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闻余秋雨先生病逝了

　　忽闻余秋雨先生病逝了
　　最近在网上无意中见一则消息余秋雨先生病逝了。
　　初时，感觉到的意外，余秋雨竟然去世了，而后是淡淡的叹了口气：死了就死吧。
　　在几年前，我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的代表作《文化苦旅》，当时先生的思想和语言深深的震撼我，特别是在《道士塔》中那种对于当时中国人丑陋，表现的那么的犀利，犀利的如同闪着寒光的刀剑一般，对于那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的王圆箓，对于他我当时只有一种想法，掐死他。
　　然后，我读了先生的《千年一叹》，“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先生对于文化的热爱已超过了他对于自己生命的热爱。
　　然而，几年后，我解了一些事：其实我想掐死的王圆箓，为了保护莫高窟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在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对于王圆箓做出了：“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的评价。并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先生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文物到地方政府，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先生没有向此文的作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先生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
　　先生有着文人的傲气，先生不愿承认文坛的前辈是错的，哪怕真的前辈们是错的，所以在先生的《道士塔》中宁可颠倒黑白的将一个守护者塑造成了一个背叛者，也要袒护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先生气量不大但无伤大雅，他好面子，对于前辈们歌功颂德，宽容仁慈；对于后辈们我引一句先生的原话：“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对于后辈们先生总是一副前辈导师的样子，韩寒在自己的文章中骂了先生，先生以一个爷爷对孙子的口吻对韩寒说：“骂人是不对的，骂人为什么不对，因为骂人容易让别人生气，而一生气就容易得高血压，而一旦得高血压就容易引发中风和心肌梗塞，而一旦中风和心肌梗塞就容易死”这种貌似的“妥协”回应，是先生惯用的。早在当年先生也对余杰也是如此，先生亲自给余杰写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又在魏明伦家见了余杰。这种善意的妥协似乎并不能说明先生是恢廓大度的学者。先生自我的或是被自我的高标了自己，然后将所以的批评，当做践踏自己的尊严，当做破坏自己的名声。正应如此先生像其他几位心胸狭窄的“著名”作家一样，把正常的批评当作谩骂，说那些“骂”先生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从动机上否定自己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想靠他出名”。面对批评的时候，先生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
　　今天我知道了，先生是被病逝的。先生的身体不错，先生仍能挥笔泼墨，写下锦绣文章，仍能开拓抑或是改过。先生现在是成功的散文家，或许今后会是文学大师。