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之歌地回想

　　前不久，一位网上的朋友给我发来一首用俄语唱的，前苏联二战时期的歌曲“喀秋莎”。听着、听着，我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久久激动不已。此时，40多年前下乡当知青的那段难忘历程，也随之浮现在眼前
　　记得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当枯燥，闲遐之余，听听墙上小匣子里播出的老革命歌曲、现代京剧样板戏，就算是一种享受了。为打发平时的无聊时光，我自学了二胡、笛子和土琵琶等乐器，每到傍晚时分，就一个人自得其乐地拉起来、吹起来、弹起来。有时，也哼唱一些抄来的当时最流行的诸如“电影插曲”、“知青赞歌”等歌曲，以解除和排遣每天劳作后的疲惫和孤寂的漫漫长夜。
　　一次从生产队回城办事的途中，当我路经毗邻生产队的一个知青住房时，被里面传出的低沉浑厚的男中音歌声所吸引，随即驻足倾听。虽感声音有些沙哑，但音准和节奏上觉得把握的还行，就是不知其叽哩咕噜地唱的是什么词。颇感好奇的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屋外空地上叫道：“朋友，可以到你家里坐坐吗（听人讲这屋里住的，是一位刚从外地农村迁转到我们这里的重庆知青）？只见从那裂着不少缝隙的土墙房里，走出一带眼镜的瘦高个男子。瘦削的脸上没刮和不修饰的胡子，在他那稍厚的嘴唇和尖下巴上长短不齐地乱长着；高高的额头之上一头冲天的乱发，加之又佝偻着背，显得有些与岁数不相符的苍老，只有眼镜片后的那双转动有神的小眼睛，才给人以精敏的感觉。见到我后，这位瘦高男子笑着走上前来与我握手并友好地说道：“朋友，请屋里坐！”
　　经过一番简短地自我介绍后，我们认识了对方。那年月，可谓天下知青一家人，所以，一进屋我们就很随便地攀谈了起来。从学校读书到下乡当知青的过程和经历，几乎无所不聊。摆谈中，我得知他是重庆老三届的高中生，因“文革”而失去了最后一次高考机会，无奈地下乡当知青并已有3年的经历了。有些熟悉后，我便向他问道：“刚才你唱的是什么歌曲，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他笑道：“我唱的是苏联“二战”时期的歌曲《喀秋莎》，是用俄语唱的，所以你听不懂。”“原来如此，我很喜欢，你能教我唱吗？”我试探性地问道。“可以！只要你愿意学！”他很随和地答应了我。从此，我们便频繁地接触和走动起来，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不久，我除了能“熟练”地用俄语唱《喀秋莎》歌外，还能简单地说上几句常用的俄语单词，知青们都因此而羡慕我。
　　一次谈话中，这位后来被我叫做周哥的重庆老知青突然问我：“你想上大学吗？”我说：“怎么不想！就怕没那机会”他点点头说道：“那好，以后咱们一起学习吧！机会不是等来的，得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创造，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听得这话，我信心倍增并从城里的家中，拿回了下乡前老师送给我的高中课本。自那以后，我们就常聚到一起读书、学习，周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课外辅导老师。当然，那首鼓舞人心的《喀秋莎》之歌，也成为了催我学习奋进的动力。可好景不长，不久，我们的理想便化为泡影。不知何时，我俩在一起学习文化知识和唱外国歌的事，被传到了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耳里。在一次每月列行召开的全公社知青大会上，这位公社干部，表情严肃地向与会的知青们讲道：“最近，在我们公社出了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在你们知青当中，居然有人在劳动锻炼时不好好地表现，却在背地里偷着学习什么‘数理化’，唱什么‘苏修’歌，这种走白专道路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影响很不好！为此，公社已取消了周XX和刘XX今年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资格，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哈。”会后，我和姓周的重庆老大哥没再参加知青们的集体活动，就提前回生产队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我们没了上工农兵大学的资格，但我俩的学习却始终没有放弃。不过，我们将以前学习的时间和次数做了一些调整，大多时候都是单独自学。倘若遇上有搞不懂的问题，我会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打着手电筒，拿着打狗棒悄悄地到周哥那里去请教。而他呢！也没顾忌太多，对我进行的辅导和讲解，依然认真和不厌其烦。
