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岸（1）

　　一、老三届变七七级
　　今年【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也是我读大学四十周年的纪念日。是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是改革开放第一份红利的获得者。
　　邓公拍板定高考，中国迈进新时代。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真正拉开了时代转换的大幕，率先改变了中国。中国的新时代开始了。
　　在1977年12月的高考中，我所在的建华山小学有8位老师参加考试，全部入围，后来都被大中专学校录取，其中5人考上大专院校，3人考上中专。1978年春季，我们离开了学校，小学一下子缺了很多教师，大队又推荐了十位“人才”，当了民办教师。几十年后，我对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当年考不上大学，你们就当不了民师，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后来他们都成为公办教师】啰！”
　　校外的高考成绩也不错，共有5个人考上了大专院校，加上小学里8位老师，有13个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成了当时文昌县高考成绩最好的单位，为建华山大队争了荣誉。春节后海南日报记者下到我们这里采访，并写了专题报道，对建华山大队进行了表扬。
　　据统计，在1977年高考中，海南汉区十县市有8、5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年，后来实际参加高考的有54315人，有2213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是历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在被录取的两千多名考生中，海口市和文昌县差不多占了一半，成为当年高考成绩最好的县市。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中，老三届有相当部分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是恢复对人类文明的尊重。文革中荒唐事甚多，但废除高考，提出只办理工科，恐怕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大事之一。
　　中国恢复高考，公民岐视开始终结。虽然还有少数地区将一些所谓政审不合格的优秀学生不予录取【后来这些考生也先后被录取】，但在大部分省市，暖风毕竟吹走寒意，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获允走进考场，顺利录取。
　　此生有幸，我与一个新时代同行，直接、真切地感受一个新时代的生机勃勃。
　　当我拿到海师【指海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海南当时仅有三所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悲感交集，喜泪横流。久违的大学，终于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等待你已经有整整10年的时间了！
　　春节期间，我把通知书交给父亲看，告诉他我考上了大学。他的脸部毫无表情，只是淡淡的一句话：“你考上了？”此外再也没有下文。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我们已经分了家，我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了小学，如果我上了大学，家里只有爱人在生产队里劳动，经济上非常困难，我需要父亲的帮助。经过再三恳求，我父亲答应每个学期给我40块钱。
　　春节过后不久，在全国几百所大专院校里，迎来了一批新的大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三届学生，他们的年纪比一般的学生大得多，很多人都在三十岁左右。他们的穿着比较朴素，大多数人穿着灰色和蓝色的制服，有些还穿着旧军装，很多人都背着黄色的挎包。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那种激情和狂热的色彩，而是多了一种饱经风霜和凝重的神色。在这批大学生中，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基层，有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有军人、工人和基层干部，他们人生动荡坎坷，社会阅历丰富。
　　在第一批大学生报名入学之际，文昌县革委会为了表达自己重视教育和尊重人才的决心，由科教办牵头，组织了几千人，在文城街头，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学生入学仪式，一百多名大学生胸戴大红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这在文昌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78年3月18日是开学的日子【全国统一】，我依时到校报名。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百废俱兴，交通还非常落后，去哈尔滨坐火车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新疆去要用将近十天的时间。当时东郊到海口只有每天一班车，而且是早上六点钟，买不到票或者迟到了就要等第二天了。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我爱人帮我挑行李和我一块去候车，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同校的符老师。我们走了十多里路，刚赶到车就准备开了。
　　我们的学校在府城。我文革串连时到过海师，它就在海南中学的旁边，这是一所很不出名的学校，海南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名字。学校的规模很小，只有几栋大楼，其余的就是破旧的部队营房式的瓦房。
　　我走进校门【当时还没有校门】，一张大幅标语映入我的眼帘，红底白字，非常醒目：热烈欢迎77级新同学！我感到奇怪：我们是78年入学，应该叫78级才恰当，怎么把我们称为77级呢？过后我才明白，今年夏季还要举行高考，秋季入学，这批学生才是名复其实的78级，一年内不能同时有两个78级。我们是77年高考，78年入学，这样，我们这一届大学生除了有老三届这个特定的历史名称外，又多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名称：77级。
　　从老三届变为77级，见证了共和国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历程。曾记否，我们老三届这代人，生在红旗下【1949年】，成长在粮食紧张时期【1959年】，读书在动乱年代【1966年】。
