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中消失的岁月（第二部第三章艰苦拼搏的大学生涯第七节亲情与

　　第三章艰苦拼搏的大学生涯第七节亲情与友情是催我备进的不懈动力3
　　开学啦！我兴致勃勃地向南岸方向赶去，在过江趸船上又碰到了好几个家住重庆的老同学，大家十分高兴地汇聚聊天，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希望。
　　站在身旁的简功福同学指着栈桥上怱忙奔走的人群对大家说：看看，成都的几位同学到啦！大家惊喜地转头向栈桥方向望去，原来是高个子的冯汉英，丁培新，和县区里的淩吋人，罗永林，韩良辅，江家柏，代庭英，权荣富，陈泽芳。几个男生，还有几位穿着裙子和短袖衫的女同学许光，全宏琪，石理和孟秀清，大家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快乐地把他们迎進趸船仓。
　　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四清运动，这是我上大学以来首次下乡参加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心中充滿好奇。据说，下乡后大家都要分散到人民公社下属的各个生产队，住在贫下中农家庭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定传达到每个农民家中。
　　同学们的猜测没有错，开学以后，半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天天学政治讲政治，主要是让同学们下乡后迅速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出发的时间到了！同学们走出红楼，揹着行李沿着山峦右侧的石梯坎向交通学院大门口走去。这时候，一轮金红色的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透过兰天上飘浮着的白云，把金色的晨曦撒向大地，一群低年级的同学跑过来抢下同学们的揹包，快乐地陪伴着大家向山峦下方走去
　　出发啦！邓开祥院长和学院领导站成两行，在交通学院大门口为同学们送行，在阵阵喇叭的长鸣声中，长途汔车带着同学们向南桐矿区方向奔驰而去。
　　南桐矿区位于四川贵州交界处，路途遥远山区公路狹窄，交通很不方便，到达南桐矿区县城后，同学们又歩行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一个偏僻的公社。
　　我和几位同学与淩时人分在同一个公社，根据上级安排，淩时人同学留在公社协助公社党委工作，其它同学都分配到下面的生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分配在一个离公社不太远的“前進”生产队工作，
　　临行时，公社领导告诉我先到这个生产队熟悉工作环境，一周后返回公社汇報调研情况，然后再作具体布罝和安排。
　　从公社办公大院赶到那个“前進”生产队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生产队的李队长大约四十多岁，脸色黝黒，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朴实的荘稼人出身，他为人和气，和我很聊得来。
　　他安排我住在一位老乡家里，老乡家也姓李，父母亲都快六十岁了，他和妻子撫育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最大的男孩九岁，最小的妹妹才刚刚满六岁。
　　我还记得，我居住的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川派古建筑，解放前是个地主居住的大宅院，土改时大院里入驻了八户贫下中农，我住的小房间原来是户主两个儿子住的地方，为了方便我晩间能继续工作，两个小朋友暂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我揹着行李赶到他家时，老李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热情地把我迎进家门，两个小傢伙亲切地喊我坐下歇息，大嫂还赶紧倒了杯凉开水给我喝。
　　稍事休息后，我立即掏出24元人民币和60斤粮票摆在桌子上，请他们夫妇俩务必收下，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和支持。这是我参加四清工作两个月的生活费用和粮食开销，他倆推辞了一会，最后只好全盘收下。
　　聊了一会儿后，大哥大嫂把我带到隔壁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已经打扫得很干净，有一张小床和小桌子，桌子上还摆着一盞煤油灯。
　　靠墙壁的小床上铺着一床新草蓆，还放着一个新的草蓆枕头。我打开揹包，拿出一床薄被褥摆在床头，睡觉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姐笑着对我说：我们农村条件差，晚上办公只能靠煤油灯照明，大兄弟可不要嫌弃哟！
　　笫二天大清早，听见一阵吆喝，我赶到饭厅吃早饭，桌上有两碟自家做的四川咸菜，大人们喝了两碗稀饭就算完事了。吃过早饭后我跟随李大哥上山挖地，十几个大男人和五，六个小媳妇在一块吹牛聊天，小队长淸点人数，看看人都到齐了，就当场宣佈了上午的工作任务，然后拿出口哨吹了一声，就带领着社员们努力地干起来。
　　有个高个子的年青人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从未看见他闲着。干了约二个小时，每当小队长吹起口哨，让干活的人们稍事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离得人们远远的，孤独地坐在近旁一棵大树下休息。
　　休息时，干活的男女青年人散坐在田埂上，家长里短的聊个不停。有两个青年人走到几位年青媳妇面前说了几句俏皮话，估计是想占点小便宜，但是，农村的小媳妇也不是好欺负的料，她们捡起田埂上散落的树枝，狠狠地抽了他俩几下，看着他俩狼狈的样子，散坐着的人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
　　我和大伙儿一道整整干了一个上午才返回家中吃午饭，嫂子刚进家门就不停地忙碌起来，我擦干身上的汗渍后跑来给嫂子帮忙，一会儿午飯就弄好了。
　　午饭很简单，只有两大碗蔬菜，炒菜时只少许滴了几滴菜油，我吃了一大碗饭后，发觉蒸笼里米饭不多了，也就自觉地放下了碗筷，大哥客气地喊我再吃点，我推口说已经吃饱了。