　　秋去冬来、花开花落，我和周哥在压抑的生活中又度过了难熬的两年。直到我们身边的知青战友们一个个参军、上工农兵大学等走的没剩几个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是该暂时放弃学习，好好考虑一下回城的事了。于是，我俩积极地参加各种劳动，不论是插秧、打谷的田间劳作，还是肩挑背负的重活、累活啥都抢着干。可无论怎样表现，这参军、读书等好事总轮不到我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凉和绝望，感到了难耐的孤寂和阵阵寒意我常常在想，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啊！难道古人诗中所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的还”的悲剧，还会由我来重演吗？我不也是十五岁下的乡啊！难道就这样当一辈子农民？我心有不甘和无助地对天呐喊并揪心地问自己
　　是年冬天，喜神悄然而至，如同封冻多年的大河在阳光地照射下，融化了紧裹的冰衣，而后一泻千里地向着大海奔去。各地、各级的大小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纷纷开始招工了。我凭着自己的良好表现和所具有的所谓音乐天赋，如愿地被招到了一家央企。接到进厂通知书的那天，我高兴地来到周哥住的土屋，把这特大的喜迅告诉了他。当他听到这消息后一下就楞住了，尽管一丝不易察觉的凄凉表情从他那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瞬间滑过，可他还是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强作镇静态地微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啊，应该庆祝一下！”之后，我俩商量着到附近的场镇上买了点蔬菜、花生米和最便宜的一斤白酒，再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办起“庆祝宴”来。掌灯时分，饭菜做好了，我俩边吃、边喝、边聊。酒过几巡后，周哥突然端着小酒碗站起来要和我碰杯，我也赶紧站起来陪着回敬并与他碰碗。他红着眼睛问我：“高兴吗？”我说：“当然高兴！”他接着说：“那好，把这碗干了，咱们一起唱《喀秋莎》，算是我为你送行吧！”我赶紧回道：“好的，干！”碰碗响后，就听酒水进喉咙直下胃肠的咕噜声。接着震天响的《喀秋莎》在小屋里爆发出来
　　不知唱了多少遍，那无所顾忌地唱响声把压抑多年的苦闷、怨气和愤怒全都带了出来，感觉是那么的痛快欢畅、那么的荡气回肠！唱着、唱着，我俩的声音变调了，发出了难听的左派声、嘶哑声。没过多久，从周哥含混不清地吐词中，从他晃晃悠悠的姿态上，我看出没喝多少酒的他，真的醉了。看着眼前刚进而立之年，黑发里就过早地窜出许多银丝来的周哥，我流泪了，不！应该说是心碎了；看着被我扶上床躺着仍在说酒话的周哥，我心里好难过，几分不舍、几分留念的凄凉氛围笼罩着整间屋子。与其说是欢乐的庆祝，不如说是我俩无奈地离别！面对深醉不醒的周哥，我站在他的床前，心里默默地对他言到：周哥，是你无私地教给我许多未能在学校里完成的学业，是你鼓励我度过了在农村时的最艰难岁月，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之后，我向他深深地拘了一躬。
　　两年后，三十大几的周哥终于进了当地的一家工厂，我曾去看望过他。后来听人讲，我那次走后不到一年，他就匆匆地结了婚，不幸的是婚后不久，他居然患了精神分裂症，疯了。到后来，他离婚了，提前病退了。再后来，据说他被家人送回老家山东去了。
　　过了这么些年，如果说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上还取得过一点成绩和成就的话，那么，这些进步，与这位曾经有恩于我的重庆知青大哥当年地帮助是分不开的。如今，每当我唱起或者听到这首熟悉的《喀秋莎》时，总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总会情不自禁地合着节拍，尽情地、动情地去放声歌唱。这，大概就是人们对难忘的过去地一种真情流露吧！这，大概也是我对那特殊年代和那倍受我敬重的人地一种反思和回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