　　在文革中，我们“大串连渡过江”，“文攻武卫扛过枪”，“接受教育下过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过红卫兵，也当过造反派，我们斗过老师，也砸过文物，烧过书，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做了很多傻事，也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始被利用，终被抛弃”，文革闯将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提前流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十年动乱中历尽了人间艰苦，品尝人间的辛酸苦辣。
　　我们老三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传奇性、生活经历最曲折的一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经历过的多灾多难，也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希望。
　　海师中文77级是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地方。我们这个班的许多同学在高考中成绩优异，但因年龄偏大【入学时已三十岁左右，且许多人已婚】，招生办为了给年纪较轻的考生打开绿灯，就把他们打发到培养“臭老九”的海师中来了。在我们这个班级中，老三届占大多数，他们当中有大队书记，有团委书记，还有记者、医生、银行职员、公社宣传干部和广播员等，什么人都有。当民办教师的人最多。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头头，个别人甚至在文革武斗中还负过伤，造反派的余威还有。他们身份特殊，有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们一个小小的班级中，竟有七名党员，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党支部。因而很多人都有点儿自命不凡。
　　有一次，有位年轻的教师【工农兵学员】给我们班上党史课，他在上课时总是喜欢讲“我们党如何如何”，一位党员学生感到不耐烦，在下面嘲笑他：“我们党？哼！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党员呢？”搞得那位老师很难堪，闹出了大笑话，后来学校领导把我们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只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非常自觉，个个都通情达理，非常尊重老师，不管他来自哪里，不管他水平如何，不管他年龄多大，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老师，尊重老师是学生最起码的准则。在学校里，很多老师跟我们的关系都很融洽，最喜欢上我们的课。他们经常向学校党委反映：中文77级的课堂纪律最好，思想非常活跃，学生的水平也很高。我们都懂得，我们这么大的年纪能够上大学，是最大的荣幸，我们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决不辜负邓公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中文77级的同学在社会上历炼多年，比较成熟，自学、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许多同学在入学前都当过干部，当过教师，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办事的效率很高，很多事情，只要班主任【那时叫指导员】交代班长，不用他出面，我们全班同学会同心同德，全力以赴的把它办好，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后来班主任对我们说：“我这个班主任是无为而治，很多事情都是你们想点子，脚踏实地地干，而且干得很好。我当了你们三年的班主任，感到非常轻松，一点压力都没有。我很少考虑到你们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到，你们都为我想了，而且想得非常周到。我为能当你们的班主任而感到自豪。”
　　事实上也是这样，他当了三年中文77级的班主任，平时就很少下到班里来，平时我们也很少见到他。后来，同学给了他一个浑号，叫“周主任”，意思是说，他一个周才同我们见一次面，来了也不说什么大话，只是握握手，拍拍肩膀，聊聊天，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我们都非常自觉，上级按排下来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了，他反而觉得自己多余了。有一次，班里同学为了一个问题争得很厉害，人声鼎沸，声音都传到了外面，这时，有位同学大声说：“周主任来了！”大家马上停了下来。他走进教室，什么也不说，只是对我们笑了笑。
　　我们的班主任姓王，澄迈人，也是海师学生，毕业后留在海师当老师。他个子矮小，长得很壮实，脸色白哲，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烔烔有神。他年纪比我们小得多，我们跟他见面时，从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小王”，他笑了笑，感到非常亲切。他性格随和，没有架子，跟我们合作得很融洽。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年纪相差很大，很多同学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最年长的是班长，姓吕，东方县人，入学时他已经32岁了，而年纪最小是李x同学，刚过17岁，是海中的应届毕业生，他的父亲也在海师当老师。有一次班长竟对他开了玩笑：“要是在解放前，我生都能把你生出来！”在今年的班里纪念入学40周年的聚会上，班里的所有同学都退了休，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工作岗位上。
　　开学后，我和符老师被分到第二组，这个组共有12名同学，其中7位同学都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符老师是共产党员，被同学选为为组长。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被我们叫成“造反派”，见面打招呼时我们不叫他的名字，而直呼为“造反派”，因为他太年轻了，性格也比较幼稚，在我们心目中，他简直还是个孩子。