　　吃过午饭后刚休息一会儿，村子里又响起了上班的钟声，我和李哥夫妻俩又去上班了，嫂子尴尬地对我说：我们这儿太窮了，买点肉还得走好多路，亏待了你这位好兄弟，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哬！
　　我笑着真诚地回答他：共产党和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就是要我们尝尝农民的疾苦，解决人民公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这点苦都受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当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下午上班的任务是到山边去开垦一片新荒田，争取今后能多生产点粮食。
　　这个决议是生产队社员们讨论后决定的，虽然任务繁重，十天半月都干不完。但是，大伙儿仍然干得很起劲，下班的时候，小队长掏出笔记本，当场给每个干活的社员打工分。
　　一个青年农民认为小队长评分不公正，自己累死累活干了一整天，为什么只掙了九工分，其他人多数是十分？
　　小队长解释了老半天，那位青年人还是不服气，闹得小队长没法收场！
　　当时我並不多挿嘴，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后来我又发现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小青年表现好，别人怎么争吵他也从不掺和，总是默默无语地呆在一边，让我感到很诧异。
　　我问了下旁边的李大哥，那位小青年姓什么？今天他干得很不错，得了几工分？李大哥轻声说了句：姓李，今天他得了8工分。就再也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他掏出旱烟杆，在烟孔里塞滿烟草，点着火叭答叭答地抽起烟来。
　　第二天清晨，我专程赶到生产队长办公室了解情况，刚走到一憧土坯房跟前，碰见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小青年，我主动向他打了声招呼，哪知道他仅仅只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低下头径直向前方走去。
　　李队长在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我，我掏出笔记本聚精会神地作记录。生产队李队长先向我介绍了本队组织机构等相关情况
　　。他告诉我：本队共有66户人家，生产队长，副队长由农民选举产生，本队共设队长，副队长，会计各一人，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
　　这个生产队由于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下设5个小队由小队长领导干活並记录工分，会计人员按时核算本队粮食，经济作物生产总数量和总成本，年终时开大会向全体社员公佈。扣出部分应上缴国家的公粮，结余部分按各家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李队长和我单独聊了快两个小时，終于让我初步了解人民公社下属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模式。刚聊完工作情况，那位姓李的队长笑着对我说；小汪同志，你可能感觉有些奇怪，我们这儿为什么姓李的那么多？我们这个生产队姓李的就有58户，还有8户都姓张，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呗！
　　聊完工作后，我十分迷惑地向队长打听，那位性格古怪，少言寡语的年青人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精神有毛病？队长感叹地告诉我，这个人是地主，改造多年了干活还可以，现在22岁了还没谈女朋友。在当时，农村的年青人结婚都比较早，22岁的小青年还没找对象实不多见。
　　生产队长的一席话令我十分震惊，我简单估算了一下，刚解放时那个小青年还不到8岁，家庭出身算地主没错，但是怎么能说他是地主呢？我带着这个疑惑，离开了生产队办公室，心情沉重地返回驻地。
　　根据上级的传达和布置，四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很专业的一般性经济查询工作，没想到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却搞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当时心里确实有不少疑虑。
　　我仍然把自己的所有精力摆在清工分，清帳目，清仓库，清财物这四个方面，由于离校前学院领导专门请老师为我们讲了几天课，很快就弄清楚了查询疑点的基本工作方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和我保持联系的财务干部是个高身材的年青人，比我大一，两岁，人也长得很精神帅气，是个当地县城的的初中毕业生，去年才刚娶了个外村嫁过来的姑娘，有天我俩在队部清理帐目时，小嫂子专程赶过来亲热地喊他回家吃午饭，当她看见我站在他老公旁边时显得好羞涩。
　　清工分的活儿干起来很麻烦，先要确定本队参加生产劳动的社员人数和姓名，再到生产队长那儿去查阅小队长报上来的存根，经核实后硧定每家每户工分总额，还要走访核对，经户主核实后签字生效，不会写字的社员还必须按手印确认。
　　为了核对生产队各项开支是否属实合理，也必须对公用开支进行逐项核对，这么大一个生产队每年开支都不下数百项，查起来费时又费力，如果要查个三，五年的帐目，按照学生们现有水平，再继续查个四，五个月也搞不完。
　　当我比较详细地了解四清工作情況后，心中非常着急，巴不得早点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尽快返回学校念书。
　　工作了几天后，我急急忙忙赶回公社向凌时人同学汇报调研情况，他要求我简明扼要地闸述问题，以方便向公社领导汇报，然后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作记录。
　　我坦诚地告诉时人同学：
　　1，四清运动主要规定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公社领导应慎重决定核查年限，是一年，两年或是更多？若核查时间太长，搞个大半年也搞不完？
