联为主，称为旗派，这一派没有得到广州军区的支持，因而经常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反对省革联的一派以地总、红总、红一司为主，称总派，他们得到广州军区的支持，因而常立于无败之地。
　　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没有缓和广州地区的紧张局势，反而使广州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广州社会秩序的混乱日甚一日，广州市民把这一次都归于外地来广州串联的红卫兵，于是出现了驱赶外地红卫兵的高潮，造成了市民同外地红卫兵的严重对立。
　　这时，广州市民对外地红卫兵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好”，他们不再把我们当成“毛主席的客人”，而认为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捣乱者，是制造广州混乱的“灾星”，要把我们都赶走，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差。广州市军管会根据中央的通知，关闭了许多接待站，剩下的一些接待站也名符实亡，接待条件极差。市军管会还张贴了许多布告，要我们赶快离开广州，返回原地闹革命。
　　但我们并不感到十分沮丧，我们也不会理睬中央关于停止串联的决定和市军管会的布告。事实是，尽管中央已经三申五令，但实际上串联并没有停止，还有许多红卫兵继续在全国各地串联，各个城市的接待站仍然在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北上，只不过把原来的计划改变一下。
　　首先我们取消了徒步串联，决定乘车北上，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其次我们缩小了串联的范围，准备重点走几个城市，走遍全国这个宏伟设想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这时广州的局势继续恶化，治安状况越来越差，我们决定离开广州，尽快北上。
　　当时我们已经拿到几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那是我们用互换车船票的方法从哈尔滨学生手中取的的。当时许多大陆学生很想到海南岛去串联，但中央禁止他们到那里去，理由是海南岛是国防前哨，是军事要地。于是哈尔滨学生主动找上门来，用他们的火车票换取我们从广州到海口的船票，我们求之不得，既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又顺利地拿到了几张哈尔滨的火车票。但我们根本不打算去哈尔滨，二月份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哈尔滨又是中国最偏北的城市，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可是这时中央已经下了通令，外地学生一律不准到北京去串联。北京现在已经是拥挤不堪，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病脑膜炎。于是我们也取消去北京的打算。
　　两天后，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拿到几张去上海和福州的火车票。我们继续北上串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决定先到上海，然后想办法到其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