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情事

　　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里，有一条小巷，叫板桥巷。四十多年前，这条小巷里有一家人家，这家人家有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儿。我认识其中的姐姐，她是第一个闯进我爱情世界的女孩。
　　那时，我们才上初中，我和她不在一个学校。她母亲和我母亲在同一个单位，我母亲经常回来讲她漂亮；我妹妹也认识她，她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地区文教系统的文艺会演。我就是在这种还不认识她的情况下，爱上了她的。我常去那条小巷，希望能遇见她。她们姐妹俩住的小屋，窗户上常年挂着一条白色的窗帘。那条小巷，那个挂着白色窗帘的小屋，是我梦牵魂萦的地方。但我也知道，我们两家是不可能结亲的。我家是一个“红色家庭”，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三代贫农，当时我母亲是她母亲单位的领导，我父亲则是我母亲单位主管部门的领导。而她的父亲，解放前是我们县城一个布店的老板，她母亲是她父亲的童养媳，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她父母作为被改造对象，成了合作从业人员。她还有一个叔叔在台湾，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她的母亲对我家很巴结，常来我家，每次总是怔怔地看着我，我想，她是想把女儿许配给我吗？
　　一九七0年冬天，我们初中毕业后，她分配进了地区纺织厂，我到部队当兵。在我离家前的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她。那晚，在县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新兵欢送晚会，节目中有一个是地直工交系统文艺宣传队演出的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剧中女主角“红嫂”，就是她扮演的。身材秀长，亭亭玉立；双眉微颦，云恨雨愁。我终于抑制不住感情，到后台去找她。她裹在一件军大衣里，被一群少男少女包围着。我无法接近，徘徊良久。后台进出的人，都奇怪地打量着我，我只好又回到礼堂里。晚会结束以后，我们在文化宫篮球场上集合，灯光下，看着那些文艺队员，背着乐器，唱着歌，在我们面前走过。她的身旁，跟着一个高个俊美的男孩。那个男孩我认识，和她是一个学校的，在当时我们县里很有名的三代会宣传队里演郭建光，曾是地区少年乒乓球冠军，在中学生中很有名，这一次也和我们一起报名参军，却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心猛地一紧，莫非他们在谈恋爱，刚才在后台，就是他离她最近。
　　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充满了离愁别绪：明天就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特别是离开她，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再见到她。第二天清晨，我们出发了。队伍经过板桥巷时，我看见了那间熟悉的房子，那个遮着白色窗帘的小窗。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我想，她此时在哪儿呢？我想象着：她忽然在巷子里出现，向我走来，默默地看着我，相顾无言，一直将我送到轮船码头，将我送上船，船离去很远了，她还在凛烈的寒风中，独自站着我带着对她的思恋走了，将对她的思恋带到了皖西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山沟里。春天，在开满鲜花的山溪旁；夏天，在野营拉练的宿营地；秋天，在夜深人静、明月照临的哨岗上；冬天，在白雪覆盖的坑道里：她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带着对她的思恋，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时光。
　　一九七五年我退伍后，断断续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当年，她确实在和那个演郭建光的男孩谈恋爱，但她的父母不同意。她的父母急切希望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要把她嫁给一个干部家庭，而那个男孩的父母，都是县轧花厂的工人，而且家庭成份也不好。后来，她被几个领导干部的夫人看中，其中包括当时她单位的革委会主任、文革前地委财贸部部长、一个行政十三级老干部的夫人，但都因她的家庭成份和海外关系而告无终。她父母便把目标转向部队干部。但那时部队干部找对象，也要经过组织政审，那些部队干部在与她见过面后，都信誓旦旦表示，如果组织不同意，他们宁可脱下军装。但他们脱下军装还有什么“光环”可以笼照她的家庭，大多是农村子弟，营连干部，转业到地方也就当一般干部。这样，介绍了几个也都没有成功。
　　一九七五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睡午觉，忽听我妹妹在北边窗口嚷道：“快来看，和大毛子在一起。”我一跃而起，果然看见她站在我家后面一排房子前面，旁边跟着我们院子里的大毛子周秀英。难道他们在谈对象，我想。那个大毛子的父亲，原是我父亲单位的零时工，“文革”开始后，零时工都被辞退回家，唯有他不走，来问我父亲：我留下“造反”行不行？我父亲被他难住了，那个年代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也没有胆量说不准他“造反”。他就留下了，后来成了单位造反派头头，“三结合”时，又成了单位革委会副主任。他母亲解放前是个唱戏的，“文革”时经常在家化妆唱“样板戏”。她死要漂亮，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为儿子找媳妇也要漂亮，大毛子才23岁，就到处为他找对象。这个大毛子是我最瞧不起的人：怕水，我们下河游泳，他在岸上替我们看衣服，我们打篮球时他管记分，谁进一个球，就在一块黑板上划一道杠。长得象个猫头鹰，给他介绍的女孩都嫌他丑。有一个女孩说他是单眼皮，他就去开成双眼皮，结果眼皮割多了，象鱼一样，老是瞪着眼。她如果跟他谈恋爱，那才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糞上。
　　果然，不多久，就听大毛子的妈妈到处讲，大毛子谈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象；周秀英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说是她介绍的。由此，我对她生出深深的怜悯：这样一朵美丽的鲜花，娇艳，柔弱，凄美，却绽放在寒冷的冬季，承受着严霜的侵袭，任人攀摘，遭人蹂躏，司花之神啊，你为何如此冷酷，如此无情。对大毛子一家，我感到无比愤慨，他们这些文革新贵，什么好的东西都想占有，这简直就是乘人之危，强抢民女。我暗暗希望他们的事情不会成功。然而，好像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国庆节他们订了婚，而且听说春节就结婚。
　　不知不觉中，春节临近了，可是，大毛子家却并没有准备结婚的迹象。一天，周秀英来串门，才知道他们在订婚后不久就“吹”了。我想起父亲一次曾说，大毛子的父亲调到地直另一个单位当一把手了，他还有希望调到地革会工作。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婚事告吹的原因吧。果然，周秀英说，大毛子的父亲忽然坚决不同意。大毛子性格懦弱，大哭一场，分手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产生了去找她的念头，但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勇气，只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倾诉了藏在心中多年对她的感情。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不知她收到信没有。就在我等待期间，忽然听说她去世了！那天一九七六年四月末的一天，下着雨，绵绵密密，淅淅沥沥，如烟如梦，如泣如诉。正值一年春尽花残之时，这颗尚未开放的鲜花凋零了。她是回族人，听说，前一天她去过清真寺，面对长老无语流泪，当晚就服了安眠药。她在厂里，是三八红旗手，每天提前上班，推迟下班，但那天早晨，很晚还没有醒来。她妹妹叫她，没有回应，掀开被子，她妹妹吓呆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已化为一缕轻烟。
　　岁月如流，转眼间她离开这个世界40余年了。我不知她有无墓地，如有，也不知她葬于何处。在那些凄风苦雨之夜，我常常想起她：这颗美丽、忧郁、孤独的灵魂，她在哪里安息？
　　又记：
　　她的妹妹，长大后出落得比姐姐还要漂亮。十八岁时，凭长相进了淮剧团。十几年后，又调到新华书店。我常去新华书店买书，因此认识了她。她说话声音很好听，不见人，仅凭声音，就令人倾慕不已。她已于十年前退休，现也是一个两鬓微斑做奶奶的人了。
　　载于本人文集之《川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