　　2，下乡才拾天，犮觉农民确实很辛苦，拼命干活一天最多能挣10工分，但是吃的确很差，炒菜只放几滴油，一周住下来没吃过一丁点儿肉，建议公社领导重视，把改善农民生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3，有个年青人刚22岁，干活很卖力，但是少言寡语，了解后才知道社员们都说他是地主！解放时他才7岁多点，说他父母亲是地主没错，而他只能算是地主子弟，然而生产队确把他当地主对待，评工分也比其他社员低，建议公社领导调查后改正。
　　听完我的如实反咉，凌时人同学微笑着对我说：辉牛同学下乡后表现不错，调研工作也干得很认真！你所谈到的问题我一定如实向公社领导反映，你就放心地回去吧。
　　临走时，他又端了杯热茶给我喝，然后热情地把我送出大门，他带着我踏上乡间的小路，望着层叠山峦下的梯田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我珍重告别，他还轻声对我说：凡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你如实向上级领导反映就行了，上级怎么决定，你就怎么执行。
　　回到生产队后，我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这四个关键问题上，先查1964年的相关内容，由于工作程序越来越熟悉，那位姓李的会计也很认真地予以配合，工作进展得还比较顺利。
　　吃过晚饭后，李大哥和大嫂陪我到大院门外的打谷场散散心，顺便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我想了解的情况。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太阳像一个园园的大火球，把广漠的天空染得一片金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夕阳余辉下仍显示着勃勃生机，一群鸟儿从山那边飞过来，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掠过我们的头顶。
　　大哥大嫂高兴地对我说：我们李家人袓祖辈辈都住在这个穷山沟里，虽然离县城远一点，生活苦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心干情愿地住在这个大山沟里。
　　你看，这儿的空气多清新，池塘里的水质多清晣！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朴实，没有太多的奢望，只希望共产党给我们一个好政策，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再办一所好学校，让孩子们能進学堂念念书就心满意足啦！
　　刚来那几天，他们夫妇俩对我总是很客气，但是，凡是牵涉到政治问题和对上级领导的意见，他们都不愿多谈，偶尔也讲几句话敷衍了事就行了。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们之间的关係逐渐变得很融洽，向他们了解情况和意见时，他们也总是无话不谈。在此期间，我也逐渐接触了不少其他社员群众，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山里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快改变山村贫穷落后面貌，让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我还记得，一天夜晚，李哥夫妇看着我房间的煤油灯还亮着，特地带着一双儿女来看望我，我当时正拿着书本在认真地学习，大儿子走到我跟前好奇地拿起书本左看右看，然后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书？我笑着告诉她：叔叔正在上大学，白天工作太多，只好晚间看看专业书！哪知道小孩赶紧拉着父母的手大声说：我也要上学读书，我也要上学读书！
　　嫂子告诉我：生产队的小孩不少，基本上都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再大点就帮爸妈做点杂活，长大了就当个社员娶媳妇成家。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附近没有小学吗？嫂子凄凉地告诉我：我们这一带是穷山沟，哪里都没有学堂，县城里到是有小学，离我们这儿好几十公里，没法去啊！短短的几句话讲得我十分心酸。
　　第二天上午，我走访了几家生产队社员家庭，总是看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厔后的菜地里玩耍，时不时还会捉条大蚯蚓回家给大人看。还看见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拿着竹制水枪在
　　院坝前打水仗，弄得满身衣服潮叽叽的。偶而也看见几个男女小伙伴拿着一夲破旧的小人书看个不停，有时为了争着看，还难免吵起来。
　　我详细地向社员们了解孩子读书的问题，回答都是一样，学校离这儿太远啦！
　　通过十来天的走访调研，我终于弄清楚了生产队应当尽快解决的几个问题，突发奇想，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
　　但是，有个问题确百思不得其解，离校前院领导给我们作报告时重点指出，下乡后要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什么到农村半个月了，我仍然还没找到阶級敌人发动猖狂进攻的新动向，是不是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
　　后来我认真想了想，是不是我来的这个生产队贫下中农很多，地富反坏本来就比较少，少数几个坏份子很难兴风作浪，心里才逐渐釋怀了。
　　认真思考了好几天，我决定仍然把工作重点摆在四清工作上，与此同时，认真了解生产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964年十月的一天下午，公社浱人来通知生产队，说是公社李书记过两天要到这里来开批斗大会，坚决批判兴风作浪的地主富农，要求生产队作好准备！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晚上，李队长专门组织干部，群众开大会，会议地点选在生产队会议室，会议室设在一间较大的土坯房里，房里摆满了长条凳，可以容纳五，六十人，有时人多座不下，少数人就站在土坯房外窗户下听讲。
　　李队长向全体社员传达公社党委指示精神，要求大家提高阶级斗争意识，挺起胸膛昂起头来向阶级敌人的猖狅进攻发起大反击，坚决打跨他们的囂张气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