　　我们班里还有一位全校性的风云人物，他姓邢，乐东县人。他性格随和，待人极友善，我们都亲切地叫他“邢大哥”。“邢大哥”中等身材，头长卷发，脸色苍白且带病色的红晕，声带嘶哑，给人一些弱不禁风的感觉。但他的性格非常坚强，精力旺盛，他经常坚持学习和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据说他也是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文革中非常活跃。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口才很好，能写一手好文章，很受当时军代表的赏识，推荐他在县革委会宣传组里搞宣传工作。他66年高中毕业，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在入学前他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自治州很有名气。他给我们的现象是：为人忠厚，非常豪爽，不排架子，在工作上有一股拼命精神，且领导组织能力极强，很受领导看重。开学后不久，学校学生会改选，校党委推荐他当了学生会主席，这无形中也提高了我们中文77级的地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先当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后当校党委副书记。再后来，他离开了学校，专搞行政工作，先当省党校副校长，后当了省文体厅的副厅长。“邢大哥”不喜欢官场生活，他爱好写文章，搞学术，最后他又回到了本行，跑到广州某一所大学里当了一名教授，他著作很多，颇受欢迎。
　　我们班里有很多同学当过教师，有几位甚至当过中学教师，起初那些年轻的教师很害怕接触我们，特别怕上我们的课，因为我们的教龄比他们长，在教学上有一定的经验。有些给我们上课的年轻老师都是工农兵学员，刚毕业不久就来到了师专。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讲台上那种胆怯，那种束手无措的神态。不过，同学们对他们比较尊重，从来不在课堂上公开指摘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缺点和不足，课堂纪律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有一次，有一位黄老师上我们中国历史课，他刚刚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课堂经验不多。同学们看见他在三节课中一共写了十多个错别字，而且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在课堂上，同学们没有公开讲，这样会使他非常难堪。下课后在没有人在场的时候我直接找他谈，这样做既保持了他的尊严，又指出了他的不足，他表示诚恳接受。
　　我们入学后，学校里还有两届工农兵学员【77年没有招生】，大约有四五百人左右，跟我们77级的学生人数相等。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这些工农兵学员中，虽然也有不少人才，但也有一些仍是“初中文化，小学水平，幼儿园脾气”的名不符实的大学生。尽管在有些大学里，曾发生过77级学生同工农兵学员矛盾和冲突的事件，但在海南师专，我们77级学生非常尊重工农兵学员，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学，友好相待，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在他们毕业时，我们还为他们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会。
　　老三届中的大多数人在文革中被卷入了运动，少数人【家庭出身不好】当了逍遥派，他们或当红卫兵，或当造反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批斗老师，冲砸文物，参加武斗，残杀同类，做过违心事。几十年后，当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了错误，进行了反思。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回校公开向老师陪礼道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金不足赤，人无完人，人非草木，焉能不错？知错必改，改了就好。
　　1977年恢复高考，使老三届人在改革开放中搭上了最后一班车，尽管能考上大学的人不多，据统计，在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中，在77、78两年的高考中，考上各类学校的老三届仅有十万人左右。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恩赏，因而他们对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珍惜。据高校老师反映，在历届学生中，老三届的学生最能遵守校纪，最勤奋好学。毕业以后，他们在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下面让我来展示一些既是老三届，又是77、78级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蒋巨峰，1948年生，78年入读复旦大学，曾当过四川省省长，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陈学亭，1948年生，78年入读西北师大，曾当过甘肃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蔡武，1949年生，78年入读北京大学，曾当过文化部部长，中共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
　　邢元敏，1949年生，78年入读南开大学，曾任天津市政协主席，中共十七届候补委员。
　　陈建功，1949年生，78年入读北京大学，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王光伟，1950年生，78年入读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
　　李学勇，1950年生，78年入读北京化工学院，曾当过江苏省省长，中共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
　　李源潮，1950年生，78年入读复旦大学，曾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艺谋，1950年生，78年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著名电影导演。
　　楼继伟，1950年生，78年入读清华大学，曾任财政部部长，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
　　刘源【刘少奇之子】，1951年生，78年入读北京师范学院，上将军衔，中共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
　　陈凯歌，1952年生，78年入读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著名电影导演。
　　一个个名字，一份份简历，见证了老三届人一段不平凡的道路，见证了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